老子“道”的两重性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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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过这样的一首七言绝句来向老子提出疑问:“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北宋理学家程频也曾指出:老子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如冰炭不相容一样。近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老子衍》中提到了老子学说中许多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在当代老子研究中,更多的学者也都纷纷指责老子“有”、“无”不分,“物”、“理”不明,精神与物质混为一谈,本体与认识辩别不清,认为老子在根本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形成,是对老子的“道”缺乏深刻认识的结果,是“二元论”在中国哲学上的反映,是形式逻辑体系对辩证思维的干扰,是强调斗争的西方文化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在东风西渐的今天,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认识一番。
  我们常说的“矛盾”,一般来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即两重性),二是说逻辑推理中的自相矛盾。哲学上一般都承认事物内部的这种自相矛盾性,而科学论证则要尽量避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但哲学的完备性要求与科学的确实性要求似乎也是一对不能两全的矛盾(胡皓、楼慧心“科学与哲学的反向选择——从确实性与完备性不相容谈起”载《哲学研究》1991.7)。因此,承认事物的自相矛盾性,尤其是承认象“道”这样最基本、最原始的哲学概念的两重性(对此,儒家先师孔子也有所认识。《论语·里仁》中就有“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句),就极易在表面上给人以犯有逻辑错误的印象。这是矛盾的两层含义在终极问题上的自然合拢。
  其实,“自矛盾性”是一切现实的共同特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所谓“两重性”,就是集对立双方于一身,其本质似乎与逻辑矛盾相一致。不过,某种东西“原始性”(包括在时间、空间及概念等各种意义下的原始性)越强,其“两重性”的特点就表现得越明显,“两重性”的种类也就越多。老子的“道”,因为是一切事物的最后抽象,是最原始的东西,故它的“两重性”就表现得最强烈,种类也最繁多。
  老子曾极力赞美过的“水”,就是一个“两重性”很强的事物。事实上,因为“水”在常温下属于液体,没有固定的形状、颜色和气味,可以适应许多的变化,可圆、可方、可细、可粗、可短、可长、可柔、可刚、可软、可硬、可黑、可白、可香、可臭、可弱、可强,也就是说,它是圆与方、细与粗、短与长、柔与刚、软与硬、黑与白、香与臭、弱与强的对立统一。这就表现出诸多种类的“两重性”来。而且,我国五行理论中“天一生水”的观点和现代科学考证的地球形成以后首先在地面上充满了水的结论不谋而合,都指出了“水”在物质世界中的“原始性”地位,故老子称水接近于道(《老子》八章:“水……,故几于道”。以下所引《老子》,只注章次)。而后依次生成的火、木、金、土,则因规定性越来越多,两重性越来越少,所以,离“道”也就越来越远了。
  数学中的“点”,似乎也离“道”不远。“点”虽然是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但现实空间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却都可看作是一个“点”。因此,它就具有既抽象又具体、既实在又虚无、既有限又无限等等的“两重性”。公元二世纪晚期的希腊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就曾分析过数学中“点”概念的辩证法。他认为“点”是不可量的,所以在空间之外,但同时又是“与空间有关的——因而是内部辩证的东西”(黑格尔语,转引自《辩证逻辑》59页)。“点”的这种“两重性”也是由它的“原始性”所决定的。事实上,“点”在几何学中正是一个只能粗糙描述却不能严格定义的“原始概念”。而“线”则比“点”多了一条“在两个相反方向上无限延伸”的规定,故“线”要比“点”离“道”远一些。同理,“面”较之“线”、“体”较之“面”,又增加了更多的规定,其“两重性”就越来越少,同样离“道”也就越来越远了。
  现实中的颜色有消色和彩色两大类。因为消色是全体彩色的混和,它包容了对立的各种彩色,故消色要比彩色原始,即接近于“道”;但在消色中,灰色又是黑白二色的混和,它比黑白二色随意得多,因此,灰色比黑白二色更近于“道”;但灰的颜色毕竟还是一种“有”,一种规定,它与无色比较起来,仍是一种较大的束缚,所以,无色比灰色又接近于“道”。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老子常常把“道”的本体意义称作“无”的道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无规定性”。这种特性越强的事物,就越自由,越随意,那么,它包容的范围就越大,“两重性”就越多,离“道”也就越近。这与逻辑上“内涵越多,外延就越小;内涵越少,外延就越大”的规定完全一致。只不过,逻辑上没有涉及到无限状态。但近代数学中“负无穷大等于正无穷大”的观点以及射影几何中直线模型是一个封闭圆的规定与老子“物极必反”的思想不谋而合。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称“道”是内涵无限多而外延无限小、同时又内涵无限少而外延无限大的东西,正因为此,故老子说“道”“可名于大”、“可名于小”(三十四章),又说“道可道,非常道”(一章),内涵无限,怎能道得明?怎能说得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可大可小的“道”显然与只能大不能小的“上帝”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从“水→火→木→金→土”、“点→线→面→体”及“无色→灰色→消色→彩色”的传递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越具有原始性,就越具有随意性、无规定性、模糊性、混和性、包容性、自矛盾性和两重性,也就越接近于“道”。类似的排列在《老子》中也出现过多次,如:“道→一→二→三→万物”(四十二章)、“道→德→仁→义→礼”(三十八章)等等,而“自然→道→天→地→人”(二十五章)的排列,则指出了“道”有着集极大和极小、极始和极终、极重和极轻于一身的两重性。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的时间、空间、能量、力量、集合、个体以及大、小、多、少等基本概念,也都是比较接近于“道”的东西。
  老子常常把他的“道”称之为“一”,并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章)。孔子也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历史上,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哲学家、思想家都要把他们的理论最终抽象到“一”,甚至象笛卡尔这样典型的“二元论”者,在其二元之上仍然要有个“一”——上帝。但是,对于“一”的称谓和内容,却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赫拉克利特称作“逻各斯”,孔子则称为“仁”,康德认为是“自在之物”,黑格尔则认为是“绝对精神”,佛家叫作“佛”,禅宗则称作“禅”,穆斯林认为是“安拉”,基督徒则以为是“上帝”,唯物论者称之为“物质”,唯心论者称之为“精神”,……,等等等等,真是举不胜举。但是,以上诸多的“一”,不仅名称不同,其实质也都大不一样。有的侧重于唯物,有的偏向于唯心,有的是指世界观,有的是指方法论,有的属于本体论,有的则是认识论,有的只能大而不能小,有的坚持实而反对虚,有的强调绝对,有的主张相对,有的追求轰动,有的只求平淡,……,凡此种种,作为世界上最本质的“一”,显然都有所欠缺。
  老子的“道”则与众不同,它作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一章),不存在什么偏向,它有着无限多的两重性,因此,它既囊括了所有的“对立”,又集中了全部的“统一”,还包容了一切的“规律”。所以,“道”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自然的规律;它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虚无的,又是实在的;既包含了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它集有无、大小、善恶、真假、美丑、黑白于一身;它具有阴阳相交性、刚柔相济性、动静相间性、有限无限混和性、变与不变同一性、宇观微观合一性;……只要我们把现实存在的或随意想象的任意一对矛盾加在“道”的观念之中,都会得到和谐的统一。这才是老子“道”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因此说,老子的“一”较之其它的“一”,要更原始,更博大,更深刻,更全面,更宏伟。
  老子的学说、个人经历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他的“道”一样,也都有着原始、广博、精微、混和、两重、自由的特性。老子以前的圣贤,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无法和他相比;老子以后的哲人们,也不过都是在老子“道”的框框内,转来转去,做着小范围的发挥。老子就象一个历史的总设计师,他规划出了世界的大致蓝图,而把具体的工作留给了后人。从老子的学说中,政治家学到了治国之道,哲学家找到了辩证法,科学家发现了推理,文学家获得了想象,军事家学到了战略战术,美学家吸取了艺术,养生家看到了行气,神学家看到了宗教,诡辩家找到了辩术,阴谋家学到了权术,……“德”的思想发展为儒家的“仁”;“慈”与“俭”引出了墨家的“兼爱”和“节用”;“不仁”导致了法家的严酷;“哀兵必胜”和“以奇用兵”引出了孙子兵法。韩非学了《老子》,就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直接指导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大业,王弼学了《老子》,在“易学”上就能一扫象数,成为一代宗师;王安石学了《老子》,在政治上就能实行变法,被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即使象孟轲、董仲舒、朱熹这样的大儒,无一不曾受到老学的影响;印度的佛教也只有在吸收了大量的老子学说后,才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我国地地道道的国教——道教,则尊老子为教祖。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包括唯心和唯物),都要不同程度地在老学中吸取营养,来扩充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近代,老子学说传到海外以后,同样受到了西方大师们的重视。据说,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就钻研过《老子》;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见到《老子》后,则大为惊异,由衷地佩服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竟然会产生如此深奥的哲理;现代西方一位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后期理论,更是大量地吸取了老子的学说。当代西方社会由于科学主义的盛行给人类带来的无数灾难,促使他们也把眼光转向中国,在《老子》、《易经》等东方经典中寻找出路。当代西方学者卡普拉就着有一本名叫《物理学之道》的书,来论述当代物理学与“道”的关系。“在西方,《道德经》远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都更流行,事实上,该书至少出版过40多种不同的英文版本,除了《圣经》之外,恐怕再没有任何其它书籍有过如此多的版本。”(迈克尔·H·哈特(美)《中外100名人排行榜》P300)相对论、系统论、控制论、量子学、模糊学、混沌学、协同学新学科的建立,说明老子以整体、和谐、模糊为特征的东方思维,正在逐步取代以破碎、对立、清晰为特征的西方思维。受此影响,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整个社会都在趋向和谐,趋向统一。
  几千年来,老子的“道”虽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真正理解,却象传说中的龙一样,忽隐忽现,常使有缘者识之,又象一股涓涓细流,长久不息,使每个中国人受惠(我们常说的“道理”、“道德”、“知道”、“之道”以及邻国的“茶道”、“棋道”、“柔道”、“剑道”等等均来自于老子的“道”)。单纯地用机械的、僵化的、片面的、逻辑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式的、科学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老子具有丰富辩证法内容的“道”,总是要产生较大的偏差的。
     (作者单位:山西榆次市教师进修学校) (责任编辑:王光照)
  
  
  
学术界合肥26-28,9B5中国哲学史田茂19951995 作者:学术界合肥26-28,9B5中国哲学史田茂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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