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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孙郁：老舍既无旧式文人腔、也没新式文人腔，而在胡同里生发出了一种智慧的语言

舒乙：《月牙儿》里“妈妈”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亲

舒乙：老舍替绝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中国民众发声

孙郁：老舍的作品幽默但并不浅薄，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生的打量

■文字实录

舒乙：《月牙儿》里“妈妈”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亲

生下来老舍先生的时候，妈妈年岁已经大了，大概过了四十。老舍先生是她的幺儿子，排行第九。那个时候妇女都生得很多。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昏死过去。腊月二十三北京冷的要命，生下来就把这个新生儿扔在地下了，大家都在忙着救产妇。他的大姐知道妈妈又生小弟弟了，匆匆忙忙地由婆家赶回来，进门一看小弟赤身露体的给扔在地下，她一把就把他抱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头。后来老舍先生写文章说“大姐的眼泪是我生命的洗礼。”她把他给救了。

解放后他又找到大姐，那个时候老舍先生五十岁，我估计大姐起码已经七十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穿得很干净，但是还有补丁。他把她请到家里来，特别善待她，让她一个人住在我们的东屋。他说：“老太太你就住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回去再回去，平常就在我这儿。”两个人没有话，因为文化差的太远了。而且隔离的时间也很长。我经常看见老舍先生在写作的间隙、休息的时候跑到东屋趴着窗户偷偷往里看，也不说话，看一会儿又回去了。姐弟的感情特别深厚，特别地好。

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家里还不是特别穷，他的父亲是一个护军，是一个旗兵，这个“旗”不是骑马的“骑”，是旗人的“旗”。清朝政府有二十四个野战军，其中满族、蒙古和汉族各八旗。二十四个旗实行同一种生活制度和管理制度。老舍先生的父亲是一个旗兵，是皇帝的御林军，负责看守紫禁城。住在家里，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去上班。八旗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的人派兵守卫紫禁城，就是现在的故宫。下五旗负责守皇城，皇城是什么呢？紫禁城外还有一道城墙，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全部都是皇帝的附属机构。老舍先生的父亲负责守这里，他的武器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大刀片，但是这个大刀片特别薄，哗啦哗啦的拿来练武差不多，实际上不能砍人。腰里头别一块腰牌，木头板儿上头写着四个字--面黄无须，面黄没有胡子，没有照片，只能靠文字说明外貌特征。

1900年，义和团起来了，跟着来了八国联军。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但是镇守北京城的这些满族的旗兵，蒙古的旗兵和汉族的旗兵不知道太后和皇帝已经跑了，他们在进行英勇的巷战。我祖父叫舒永寿。满族人的名字都特别吉利。他负责守正阳门和前面的箭楼，就是现在的前门，前头的那个有点洋式的区域，当时是一个瓮城，他负责守这里。攻打这里的是日本兵，他们已经是洋枪洋炮了，中国的武器还特别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使用抬枪，就是铸铁管的枪管。一个人拿不动，前头派一个兵扛着，后头这个人瞄准射击。子弹都是黑色炸药，其实就是硝、木炭混合的面面，装子弹非常麻烦，要把枪管倒过来，往里头捅这个黑色的面面，之后拿一根签杵把铁球装进去。日本人知道这一点，攻城的时候用燃烧弹。中国军队装子弹时黑色药面洒了一地，地上全是炸药，一个火星投过来，马上一片火海。

我祖父被严重烧伤。他就退下来，爬过了天安门广场，爬到西长安街、南长街，再往北到了现在的西华门，爬不动了。路西有一家粮店，店主早就跑了。门半掩着，他就爬进去躲在那里头。这时候日本人由下水道里头钻进来攻破了城，守前门的这旗兵们溃败下来。有士兵经过他这个地儿，进来找水喝，发现墙根有一个伤兵，他们俩认识，而且那个人是他的一个晚辈，好像是侄子辈的一个人。过来问他怎么样，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腿肿的很厉害。祖父手里拎着一副裤脚带，意思就是你回家，给我传个信，我在这儿呢。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八国联军入城，烧杀掳掠三天，平息以后，家人匆匆忙忙叫了一辆大牌子车到西华门的粮店来找他，没有了。一家人嚎啕大哭，悲伤得要命。最后就把他裤脚带、布袜子和他的生辰八字用小盒装起来埋了。

老舍先生的爸爸是一个烈士，后来我在故宫找到了一个庚子年间的抚恤名单，这个名单公布了十六个战死在天安门广场巷战中的人。其中第九名是永寿，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烈士的家人是有抚恤金的，但抚恤金少得可怜。如果人活着，当兵一个月有三两银子，一个季度有一石老米，这个叫做“钱粮”。士兵牺牲以后，银子减半，由三两变成了一两半，这个时候除了老舍先生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俩姐姐，这俩姐姐都还没有出阁。老舍先生的妈妈要负担小儿子，哥哥，俩姐姐，这点钱就不够了。清朝末年钱粮不能按期发了，发下来的也成色不足，于是老舍先生一家不到半年就沦为穷人。

老舍先生的妈妈是位很要强的妇女，她给别人洗衣服，洗臭得要命的、硬得不得了的店员的布袜子，脏衣服，常常被这些东西熏得吃不下饭。她的手非常粗糙，老舍先生写文章说，“要是用她的手背来给我挠挠背上的痒倒是挺好的，但他说不敢这样要求。”因为没有奶水，所以他常常讲“我是靠我妈妈用糕干把我养大的”。什么叫糕干呢？北京到天津之间有一个杨村，杨村有杨村糕干，实际上就是用面做的一种类似压缩饼干的东西，用点热水，和一和就成糨子，就喂他那个。老舍先生很幽默，他说因为自己是吃那个长大的，所以长大了以后一脑子的糨子。

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身体非常弱，弱到什么情况呢？他们的邻居后来反映说，这个小孩到了三岁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一天到晚一个人偎在炕上，给他一个小棉花球或者一个小面团，一个人能玩半天。后来好不容易到四五岁才勉强能走路能说话，但是没有玩具。他说他仅有的玩具是在南房一个破屋子里头找的几个泥饽饽的小模子和两副涂了红颜色的羊拐。还有就是门外头大槐树上的吊死鬼，那是不要钱的玩具。他的妈妈除了洗衣服以外，还当佣人当女工，到学校帮着女老师打饭洗衣服做活计，这样把还孩子养大。

后来当然哥哥也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就剩他一个人跟着寡母，两个人相依为命。他一辈子都非常尊重他的妈妈。他说自己的性格跟妈妈特别像，妈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性格直率，为人热情，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刻总是跑在最前面。他还说自己有过几十位老师，但启蒙老师是一个不识字的妈妈，她给了他的生命的教育。爸爸的小盒子埋在现在的海淀区明光村，妈妈经常背着小儿子，出西街门，走很远的路去给爸爸上坟。冬天的时候会在路上买几个热栗子给他抱在手里头取暖。到了之后把他放在一边，妈妈就开始抱着坟头哭。天上有几个乌鸦，非常悲惨地叫，天慢慢黑了，这时候妈妈有点害怕，背起他来就往回走，要走很长的时间。月牙儿出来了，他就看着月牙儿跟着他们走。所以他后来对这个月牙儿的印象很深，写过一篇非常棒的中篇小说，叫《月牙儿》。小说里的象征意象，就来自他小时候的印象。《月牙儿》里头的那个“妈妈”的原型是他自己的妈妈。

他经常讲自己小时候又穷又孤单，所以他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大家都知道他那些有名的小说、戏剧，绝大部分是悲剧。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我从事文学研究以后，第一个作品就是研究老舍的童年。想了解一个作家，必须知道他的童年，童年可能给他一辈子的印记，这对了解这个作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是一个贫苦旗人家庭的孩子，到他该上学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准备给他一个小筐子，让他到街上去卖花生米，稍微再长大一点就送他到店铺里去当学徒。哪知道到了七岁的时候，突然胡同里来了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叫刘寿绵，外号“刘善人”，大概这是一位大官大贵族。两家的祖辈有过密切的接触。舒家的妈妈比这个刘善人岁数要大，所以他管她叫大姐。“大姐，我知道你有个小儿子，跟我的女儿同岁，我女儿7岁应该上学了，我有一个私塾，可以领他去上学。学费、衣服的布料、课本你都不用管，我来出，明天就带着他上私塾。”这个私塾离护国寺旁边的小羊圈胡同只有半里路。正觉寺当时是个老道的庙。一进门有一个大殿，那就是刘善人的私塾，他把老舍先生拉着进了私塾，并由他来负责一切。如果不是这个偶然的原因，老舍先生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他从这以后，就慢慢的转到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最后成了一位作家。他对这个刘善人感恩不尽。

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到了重庆。而这位“刘善人”最后当了和尚，成了北京的一位高僧。他的法号叫宗月，宗教的“宗”，月亮的“月”，1942年圆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重庆，老舍先生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最后他提到，“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今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但是非常奇怪，他由私塾转到正规的公立小学以后，该上中学了，他上的是北京三中，但是刚上了半年，妈妈就拿不出钱来了。正好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学校第一届招生。慈禧被“打疼”了以后，有着非常厉害的改良措施，比光绪皇帝原来提的要进步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政策，就是在全国各地设新的师范学校，公立的，免费培养小学师资。一切课本一切课程设置学日本，学明治维新。这样的学校开始在北京招生，叫北京师范学校。招收50名，择优录取。老舍先生没有告诉他妈妈，偷偷去报名，一千人取五十个，他完全凭自己考试进去了。进去以后才发现，同班同学绝大部分是河北人，乡下的，口音很重，但是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原来北京人不怎么念书。

这个学校是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所以老舍先生没有大学的学历。但是这个学校特棒，先从待遇上说，一进去就发衣服，两身呢子制服、皮靴、帽子，住校，管吃管住免学费。所有的设施都是洋式的，手风琴、洋鼓、洋号，真枪实弹的军训，不要一分钱。所以当时口头上有这样的传法“师范、师范，白吃饭”。他是第一届毕业生，他进去以后特别用功，而且他口才很好。毕业的时候是1919年，平均总分第五，前三名派到日本留学，第四第五第六直接当小学校长，所以他这个第五名就被派到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那年他19岁。进门就跟妈妈说：“您可以歇下了，以后我来养你。”妈妈的回答是一串的眼泪，这样他算是走上了正规的人生道路。

他非常感谢这个学校，当时大学非常少，师范学校的老师全是最有名的国学大师，其他的都是留学生，教什么呢？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心理学、教育学、英文等等。他在这个学校受了非常严格的训练。据我所知这样的师范学校全国一百个，培养了几万个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里的代表者有湖南的毛泽东，北京老舍，老师的代表者是鲁迅。老舍先生1918年毕业，比他晚两届的人，毕业后全班开赴日本实习。客观地说，这样的师范学校比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任何一所师范学校都要棒，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

老舍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治校有方，两年以后就获得晋升，当了一个收入丰厚的教育官，这个教育官叫劝学员。全北京市一共有四个劝学员。北郊一个，东郊一个，南郊一个，西郊一个，他是北郊的。城中间还有一个劝学长，一个五个人。这个是类教育职业，教育职业管中学小学，劝学员管私塾。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外所有的私塾归他一个人管。薪水也高，一个月一百四十块大洋，一个中学教员工资只有四十，最低一级的公务员是街上的巡警，一个月六块，要养家糊口还有富余，他一个人一百四。在当时绝对是个大富翁。

但是老舍毕竟是老舍，两年以后主动辞职了。他不愿意面对勾心斗角，想要每天陪着孩子，于是去了南开中学教书，薪水降为每月四十但是甘心。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到了一定的关口，自己转弯就能成为一个人才。老舍先生一生中有很多这样的转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从14岁考上师范学校就离开家了。当了劝学员以后，老舍先生的妈妈看着他应该结婚了，就私下里给他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姑娘，交了定礼才告诉他，“我给你找了一个媳妇，好看、贤惠，好得不得了。”他马上就生气了，五四运动已经爆发了，社会上讲究婚姻恋爱自由，他认为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权利，他不愿意丢下这种权利。即便那时候自己并没有意中人，他还是反对这门亲事，要求妈妈把婚约退了。他妈妈认为这很难理解，那个时候退婚是很麻烦的，那个姑娘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他那么敬爱自己的妈妈，还是说了一句狠话：“你要不给我退掉，我以后不养你。”说完了这句话以后自己抱头痛哭，不敢回家了，因为他得罪了妈妈。之后去找自己的大姐、三姐，让姐姐帮他出面，把婚事退掉。两个姐姐也没有办法，只能跑到对方那儿去，死说活说甚至于最后给人家下跪，给人家磕头赔不是，说“我这小弟弟混蛋，新式人物，我们拿他没辙，退了吧”。

最后勉强把婚退了，但老舍先生觉得太对不起妈妈了，自己非常难受，一天到晚在街上转，也不敢回家。结果发了高烧，自己觉得很晕，不得已回了家。开门就一头栽在地下不省人事，妈妈赶紧请原来宫里的御医给他看病，后来大概花了好多钱，治好了。但是那个御医下了猛药--石膏，本应该二两就够了，但老先生给他开了半斤，这下坏了。据他自己描写，病好了以后头发全部脱掉，一个光头，他说光的程度有如电灯泡。自己一个人躲到西山一个叫卧佛寺的地儿，在禅房里头休息，大概休息了一两个月，才慢慢地长出来，这个难关才算过去。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二十三，罗成关》，实际上当时是21岁。罗成关就是生死关。这是他的第一次恋爱结婚的故事。

这之后他就有点独身主义倾向，长到很大都没有女朋友。到英国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成名了，成了小说家了，回来以后还是光棍。那时候身边朋友的孩子都好大了，都催他赶快结婚。他坚持不结。他非常非常喜欢朋友，没有朋友不行，这帮家伙知道他的弱点，就说“你要不结婚就不跟你交好了。”“那不行，那你们帮我找一个吧。”于是就找了胡絜青。胡先生是北师大的，那时候分男女师大。鲁迅先生是女师大的教授，她是男师大的学生，这一班就俩女生，她在那儿的国文系，快毕业了，朋友找到她，说“你和老舍先生两个都是满族人，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我看挺合适”，就介绍他们两个认识了，老舍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到济南去教书了，两个人写信，一天一封，有时候一天两封，写了半年，结婚了。

1931年，胡先生大学毕业，在北平结的婚，两人在济南组成了一个特别幸福的小家庭。老舍先生这才离开了单身汉的生活，以前都是到处漂泊，住在别人家里头。他自己有了家以后变得特别恋家。妈妈在那个地方当中学教员，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朋友请她出去吃饭，她就一个人去了。回来以后看见老舍先生躺在被窝里，她问：“怎么了？生病了？”“没有啊。”“那你干嘛躺在被窝里？”“你一个出去吃饭我在家多难受啊。”好不容易过了7年的幸福生活，抗战爆发，又出走。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小，我两岁，姐姐四岁，小妹妹刚十几天，他逃走的时候带不走。就让妈妈和三个孩子留在济南，他自己一个人到武汉重庆抗战，他不愿意当汉奸。就这样我们就留在了济南，等到济南铁路修好了以后，回到北平当了五年的亡国奴。

舒乙：老舍替绝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中国民众发声

后来，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走了55天，徒步经过整个河南到了重庆，和爸爸会合，这个时候已经1943年了。1946年他又走了，到美国讲学去，一住四年，解放了才回国。重庆解放了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也回来了。1950年在北京一家人团聚了，他就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院子，不愿意离开家。开人大会、政协会，他从来不去住，连吃午饭都要回来，非常恋家。他在家里养花，挂画，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布置摆设，这样子一直到他去世。去世的故事太悲伤了，我不愿意说，他是这么成长过来的，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走了很多自己选择的道路，最后终于成了这么一个人。刚才孙老师提到的那些他的价值，我觉得都非常准确。我来补充一件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没有得诺奖之前写过法译本《四世同堂》的序，他在序里说他最喜欢中国作家是老舍。《四世同堂》让他想起了沦陷的巴黎，念起来特别亲切。勒克莱齐奥在诺贝尔奖授予仪式的发言里说他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老舍，是一位中国人。他说老舍的价值在于为没有话语权的绝大部分中国穷人说了话。

确实是这样，旧中国97%的人是文盲，而且特别穷，于是就要闹革命。勒克莱齐奥说中国穷人的代言人是老舍，他让人们了解了中国人民，了解了中国的悲惨，了解了中国为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都喜欢讲“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几个集大成者。当然鲁迅是没得说，孙先生是研究鲁迅的，鲁迅的评价严格地说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升也没有降，更加符合他原来本身的面貌，还是有很多人研究他。郭、茅、巴、老、曹地位变化很大，有的人下降得很厉害。上升最猛烈的是老舍，现在老舍的读者大概跟鲁迅的一样多。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他带来了三个大作家。戈尔巴乔夫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成立的总统顾问委员会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大作家，他把三个人都带来了。中央打电话给作协，让他们找一个饭馆，请这三个大作家吃顿饭。当时主持工作的冯牧先生在崇安门烤鸭店请他们三人吃饭，我作陪。其中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以后，告诉我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汉语学家翻译了老舍先生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猫城记》，受到了一个人的特别的重视，这个人叫特瓦尔多夫斯基。

最近我看到上海《文汇报》一条消息，莫斯科上个月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立了一个铜像，认为他很了不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大诗人，当时主编一本权威的综合性杂志叫《新世界》，有次把《猫城记》俄文版在《新世界》里连载，连载完了以后出了单行本。《猫城记》的单行本前后累积起来一共出了六、七十万册，七十万册对于苏联的一亿人口来说可谓是家喻户晓，几乎是人手一册，非常畅销。坐在我旁边的作家说，有一次陪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西伯利亚去访问，他跟州委书记就推荐了这本《猫城记》。“《猫城记》写了人际关系的阴暗面，写了人和人怎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中国是那样，苏联也是这样，所以读了大有益处。”

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好，大家知道当时的政治局以文人为主，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是文人，他们说苏联在搞《猫城记》肯定是反华、反毛、反共、反文革，咱们得研究一下怎么来回击它。除了这几个文人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一堆武人，黄永胜那一批人，还有谢富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他们让每个人去看一遍《猫城记》。解放后《猫城记》是禁书，一时找不到，他们就把解放前晨光出版社的找来。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翻译这本书、捧这本书是反毛、反华、反共、反文革，直到最后周恩来总理说了两个字：“未必”，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后来老舍之死跟这个也有点关系，红卫兵说他是“反共老舍”，拼命打他，最后很悲惨，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接回家以后第二天就出走投水。投水是他的人生观。我后来研究他，特别是研究他的身世，我就比较注意这个事情。抗战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长，他发起了一个节日叫“诗人节”，把每年阴历的五月五号端阳节定为中国的诗人节。他每年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1941年就写了一篇《诗人》，他说诗人可奇怪了，别人高兴的时候他老说丧气话，跟人家倒着来，而且平常奇装异服，头发长长的，怪得要命。别人悲哀的时候他大声地笑，可反常了。但是国家民族有祸患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老舍先生用六个字来概括--“殉难、投水、身谏”，这个实际上是讲他自己的人生观。

1944年，日本人突然由贵州独山方向包抄重庆，重庆大乱。大家开始向西跑。由南京跑到武汉，由武汉到重庆，由重庆到西康跑，再往现在阿坝那一带跑。重庆有一个文人叫王冶秋，这个人是冯玉祥身旁的一个地下党。他跟老舍先生关系非常好，写了一封信由重庆寄到北碚，问老舍：“听说重庆大乱准备往西跑，你怎么办？”老舍先生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王冶秋居然一直保存着。文革以后老舍先生平反了，他把它拿出来发表，老舍先生信里是这么写的：“我看不出来向西跑有什么用，何况我又不知道我朝哪儿跑，好在嘉陵江近。”这个信说明了他的人生观：国家有祸患的时候他愿意去投水。所以当文革给了他这么大的侮辱，他决定投水。他在西街口外的太平湖那儿坐了一天，深夜自己走到水里呛水而亡。第二天清晨有锻炼身体的发现水里站着一个人，距离岸边不过四五步，那个就是老舍先生。他把自己的衣服挂在树上，人家翻他的兜，翻出了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就印了两个字“老舍”。

据说当天（1966年8月24日）有上千人去看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时候他67岁，如果他能像巴金、冰心、臧克家那样活到99，活到100，他肯定还有非常棒的着作问世。他晚年曾说过还有三部长篇小说要写，都酝酿好了。第一部自传，就是现在的《正红旗下》，《正红旗下》一共才写了八万字，11章，刚写到一岁就终止了。第二部写天桥，第三部写八大胡同。如果这三部真能让他完成，那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当时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正红旗下》他没写完的八万字给转移了，那时候冒了很大的风险，东躲西藏，文革后得以发表出来。老舍先生的一生非常悲哀，他那么爱国，那么热爱生命，对人民那么好，最后却是那样一个下场。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