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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张扬一直被意识形态化

　　刘军宁先生在学术上是我的启蒙者和恩师。但这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的讨论中，我站在比秋风更保守的一侧。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好像逐渐形成了时代的粗浅共识。但具体的分歧却一直难以得到深入讨论。十年前刘先生写作《保守主义》，知识界议论纷纷，好像他错把杭州当汴州了。现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样。朱学勤先生很早之前区别了英国与法国两种革命，但自由、民主、启蒙，契约这些观念，在英美和欧陆的不同走向之间，也一直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场坚定的区别。
　　刘先生说，“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后半句在政治学和宪政转型的范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一切世俗的共同体中，在一切涉及强制性权力的场合，个体都必须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呼唤“个体为尊”，就是呼唤一种守望个人权利的、强权最小化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转变如此艰难，因此文化（文艺），就成了人扞卫和张扬个体尊严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人价值在中国的被发现，也是先从审美开始的，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艺中的人性张扬，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政治上的“个体为尊”越困难，审美上的“个体为尊”就越泛滥，也越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撒娇化。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这时，文艺的复兴就被过度的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崔卫平也举布罗茨基的例子，标榜这种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审美的价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伪宗教化。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们对人性的考量，变得既热情又单一。道德的价值不断被藐视，甚至被怨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景被抛弃。为了反抗专制，人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几百年来，我们好像一直在启蒙，其实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当知识分子们呼唤“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式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青春少年的热情，其实仍然是一份降书。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这一呼唤却公开的宣称，个体之上没有人类，文化之上没有信仰。
　　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的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起来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怡 2013-08-23 16: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