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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0）03—0374—04
　　“戴着口罩掏垃圾箱”，这是1952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中，听熊伟教授在自我批判中讲过的一句名言。
　　当然，“名言”一说是我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当时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的工作，既生动又深刻。虽然我们（我和同学们）当时还没有学过多少哲学，却已经非常明确地接受了如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现代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表现。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犹如一堆发臭了的垃圾，仍然要去研究它，岂不是戴了口罩掏垃圾箱吗！后来，当我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警醒过来时，我才体会到了这一“名言”的真正的深刻的含义。即以此来描述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在当年的命运，不是更深刻吗？掏垃圾箱的环卫工人，工作时戴着口罩是自然的。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从事别的职业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对环卫工人的惩罚。但是，对于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来说，戴着口罩去掏垃圾箱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惩罚，而且是荣誉性的惩罚。即形式上不是惩罚，而是发挥其专长；不过这种“发挥”同时是（甚至主要是）自我批评。因为他们不仅是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受害者”，同时亦是这些思想的“散布者”。所以，他们的批判性研究，如不触动自己，一定就会被认为仍然在坚持反动阵地。那末后果便不难设想了。这样一来发挥其专长，不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吗？而我们这些只知道一点马列，别的一无所知的青年，一般来说是没有这种荣誉的。
　　熊伟教授是1951年我进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系主任。他亲耳聆听过海德格尔的讲课，是三四十年代国内仅有的极少几个专攻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他对存在主义有独到的理解。例如，在刚看他的存在主义译作时，我总觉得他把海德格尔的Dasein一词译为“亲在”，读起来有点别扭。后来他的学生将其改译为“此生”时，念起来是顺畅一些了，但存在主义的味淡了。所以又不能不承认，“亲在”一译的确有其独到的体会。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熊先生谈起过存在主义，更没有听到过他对存在主义的情感性评语（如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在自我批判中曾提到，他可以和夫人离婚，也不能和黑格尔哲学分离）。我想，即使如此，要说出重新去研究存在主义便是去掏发臭了的垃圾箱，无论如何不会是由衷的、愉快的。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他似乎真的不再研究存在主义了。偶尔因为教学或政治运动的需要，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他上纲上线比青年人都狠，什么“死亡哲学”、“帝国主义的哲学”等等，别的内容似乎就没有了。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报告，我既看过、也听过。但我既没有看懂，也没有听懂。因此我也曾产生过怀疑，是不是熊先生自己也有些不甚了了。但是，连续不断的所谓学术批判，使我很快明白了，既然他是专攻存在主义的，领导上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如果上纲上线不比别人狠一点，一定会被人指责为：还没有从存在主义的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熊先生十分清楚地知道，与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己批判得狠一点。所谓上纲上线高一点，批判得狠一点，说穿了恰恰便是空一点。因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便不可能胡乱上纲上线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和专家，便喜欢这种胡乱上纲，其无知程度，可见一斑。正是这种胡乱上纲，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那些自以为这样就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要对十年动乱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遇负责。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打破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况，实行了改革开放。因此西方的哲学思想也随之而进入了中国。原来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存在主义，一时间成了国内的一种时髦的流派。这事引起了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警觉，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冲击波”。并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因此，各地各级领导都对存在主义的“入侵”重视了起来。北大作为高等学府，更应提高警惕，防范存在主义对青年学子的毒害。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存在主义是怎么回事。所以学校领导要求我为他们介绍一次存在主义思想。对此，我犯了难。因为我对存在主义没有研究，批判肯定不够格，介绍也不称职。所以，我不得不临渴挖井，赶紧看书。并就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去向熊先生请教。再次体会到了熊先生对此有独特的研究，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平时和熊先生聊天，常常发现他妙语惊人。这是和一些青年朋友谈起熊先生时，大家共有的印象。不过有些妙语，听完一笑，没有往深处想。所以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但是，这次我去请教，又听他说了一段出乎常人意料的妙语。我说，海德格尔的书这么难念，听课时怎么能听得懂呢？看书看不懂还可回过头来重看，听课则一听即过去了，没有时间来反复，岂非更难懂了。他立即给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回答：“就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是如此，德国人也是如此。”大家都听说过，海德格尔的课堂，像上世纪黑格尔的课堂似的，常常是爆满。这么多人都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久，我便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课。很多人听哲学课，就像听物理课或历史课一样，以为是去听知识的。即以前不知道，听了老师的课便知道了。以前不懂得，现在懂了。这就是所谓长了知识。而哲学课的主要任务恰恰不在传授知识，而在启发智慧。通俗点说，即启发你去想问题。例如，以前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老师在课堂说，这不对。并说出一套“歪理”来，弄得你莫名其妙，迫使你不得不反复思量，这是为什么呢？由此，你可能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道理。如果一个哲学老师在台上讲课，说得一清二楚，同学们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听完课一身轻松，那就失败了。如此传习，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犹如俗语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有时我想，不仅哲学教育要注意这个特点，甚至整个大学教育，也应有这样的特点。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小学、中学的基本任务是传授知识，凭着这些知识，原来无知的小青年，就有了独立思考的初步能力。大学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发展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评论一个青年学生学术上有没有发展前途时，总是把他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发现新问题，才能提出新思想，才能有创造性。这就是所谓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的能力，虽在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是它却不能当作知识来传授。40年代初，我在初中时，便听讲过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大概是个故事，但它是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故事。苹果从树上掉下，在牛顿以前，肯定有无数的人看到过了，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万有引力呢？这可能是因为知识发展的水平和实践发展的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提出万有引力的假设。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人们被理所当然束缚住了。重的东西往下掉，一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反之，如果要是有人假设它往上飞，岂不要让人讥笑为大脑不正常吗？怎么才能突破理所当然呢，不就是要有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全新的思维方式吗？这就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用漫画的方式来概括科学发展史的话，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理所当然的历史。
　　当然，我没有就这些体会再次向熊先生请教，这是件憾事。现在才觉悟到已经晚了。不过，更为遗憾的是熊先生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在南京大学上学时，他不仅是哲学系的主任，同时还是全校政治课的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孙叔平同志任组长，熊先生任副组长。这可能也是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尽可能给自己高高上纲上线的原因。
　　在南京大学这一年，我不记得熊先生给我们开过什么课。我只记得宗白华先生为我们讲过《共产党宣言》。讲了什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一年后，我们由南京到了北京。似乎更没有人注意要发挥熊先生的特长了。我觉得与旧中国哲学界的派性有关。如果说熊先生没有得到重视，因为还不算旧中国的名教授，而且系里有一些人还是他的老师，那末，宗白华教授应是名教授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就证明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关于宗老的情况，别处再说。现在仍回到熊先生的话题上来。教学基本上没有熊先生的份，他的工作似乎主要是搞翻译。
　　我觉得最为不妥的是把他变成了专职翻译。60年代，历史系请了位德国专家来讲德国史，需要找几位德语翻译，结果把熊先生也调去了。新中国的一位哲学教授，成了比他年轻的德国历史学教授的翻译，这对他本人、对国家都是不合适的。不过他本人却似乎因祸得福，避开了对他轻视的眼光，在受人尊敬的环境中工作了几年。80年代，他被选为全国德国史学会会长，显然也与此有关。不过，他关于翻译工作的题外之话，却启发过我的哲学思考。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要搞同声传译。所以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去翻译大会文件。熊先生和德国专家洛赫亦去了。熊先生回来后，给我谈了一件趣事。他们为了保证译稿的高质量，把同一语种的人员按两个人一个小组，分成若干组。各小组都要独立完成整个文件的翻译。然后把自己的译稿交到本语种的大组长那里，由他综合各译稿的优长，修改出定稿。熊先生和洛赫两人是一组，洛赫不会中文，故先由熊先生把中文稿的内容讲给他听，由洛赫斟酌落笔为德文。当熊先生将此稿交组长后，组长认为此稿不规范，表达常不符合语法，所以他没有与熊先生商量便将此稿改了。当熊先生告诉他，此稿是洛赫的稿子时，弄得这位老朋友哭笑不得，他只能半开玩笑地说，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件趣事，告诉我们，同是德语，中国人（即使德语专家）的表达，与德国人的表达仍然有鲜明的不同，仍然是中国人的德语。我觉得，这个例子在哲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以往我们总是把语言表达和语言内容的关系了解为直接的。这就大大简化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一复杂问题。而这里的事实却表明，不仅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是不同的，而且同一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认识理论的研究中，思维形式是如何表达思维内容的，应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思维与对象的二级关系（不过，我仍然对所谓“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一说，有极大的保留），了解成思维、语言和对象的三极关系，显然会大大有利于认识理论的深化。同时，上述事实还说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人的认识活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主观的条件，而是客观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不是认识活动的辩证本性的又一深刻表现吗？……总之，由此事可引起的联想很多。
　　由此，我想起了哲学着作的翻译问题，不同语言的翻译实在是件难事。文学着作翻译得好，人们常说是再创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着作的翻译也是如此。逐字逐句的翻译一定传达不了原作的精神。既貌似而难神似。反之，神似了，可能貌便不似了。总之，对于真正的研究者，任何好的翻译也替代不了对原作的研究。同时，又要体谅别的译者的苦衷，不可苛求。你看了别人的译稿不满意，你自己来译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熊先生在翻译上是有贡献的，不仅因为他译了一些西方重要的哲学着作，而且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着作。
　　当然，作为一个哲学家，熊先生对自己翻译上的贡献一定是不会满足的，而是要在哲学上作出贡献来。十年动乱后，他抛弃了“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开始了对存在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
　　在教学中，我觉得他颇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上午九点多钟到学生宿舍去找研究生，一敲门，那位同学在里面说：“谁？我还没有起床。”他一听，什么也没有说便回来了。我说，您为什么不批评他，九点多了还不起床？他却说，生活小节，不必苛求。
　　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不仅培养了一批很有才气的学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推进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但愿他是带着“听那个听不懂”的愉快心情离开的。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因为30年代，在他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取得了柏林大学的终身教席，但因发表文章断言“光明从东方来”而不能见容于纳粹党人，（注：这是在南京大学时， 熊先生讲的。2000年3月8日，我向靳希平教授提及此事时，靳说希特勒也说此语，怎么会不见容。我只得存疑了，已无法考证。）在当时的驻德大使桂永清（他们似乎是同乡）的帮助下，才回到了祖国。但随后的几十年间，他似乎并没有能全力投入存在主义的研究。但改革开放以来，使他得展平生所志，能不快哉！
　　熊先生并不是只关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他真正关心的是：在学习西方哲学中来发展中国哲学，可惜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使他没有把这一方面的才智全贡献出来。这便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项历史任务！
　　　　　　　　　　　　　　　　　　收稿日期：1999—07—01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芜湖374～377B6外国哲学朱德生20002000熊伟教授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研究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在德国哲学的教学研究以及着作的翻译上，有许多贡献。文革后，他抛弃“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研究存在主义，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在学习西方哲学中来发展中国哲学”，是他真正关心的工作，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项历史任务。熊伟/存在主义/德国哲学　　Xiong Wei/existentialism/German PhilosophyCleaning　garbage　wearing　gauze　mask —In　 memoriam　 ofProfessor Xiong Wei　　ZHU De-sheng　　(Dept.of Philosophy,Beijing University 100871,China)Professor was an expert in studying　existentialism　in　the30's and 40's in China. H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teaching and　study　of　German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works. After　 the　 "CulturalRevolution",he discarded the spiritual　bondage　of　"cleaninggarbage　wearing　gauze　 mask"to　 recover　 his　 study　 ofexistentialism.He trained a school of　talented　students. "Todevelop Chinese philosophy in studying　western　philosophy"iswhat he truly cared for and also an intellectual task he　leftfor the forthcoming scholars.朱德生（1931—），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芜湖374～377B6外国哲学朱德生20002000熊伟教授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研究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在德国哲学的教学研究以及着作的翻译上，有许多贡献。文革后，他抛弃“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研究存在主义，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在学习西方哲学中来发展中国哲学”，是他真正关心的工作，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项历史任务。熊伟/存在主义/德国哲学　　Xiong Wei/existentialism/German Philosophy

网载 2013-09-10 2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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