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簡體傳統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6-0682-06
    一、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
    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其间的转变换来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意义关系的论争。有意思的是，它发生在20年代新文化阵营内部，还在新文学与守旧派之间就文言与白话论战正酣的1919年。当时的守旧派倡导“浸淫于古籍”，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甲寅派正在高喊“读经”。而新文学刚站稳脚跟，但立足并不牢固，文学秩序也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整理国故，其冲击力必然是巨大的，也必然会引起一场论争，并由论争而走向对文学秩序和话语权力的争夺。
    五四文学革命以“破坏”立场，从语言工具入手，提出了“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主张。“破坏”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1](P39)。历史的主客观条件又使他们选择了从语言入手，科举制度的废除，文言失去权力的支撑，白话开始盛行。胡适提到了这一点，“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1](P1 43)。更重要的是，他们主观上也认为语言工具为文学变革之利器：“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2](P150)任何革命在逻辑上都要追求“破除”，文学革命也必然要以“破坏”作为精神基础，反传统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也是以“推倒”与“建设”的基本句式立论的，传统属于被打倒之列。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倡白话文，并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恰恰又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传统，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中国文学也就有了大传统和小传统[3](P88)，这同时也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最多与大传统有一定的分离，但却依靠了小传统。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看到，在它主张的字里行间，都是有所指的，所列举的大量例证都来自传统俗文学。如“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1](P24)，才有“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的立论。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当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3篇倡导文学改良和革命的文章之后，紧接着就在1919年提出“整理国故”。相隔时间之短，虽让人有些不可理解，但细想也会发现其内在理路。从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到“历史的文学观念”，再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中有三个关键词：文学进化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它们背后有这样的思路，中国文学存在一条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化之路，国语与文学相伴而生，它曾经既是中国文学的“小传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的“ 大传统”。整理国故就是对传统做输理、考辨和阐释，重建新“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小传统”。
    “国故”有的称之为“国学”，有的称为旧有历史材料。整理国故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间化价值取向，对新文学意义建设很有启发和帮助。相对于新文学运动中的其他思潮，“整理国故”有一套完美而系统的理论设计。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始作俑者，“整理国故”成了建设“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环节。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引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注释。他还提出“评判的态度”的两种基本方法：“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这样，他有了全面的逻辑思路，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以“整理”的眼光，“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P232)。“整理”就是寻求事实、意义和价值的“真”，就是回到历史中去，还原历史，“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4](P72)。对于西方思潮要“输入学理”，对于社会现象要“研究问题”，最后实现“再造文明”，概而言之，就是他在文章题辞中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从历史到现实，从西方到中国，不能不说是非常完备的。
    整理国故还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提出了怀疑、实证的科学方法。毛子水主张研究国故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5](P133)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 ](P212)科学讲究扎实的证据和材料，讲究理性的评判。拿出证据来是科学最基础的要求。如郑振铎所说：“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7](209-210)因此，“大胆的假设”的作出需要熟悉问题现状及背景，并不是自由无边的胡思乱想，而是善于运用怀疑的精神和方法。应该说，在多数人眼里，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更多来自西方传统。西方科学观念就是理性和秩序，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科学就是以理性方法探究事物存在的秩序。整理国故倡导科学精神正是用理性眼光发掘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重建传统与现代的秩序。
    整理国故取民间化立场，眼光从贵族转向平民，从精致转向通俗。胡适理解“国故” 的内容很广，“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4](P72-73)。北京大学曾发起对民俗、民谣、民间文学的整理，搜集歌谣、传说、故事和信仰、习俗材料。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1923年又成立“风俗调查会”，“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物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民俗研究，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沈雁冰的《神话研究》亦或多或少与这一思潮相关，它标志着“新文化人把工作重点从文化批判转为学术研究”[8](P222)。北京大学曾搜集了一万多首歌谣和众多的民间故事，并对它们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无论是材料的收集，还是立论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有独特的发现和贡献，给了后来者以启迪和示范作用。
    整理国故对传统小说和戏曲，更是多有收获。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可以看到，从五四前后到20年代末的中国古典文学论文，其中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艺方面就占内容的一半以上。民俗、民谣、白话小说和戏曲在历史上属于生长于社会底层的边缘文学，一向被人所忽略和轻视，人们很少对它们作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民间的、边缘的文学的重视以及民间化取向成为整理国故的重要特点，它使新文学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整理国故支持了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二、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
    整理国故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学理问题，而是关系到新文学的意义和秩序的重建。传统国故与外国文学都被看作“新文学的基础”，二者有着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在理论上，它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建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当然，彻底反传统也是新文化选择的一种策略，对传统取彻底决裂的态度，不过是通过“拆屋顶”而达到“开窗子”的效果。事实上，传统的东西有多种层面，物质的、制度的和语言符号的，物质传统容易破毁，制度传统也可以促使变革，但文化符号里的传统则渗透有人的生命、情感和思维方式，要实行彻底反叛，恐怕也是心比天高，力比纸薄，口气比力气大。作为传统物化形式的“辫子”可以说剪就剪掉，传统一夫多妻的制度也可以改为一夫一妻制，但隐藏在心中的“辫子”和“男权”心理，改变起来并不是一时半载就能奏效。传统时时制约着反传统，反叛来自于传统的压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则多有联系和依赖之处。
    大凡成熟的文明或社会，都有相应的文化秩序，有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准相联系的人类行为的规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都与文化秩序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文化秩序是稳定的，每个民族的根性即深藏其中，并通过理性的网络形成社会的表面张力，使盘根错节的社会机体达成完形，不至于突然之间失去平衡。文化秩序的变异，只能是渐变，不应该是突变”[9](P87)。传统也是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参与社会现实的运作，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思维和观念，并最终成为现实秩序的一部分。整理国故的提出和开展，也证明传统最终成为新文学的意义资源，进入到新文学秩序的重新安排。
    说穿了，整理国故牵涉到的还是一个新与旧的意义和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从语言入手，牵出了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也带出了文学与语言的复杂关系。林纾反对白话文，认为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绎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学之绝也”[10]。他批评文学革命的语言化倾向，忽略了文学意义的创造。这也是事实，连当时的胡适也寄希望于未来，“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1](P43)。郑振铎也承认：“现在中国文学界的成绩还一点没有呢!做创作的不少，但是成功的，却没有什么人。”[11](P329)文学革命首先在语言上取得了成功，为了推广白话而不得不借助文学。茅盾认为：“新文学运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需要文学来帮忙；我相信新文学运动最终的目的虽不在此，却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的国语。”[12](P28)胡适曾说：“我的‘建设的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1](P45)可以说，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一场国语运动，接着才是一场文学运动。
    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力干将，他发表的《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和《平民文学》等理论文章，为新文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这些文章里，材料和眼光几乎都来自西方文学对他的启示，这说明当时他对传统文学，即使是胡适推崇的白话文学也并不十分看重。但后来他的态度却发生改变，如认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13](P101)。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也更为理性，认为：“古文的文字是死的，所以是死文字学”，“ 国语白话文是活的，所以是活文学”，但也“不见得古文都是死的，也有活的，不见得白话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14](P210)。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源流》，把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了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认为：“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15](P26)并认为：“文学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学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15](P55)周作人的转变，有传统阴魂的缠绕，也与新文学对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与整理相关。传统与现代、古文与白话文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它们之间也可以实现交流和沟通。
    当然，发生在周作人身上的静悄悄的转变，有他纯粹个人的原因。文学研究会对待传统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文学研究会在发起的“宣言”和“简章”里，明确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小说月报》同时改版，茅盾起草了《改革宣言》，他也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他把介绍西洋文学与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列为《小说月报》的“研究”栏目，并确信“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事隔一年，他们并没有多少动作，受到了读者来信的质疑：“先生辈所组织之文学研究会，章程上所顶宗旨，谓创造新文学，介绍西洋文学，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两年来贵会对于宗旨之实行如前两项，可谓尽创造与介绍之能事，此可于《小说月报》中觇之，至于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项，迄今未见有何表现，想尚在考虑中，不欲邃行发表，否则章程等于具文，贤者决不为也。”沈雁冰对来信作了回答，他说：“文学研究会章程上之‘整理中国固有文学’，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来尚无意见发表的缘故，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这样的研究工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16]他们不是做不了，而是担心做不好。又隔了一年，在郑振铎的主持下，《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专门设置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并发表了7篇文章，开始对整理国故作了积极的回应。接着，《小说月报》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连续登载了7期由郑振铎撰写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作为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号外”形式刊出。这也可以说是新文学杂志参与整理国故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分上下两册，约80余万字。作者阵容集中了当时的精兵强将，除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垣外，大部分都是文学新锐，如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滕固、陆侃如、许地山、胡梦华、谢无量和钟敬文等，还翻译了日本学者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研究中国小说和戏曲的论文。
    也许文学研究会对整理国故的积极态度，有郑振铎个人偏爱古典文学的原因，尤其对传统俗文学，郑振铎与胡适有着同样的兴趣。郑振铎明确提出过，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其理由有二：第一，“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艺，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温故而知新”，为了打翻它而去了解它。第二，“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7](P207-208)。对新文学运动而言，整理国故是为了熟悉而警惕，是为了重新发现和估价，两方面都离不开传统文学，它既是新文学的镜子，也是新文学的肥料。郑振铎曾把新文学运动过程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时期；二是新文学的建设时代，也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新文学“不完全是攻击旧的，而且也在建设新的。不完全是在反抗，破坏，打倒，而也在介绍，创作，整理”，“所走的路线是决不能笼统的用‘ 欧化’两个字来代表一切的新的倾向的了”[17](P77)。这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新文学不断寻找秩序的平衡，“整理国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论战
    整理国故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受到左右夹击。五四时期，对待传统基本上有三种态度，疑古派、守旧派和释古派。守旧派抱残守缺，盲从迷信；疑古派对传统以怀疑为旗，什么都不相信；释古派以阐释、理解的眼光重释传统，整理国故就是代表。在新文化人提倡整理国故思潮期间，文化复古依然属于强势力量，章太炎给社会公众“讲国学” ，“甲寅派”提出“六经以外无文”，推行读经救国。20世纪20年代，西方制度的弊端也随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逐渐显露出来，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相继来华，为东方文明大唱赞歌，对文化复古添火加薪，也催生了“二梁”(梁启超、梁漱溟)的东方文化论调。大大小小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不可否认，有意无意间，整理国故被文化复古借了“光”，让它们反对新文学运动有了更多的口实，至少，它也瓦解了社会对新文学反传统的注意，分散了新文学联合阵线的力量。
    这不得不引起新文学界的高度警惕和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中，可算是胡适的“同胞兄弟”的陈独秀，对整理因入多有讥讽。他赞成把国故当作历史材料研究，如果把国故当国学，就会出现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里寻找毒药了!”[18](P248)他把国故、孔教和帝制称作是“三位一体”。茅盾认为整理国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属于新文学运动题内的“应有之事”，但在现实意义上，他们忘记了新文学的历史使命，“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结果弄成了事实上的‘进一步退两步’，促成了这一年来旧势力反攻的局面，爆发为反动运动”，也让“三五年来新文学运动出死力以争而得的结果，都在动摇中了”[12](P171)。
    从现实层面考虑问题，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路。鲁迅认为，在新思潮来到中国，还未尝变得“有力”的时候，老头子和年轻人都来讲国故是“抬出祖宗来说法”，虽“极威严”，但他不相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19](P167)。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层面，鲁迅对待整理国故有感性的紧张和理性的反思态度。
    陈独秀、茅盾和鲁迅对整理国故的反思与批判，新文学界有了不同的声音。要知道，他们与胡适曾经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主将。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对整理国故也持批判态度。郭沫若本着“分工易事”的社会原则，“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以贡献于社会”，国学研究也是研究者的份内之事，不必干涉。但他们向社会宣讲，并把国学看作“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就超越了自己的本份，侵犯了他人。退一步说，国学也有“可取的地方”，需要以“科学精神”，在“有了心得之后”去作“整理” 。当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20](P160-161)。郭沫若与鲁迅有一致的地方，他并不反对有一部分人在学术领域里整理国故，但不能让它成为全社会的“群众意识”。事实上，他们与整理国故论者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在青年学生之间，争地盘，争位置和影响，争读者市场。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思想界依然以现代思想为旗帜，坚持现代立场，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图使现代价值，如白话文、个人主义等发扬光大，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拥有更大的社会空间和影响。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整理国故论者与新文化启蒙者、革命家和有独立意识的青年学生分属于两大不同阵营，新文化战线自此发生了分裂。成仿吾有过这样的希望：“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至于遗老逸少借此消闲，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愿意说及。”[21](P331) 这有一点各走各的路的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他们为“整理国故” 的态度、对象和方法发生争论，更为各自的思想和观念在社会的影响和读者市场而发生争论。后者更为隐蔽，也更为持久。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的“场”里，这样的争论，表象的和实质的，以后还出现过多次。
    青年学生成了双方争夺的对象。胡适忙着给“普通青年人”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工具书15种，思想史94种，文学史79种，共计188种。思想史中有佛教书籍23种，文学史中有明清小说13种。[6]1929年，郑振铎发表《且慢谈所谓“国学” 》，认为提倡国学、整理国故是盲目的举动，贻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梅毒似的古书的诱害”，“沉醉于”“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如果“我们失去了一部分有作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 ”，“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 ‘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而“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入与追求，我们的工作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所以，应集中精力“全盘输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及改造个人的生活”，而不是去整理国故。[22]这样的观点与他20年代的说法完全不同，这也许是受时代氛围影响的缘故。
    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在其出发点、性质和对象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范型。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思想启蒙关注的则是社会现实的改造与发展。对现代中国追求现代化而言，思想启蒙是其最重要的工作，学术研究也不是不需要，它也应该实现学术的现代转化。但在不同时间阶段，会有不同的时代命题，有不同的社会需要。五四时期是一个盛行思想和主义的时代，学术研究也需要配合思想的启蒙与传播。整理国故试图跨出单纯的学术圈进入社会知识的播散，显然有些逆潮而动。“国故”在当时是思想启蒙者时时防范的对象，传统之于现代的阻碍和压力，使新文化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连胡适自己在1928年也意识到整理国故的弊端：“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整理国故对青年人所造成的危害：“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6](P220)胡适的幡然醒悟，让我们感受到了整理国故结局的凄凉，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世纪学术生存空间的逼仄。
    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都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整理国故”之争，是现代思想与学术之间的论战，也是学术和文学的论战，更是传统与现代的挣扎。最后，思想和文学结合，把整理国故划定在学术和历史领域。现代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转向日常生活，走入社会大众，龟缩在学术领域的国故整理在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出头的日子，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才对它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682～68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本朝20052005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整理国故/文学秩序/话语争夺/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Literature Order/Fight for the word leadership基金项目：莆田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4001)。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王金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order
   WANG Ben-chao
   The Literature School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BSAll of the Chinese modern thought,learning and literature strove for their own position to realize the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ism to modernism.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the modern thought and learning,also brought about the fight for the literature word leadership.As a part of Modern Literature Campaign of Wu Si,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problem,but also rela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meaning and order.It revised the extreme attitude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campaign to the tradition,valuing 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nd offset to some extend the literal enlightening power in thought.Finally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as set in the fields of academic and historic research.However,after leaving the academic resource background,the modern literature walked up to the daily life and commonalty.西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王本朝(1965-)，男，重庆梁平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者：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682～68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本朝20052005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整理国故/文学秩序/话语争夺/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Literature Order/Fight for the word leadership基金项目：莆田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4001)。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

网载 2013-09-10 2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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