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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是日本人梦想破灭的一年，在攻取缅甸后，日本人发现他们的“大东亚圣战”已经难以为继：日军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沼，因此迟迟无法在南方集中兵力攻取印度或澳洲；同时，他们还激怒了美英等盟国，使之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不但使侵华日军遭到了更为顽强的抵抗，而且还使东南亚的“圣战”逐渐演变为与美军争夺一些小岛的“太平洋战争”，这些小岛对美军而言是重要的战略反攻基地，可对日军来说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反而延误了他们对新几内亚和澳洲的攻占。对于日军大本营来说，要想解决太平洋上的僵局，就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以便抽调出中国战场上的部队，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大本营之所以提早发动圣战，正是因为他们解决不了中国战场——悖论＋死锁，日本人是猪。

对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日军内部存在多种意见。当时，日军大本营在华设有四个直属于大本营的总部：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华南方面军和关东军。华北方面军想打西安，华南方面军想打昆明，而中国派遣军则一意要在长江流域发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战区的铜墙铁壁。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42年初提出集中主力进攻西安，在击溃陕西国军胡宗南部的同时捣毁中共大本营延安，彻底解决日军在华北的隐患，这个作战计划被命名为“五号作战”。不过，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于“五号作战”却不完全赞同，他们虽然对进攻西安较为热衷，但却认为攻略延安等于是为重庆政府的“安内”政策当了一回佣兵，实为白痴论调。另一方面，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在1942年1月发动菲律宾攻势前夕，指示作战部开始研究“重庆作战事宜”，意图尽速解决中日战争。此间，华北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越过派遣军，利用各种渠道直接向大本营推销“五号作战”，杉山元被这个计划打动，他觉得日军一旦攻占西安，便可以通过汉中剑阁的入蜀故道进入四川，从而直接拿下重庆。最后，日军大本营决定采纳华北方面军的西安作战计划，并将作战分为两部分，前部是攻掠西安的“五十号作战”，后部是攻掠四川的“五十一号作战”，此即所谓“吞象计划”。

就在日军内部对“五号作战”激烈争吵之时，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轰炸后，美军飞机在中国东南的金华、衢州、玉山等地机场降落。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的极大震动，他们认为美国将以中国为空袭基地，不断袭击日本本土。为扫平浙江境内的国军机场，防止美军战机在浙江降落，日军大本营于1942年4月30日下令中国派遣军向浙赣线发动进攻，浙赣会战由此展开。

1942年5月15日，浙赣路东段日军分别从奉化、上虞等地沿浙赣铁路向国军阵地发动攻势，国军第三战区在浙赣东线调集了30个师组织防御，第九战区则在浙赣西线部署了10个师。国军在新昌、安华等地逐次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撤退。5月25日，日军进攻金华、兰溪，国军浴血苦战，与日军形成对峙；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兰溪守军愈显孤立，遂于28日放弃该地转移。接着，日军继续西犯，6月3日集结重兵向衢州发起进攻，7日衢州失陷，守军向南突出重围。从6月11日至14日，日军相继攻陷常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7月1日，日军打通浙赣铁路，随即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毁铁路，掠夺物资。

5月31日，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向西发起进攻后，驻江西南昌的日军也集中三万兵力沿浙赣路东犯，并在崇仁、宜黄一带与国军发生激战。6月12日以后，该路日军主力转向浙赣线，在攻占鹰潭、贵溪后，于7月1日与浙东日军在横峰会师，打通了浙赣线，并一同破坏铁路、掠夺物资。7月中旬，日军占领温州，打通了上海至温州的航路。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下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日军各部队于8月中旬撤出，浙赣会战遂告结束。日军逐步撤退时，国军乘势跟进，在敌后发动反攻，至8月下旬收复了崇仁、上饶、衢州等地。

1942年6月初，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海空军，使日军失去了太平洋上的空中优势。8月，美军攻占了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太平洋战场发生战略性的转折，日军完全丧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在苏德战场上，1942年7月爆发了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红军经过浴血奋战，以伤亡近百万人的巨大代价全歼纳粹德国及轴心国军队（当时苏联政府因害怕过高的伤亡统计会影响民众，故拒绝提供详细的伤亡数据；据说普通士兵在被投入斯大林格勒会战后的平均寿命以分钟计），从根本上扭转了欧洲战场的局势，斯大林格勒会战也因此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在中国战场，“浙赣会战”激战正酣之际，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规划已经被大本营基本认可的“五号作战”，但他仍然不愿放弃对延安的攻略，并因此规划了消灭延安、对陇海铁路西段的占领及向兰州的追击作战。不过，大本营显然对冈村作战计划中的延安部分颇为反感，并明确指出攻打西安的唯一目的就是接着进行四川作战，攻占延安不能”断然解决”中国战事，反而会加强重庆政府的战力。经过反复的争辩，冈村最终同意暂缓对延安和兰州的进攻，华北方面军也开始认真规划占领西安后对四川的作战。最后，虽然西安作战被不断的具体化，但由于关中、汉中一带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复杂性以及日军各方的不断争议，作战计划迟迟不能敲定。

在漫长的等待中，日军大本营以西安、四川两个作战连续进行为主轴，就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完成了一个大致作战方案。不过大本营很快便发现，为了更保险的实行这个超大作战计划并确保占领区的稳定，日军必须大规模的从本土和南方战场抽调兵力，总计需要陆军兵力近一百万人，同时还要解决运输、补给、情报等诸多问题。1942年9月，日本方面正式下达了“五号作战”的准备令。不久，由于日军在瓜达康纳尔岛的失败，大本营不得不着手研究从各地调兵前往增援，再加上大本营成员对此次作战的消极和作战本身的高风险性，“五号作战”因此被延误，最终错过了黄河枯水期；11月，日本方面正式中止了“五号作战”。至此，日军在1942年的侵华战略计划完全破产。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全力宣传所谓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论调，在当时造成极大的人心波动；后来，由于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结论也就难以更改了。直到今天，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除了被中共慷慨“追认”的抗战前期的功绩外，国民政府在1940年之后的抗战行为均被刻意模糊或丑化的一片迷蒙。不过，日军的战史却从侧面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新视野。在日军的成本估量之中，所谓“领导抗日的总机关”并不在延安，日军明显认为抗战的动源在重庆，在执拗固执、不识时务的蒋委员长一人。所以，日军在讨论“解决抗战”时，军事上是不断计划攻取四川，政治上则以“如何软化蒋介石”为主轴，至于来自延安的抗战作为，日军认为其影响至多不过是个“治安问题”。事实上，在中共大力叫嚣国府消极抗战的年代里，国军的抗战行为不胜枚举，我在本篇及此前的文章中多有介绍，在后续文章中还要介绍很多——真是搞不清楚究竟国军哪一年没在抗战？

在中共的宣传中，另一个几成定论的论调是国军将精锐布署于后方，不用于抗日前线，反用于封锁延安。这个论调多半指的是胡宗南部，而日军战史也为这个指控作了极有力的申辩。日军“五号作战”的无疾而终，很大一部份是因为“胡宗南部”及其它布署在汉中、川中地区的国军部队的坚强实力，倘若没有这些部队，日军早已长驱直入，何需反复争执、竭力研究“五号作战”——可惜的是，这些国军部队却被中共污篾为“躲在峨嵋山上等着摘桃子”。

截然相反的，中共武装在抗日战争中才真是“消极之至”。如我在前面文章中的介绍，“百团大战”是中共武装在抗战时期唯一一次值得称道的战略性大出击，其余作战要么是为了争夺地盘，要么是迫于日军的扫荡而不得不自卫，要么是为了赶着接收日本人自动收缩防线而放弃的占领区。只有“百团大战”这一次，中共一不为扩张地盘，二不讲保存实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跟日寇打了一仗，为民族抗战画下了精彩的一笔。不过，也正如我在讲“百团大战”时所述，共军这次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使之集中精力来扫荡八路军，导致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损失惨重，彭德怀也因此在中共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未经批准发动作战”的可笑攻击，被打成“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乃至于“保蒋派”。

客观的讲，中共对抗战虽然有一定的贡献，但与国军相比则是天上地下。重庆政府和蒋介石从来没有在抗战问题上动摇过，从本篇所述的日军在1942年全年的“悲壮大赌搏”上就可以看出重庆政府坚定不移的抗敌意志。  

三鉴斋 2010-09-11 05: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