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的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惊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北平当局派出军警镇压，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许多学生被捕和受伤。次日，北平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以抗议当局的暴行。12月16日是原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后来是在18日成立），这一天学生再次发起示威游行。这以后，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游行接连不断，运动波及几十个城市、几十万学生。这就是着名的“一二·九运动”，直到现在，很多大学、中学在每年的这一天仍要组织“一二·九长跑”以为纪念。

1933年热河沦陷后，日军于当年4月策动内蒙部分王公在赤峰举行“王族大会”，9月18日内蒙古德王和云王领衔发出自治通电。南京政府为应对变局，于1934年4月在绥远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任命德王、云王等24人为委员，并以何应钦为指导长官，使内蒙局势略显缓和。1935年10月，德王等在日本的支持下，来到绥北滂江。1936年2月，南京政府改组蒙政会，会址迁至归绥。5月2日，在日本的扶植下，内蒙军政府在察哈尔省嘉卜寺成立，德王出任军政府总裁，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随后，内蒙军政府组成“大汉义军”，在绥远百灵庙囤积武器和粮食，积极备战，准备夺取绥远。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内蒙军在日本军官的指挥和日本空军的掩护下分两路进攻绥远东部，企图夺取归绥，截断平绥路交通。驻扎在绥远的国军傅作义部奋起阻击，将蒙军击退。11月24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攻克蒙军后方基地百灵庙，歼灭守军大部。12月3日，蒙军向百灵庙发起反扑，同时还派骑兵进攻乌兰花等地，与国军展开激战，结果蒙军两路均被击溃。12月9日，蒙军两个旅在锡拉木伦庙投诚，并将日军顾问击毙；20日，又有蒙军宣布起义，绥远抗战终告胜利，日本建立内蒙伪政权的企图随之破灭。

以前在介绍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反蒋斗争”情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蒋介石因大搞独裁专制、扣押胡汉民而遭到了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弹劾，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也通电反对蒋介石，并于1931年5月底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各派系为停止内斗、一致对外而开始谈判，并约定“宁粤双方各开四大，各选中央委员，然后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此后广州政府即可取消。”。此间，已被释放的胡汉民也南下广州主持大局。最后，一切进展的还算顺利，蒋介石被迫下野，四届一中全会也得以召开，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宣告统一。至1932年1月，按事前约定，广州政府宣布取消。不过，从那时起，两广便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其党政大权皆为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所控制，胡汉民则成为两广名义上的领袖。

此后，蒋介石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不断将中央的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对地方各实力派步步紧逼，加剧了他们与中央之间的矛盾。1936年，桂系李宗仁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不作为”，令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中国必须“焦土抗战”。李宗仁此举，虽含有对日本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也有攻击蒋介石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同时，桂系还暗中与共产党相呼应。

另一方面，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一定要到全国真正统一后，才肯全力反击日本侵略。为此，蒋介石多次派人游说粤系陈济棠，意图策反这位桂系的盟友，使之与中央联合消灭桂系。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来者透露了解决桂系的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怀疑，认为唇亡齿寒，一旦桂系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因此，陈济棠不但没有助蒋，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5月1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元老、反蒋派代表人物、两广名义上的领袖胡汉民因脑溢血在广州去世，西山会议派邹鲁也离开广东出国。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割据势力的蒋介石趁机宣布了五条建议：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使用法币。这五条建议实际上是要将两广权力收归中央，因此建议一出，就立即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反对。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陈济棠立即联络桂系，约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1936年6月1日，两广地方实力派组成“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攻击南京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不作为，声称两广愿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南京政府也迅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斥责两广“地方将吏抗命”，同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6月2日，两广军队出师北上，6月5日攻陷湖南永州。6月10日，中央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了两广军队的北上之路。6月中旬，蒋介石调动大批部队进剿两广，两广方面也动员了30万人马，100多架飞机进攻湖南。

6月22日，两广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出任委员长兼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这期间，中央军与两广军在湖南对峙，蒋介石还展开政治攻势，多次致电两广军各将领，声明愿和平解决两广事件，既往不咎，并希望各将领顾全大局。随后，两广军中便有亲南京的将领开始投诚，7月4日，广东空军飞行员40余人驾机飞往南昌，叛陈投蒋；接着，粤军数位军级将领纷纷通电拥护南京；同时，又有多位两广中央委员离粤北上。见此情形，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紧急会面，商议对策，决定统一军政、财政，并将军心已经不稳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桂军布置在外线。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成立国民议会，整理全国国防，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为委员参与其中。同时，为分化粤桂，南京方面决定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但是，桂系并没有因此就倒向南京，李宗仁等依然全力支持陈济棠，并要其携钱粮、武器和可靠部队退至粤西，背靠桂系对抗中央，同时还准备派桂军入粤，稳定广东局面。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发起进攻；粤军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陈济棠所部军心大乱。这时，白崇禧电告陈济棠，劝他不惜血本，以金钱、官职为诱饵迅速稳定军心，但仅过了一日，广东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心灰意冷，决心下野，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7月18日，陈济棠通电接受五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宣布下野，离开广东前往香港。至此，陈济棠在广东的势力被连根拔起，数十万军费归桂系所有，其余一切全部被余汉谋接收。

陈济棠倒台后，蒋介石转而全力对付桂系，数十万中央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将广西包围，桂系也积极备战，并驱逐军中所有日籍教官、顾问，以争取舆论支持。桂系与粤系不同，桂军内部十分团结，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政策对其无效；此外，桂系还盟友众多，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都在此时通电声援。同时，桂军还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进行游说和分化，使黔军，湘军等都观望不前，在闽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为桂系组建了一个师，作为外援。

为争取道义上的主动，桂系紧抓“抗日”的旗帜不放，意图在舆论上陷中央军于不义。自6月以来，在桂系的默许下，广西接连发生多次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声势十分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也被邀请来桂，使桂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7月底，出于对日本侵略的强烈不满和对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也公开声称抗日第一，再加上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因此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渐露曙光。

8月初，蒋桂双方的代表不断派人互相试探，刘斐、程潜等人也不停往来于南宁和广州，劝说双方各退一步。最后，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日人如更进一步，则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桂系宣布服从南京中央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8月11日，蒋介石飞到广州；9月4日，南京政府下令，李宗仁、白崇禧及桂系大小官员职位不变，桂系官员随即在南宁高调就职，并宣布服从中央。9月17日，李宗仁和蒋介石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政府的对峙状态。

这便是所谓“两广事变”的全过程，在事变发生的三个多月里，双方共出动80余万军队对峙，但最终仍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