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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上学”就是指道理，非先清理这个问题，中国美学的新发展不能有现实的基础。这一现实的基础其实就是说清楚这个题目，即什么是现代中国、什么是现代中国美学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因为“现代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一段历史，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形态；“现代中国美学”不仅是现代中国这段历史和这种社会形态中的美学，而且更是美学这门学科检验自己的普遍性的机会；对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实是以现代中国美学的状况为例来清算西方美学的根本错误。
　　　　一、现代中国
　　“现代”本身什么含义也没有，因为总有今天，就总有现代。认真说起来，之所以会分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指社会形态变了（或者为了某种观念性目标以为社会形态变了）。说现代中国，指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由于这个反帝反封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因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也延续着称为现代中国。无论是以新中国成立、还是以改革开放来划出一个“当代”，我认为都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被叫做当代的那一段时间里（比如直到今天），中国并没有发生像从现代以前转变为现代那种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因此，从反帝反封建到今天、直到可预见的将来的中国都是“现代中国”。
　　我们这里谈的是美学，当然不用专门去分析中国由现代以前转变为现代是怎么一回事，而是指出这种转变与美学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学是从西方来的，因此就有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这一背景表明，美学必有其学科的普遍性，否则它就来不到中国，中国也无法接受它。但是，这种来到和接受的状况如何呢？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使其不可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但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个参照。这个情况表明，美学可以来中国，中国也可以接受它，但它却注定要在矛盾中找到自己落下来的位置。美学找到了什么位置呢？这两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现代中国美学的前提，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或者说就直接决定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境况。
　　说美学是一门学科，是指它作为学问有其专属的性质和领域。中国本来没有美学，不等于没有美，也不是中国古来不研究美。问题只在于，中国研究美的路数和西方不同，甚至对于什么是美的理解也不同，所以作为一门学问（现代才讲学科）也与西方不同。于是，当美学这门学科（经由日本人译成“美学”之后）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新东西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接受它呢？简单地说，是因为中国以为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复杂一点说，是世界范围（主要是中西方）文化交换的时候，有的文化借助其他原因取得了强势、也就是被人学习和接受的地位。所谓其他原因，主要是指国力的强盛或进攻姿态，当然这一方也是指西方了。
　　洋枪洋炮的威力自不必说，于是中国终于发现有更厉害的对手，非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问题在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就是进攻型的。也许，西方文化本不如此，但基督教是一个扩张型的宗教，它要布道，立志要所有人都信，而基督教文化经过近千年的主导和统辖的历史，就养成了西方文化的进攻态势。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科技革命本身也是扩张型的，即认为理性和技术的普遍性是所有民族都应该遵从的法则。
　　这样，一方本性就要扩张，就要传播，就要一律，另一方则以为这些都是文明的、先进的、强大的，于是也愿意接受和仿效，于是美学就不仅来到中国，而且被中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和好的东西接受了。其实，从文化角度讲，这种接受并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你交流过来，我觉得好就接受，不好就不要，适合就用，不适合就改造。但是现代中国还有另一个问题，麻烦也就出在这个问题，即是说，中国必定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所以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与否以及怎样接受就不能不受社会形态的制约了。这种制约，并不是指多年战争的残酷环境，也不是指和平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普遍的偏见。
　　这个偏见就是从价值为用和道德为善的意义上对科学和民主的认同以及举倡。科学当然有用，民主也不能说不善，但是它们都来自西方，而对中国来讲则成了一个麻烦。中国要科学、民主，是迫于西方扩张、中国挨打局面下的一种启蒙意识和救亡选择，但是，西方的扩张（也就是帝国主义）靠的就是科学和民主，从历史事实来讲更是科学和民主本身的结果。如果没有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和民主，西方不会突飞猛进地发展，也不会有力量来打中国。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科学和民主，西方根本想不到要四处扩张，也不会把扩张看成是文明演进或拓展的必然方式。因此，科学、民主、扩张（殖民或帝国主义）在西方是三位一体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方法论，而在中国，则必须一分为二：要科学和民主，打倒帝国主义。中西双方都在做天经地义的事，但西方动手早、道理自然、进展顺利，中国则奋起晚、道理自觉、困难重重。这个局面，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各领域中一方面不得不大讲“接轨”，另一方面又坚持“借鉴”、“批判的吸收”。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在现代中国的落实必须克服一个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美学可以在和科学、民主一样好的（和新的、先进的）意义上被接受，但其理论，尤其是其理论根据却必须通过和反帝要求相一致的革命道理的检验和许可，甚至本身就应该具有革命性。
　　这种检验和许可有三个内容。其一是看其是否直接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比如20世纪40年代蔡仪的《新美学》是革命的美学，60年代的美学争论最终由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来中止。其二是在学理上区分唯心和唯物，而这已经不是美学问题了。其三是西方美学与中国现实的契合，而这方面既有“其一”为大原则，又有“其二”为大道理，始终搅不清楚。
　　这一节着重两点，一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在第二节再讲）的战争年代，把西方美学在新学科的意义上当作“先进”东西引进来，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解说美学。这两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直到今天学术界几乎没有理解这个问题，至少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两点显露了一个矛盾，即中国美学应是一个新的学科或道理，它的形上学一方面是自为核心才能建立起来的，而另一方面大文化背景已经是世界性的了。这就表明，一般所谓的“学术”（或者说美学自身）的问题仅用社会形态是不足以解释的，同时也表明下一节的“现代中国美学”是有其特定含义的，而不是“现代中国”的“美学”。
　　　　二、现代中国美学
　　美学是从西方来的，而且是在中国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时候进来的，这不是说中国原本没有美学，而是指现代中国要在西方那种学科或道理的意义上建立一种美学。如果西方美学具有道理的普遍性，它当然应该能够适应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然而即使如此，这种建立也要以中国的美的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材料。事实是，中国的美学家没有人认为西方美学不对，于是或者就以它为普遍道理，或者想方设法把它和中国美学糅合在一起。但是，这两种努力都不成功，于是现代中国美学呈现的是一幅拔着自己头发上升的图景。这种情况其实是美学本身的问题，即西方美学根本是错误的，而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又完全不同。但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说难以接受这一点，确是现代中国美学的“现代”局限——现代之前无此局限，今后这种局限则可能失去意义。
　　几乎不用证明，经验就告诉我们到处都有美。美学是美本身的学或道理，就像物理学、数学分别是物和数本身的学或道理一样。因此，中国并非没有美学，而是没有西方那种美学。中国美学所研究的是各种境界。为什么会有境界呢？因为人自身之外有一个宇宙（包括自然和社会），这个大宇宙有其化生运行的规律，人自身相对大宇宙来讲，也是一个完整的化生运行系统，叫做小宇宙。这两个宇宙的关系本来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大宇宙包含小宇宙。但是人有自由意志，又能主动地改变或作用于大宇宙，于是人就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掌握、体悟、突破、运用等等都是对这些关系的超越。这个超越就是境界。在境界中，大宇宙还是大宇宙，人还是人，但是人在对这两者关系的超越中一方面创造了这种超越，另一方面就把这种创造出的超越作为一种新的关系存在，从而人可以在里面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种境界的生成、存在以及实现的道理就是中国的美学，或者说是现代中国以前的中国美学，也叫古代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不是学问不够，而是现代中国的局限。现代以前，中国只管研究自己的美学，不管世界怎么看。然而进入现代之后，中国自己的东西由于都是封建社会的，尽管它们并不等于封建主义，反封建的社会形态要求对现代以前的任何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进行重新清理或批判继承。这一点其实还不是现代中国美学难以建成的最大原因，因为历史文化本来就可以批判地继承，大不了这种做法会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或要求而难以合理公允。难办的还是现代的文化背景，因为比较是在同一个世界中进行的，总会把新的东西当成科学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美学即使不必定要接受西方美学的检验才成其为科学（或具有道理的普遍性），至少也要不和西方美学相矛盾才行。于是，现代美学就在忙碌于下述几件工作中不得成功。
　　忙碌之一是学科建设。的确，中国美学在历史上没有理论体系性的着作，而西方却有，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等。于是，既然要按西方的“科学”方式建立美学学科，就先要把西方的理论体系性美学着作翻译介绍过来。这项工作对于中国了解西方美学来讲是功德无量的，但是把这些理论体系当成普遍性的美学道理，可就麻烦多多了。各领域发展中的西方参照已经是现代中国的宿命了，美学不仅以西方为参照，而且以西方为学习的榜样。由于是榜样，学科建设就只是西方式的（这里省去了苏联的影响，因为除了结论不同之外，在对理论的认识方面苏联也是西方式的），从而中止了中国美学。另一个主要麻烦是概念和范畴的意义含混，因为即使知道它们在西方美学中是什么意思，也难找到在中国美学中的对应术语，于是谈来谈去，中国和西方两张皮，而普遍性的美学理论（即所谓原理）其实就是西方的。再有一个麻烦比较技术性，但却很现实。就是美学家必须有较高水平的外语，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美学。因此，以西方美学为普遍道理作学科建设而有成就者，现代中国恐怕就只朱光潜一人。西方就没有这个麻烦，他们不必懂中文就可以做美学家，这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在世界现代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所具有的一种特权，但也使他们不必操心西方美学是否对中国具有道理的普遍性。
　　忙碌之二是不停地比较中西美学的不同，却不甘心放弃用同一个道理（或原理）来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努力。其实，不管是否真的只有西方有美学的理论体系性着作，中国和西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美学理论在分析各种美学现象、创作和活动时，主要都是以艺术为对象。这一点，其实正反映了世界各地都有美，因为艺术是创造美和欣赏美的活动，至少是这类活动中最富有特征化的一种。前面讲过，中国美学是关于境界的道理，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说明艺术活动的道理上，不去言说不能说的东西，比如，荀子的《乐论》、谢赫的《古画品录》、刘熙载的《艺概》、李渔的《闲情偶寄》、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空图的《诗品》等。正因为有了这个共同之处，现代中国美学以为可能在既采用西方美学的“科学性”，又保持中国美学精神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然而，实践却总是失败。王国维、宗白华想到了这种学科的建立，但大概是悟到了不可能，所以终未建成，甚至是自动放弃了。
　　忙碌之三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来建立符合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美学体系。这个工作也分两类。一类如瞿秋白、周扬、胡风、蔡仪，另一类如鲁迅、毛泽东。当然，后一类人并非专事美学，而且他们的革命工作使他们只是把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提出来，建设则由别人来完成。从这种理论体系的建立来讲，真正做成的只有蔡仪一人。这个以唯物论的反映论为核心或基石的美学体系的确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古代中国的，而是纯粹现代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有毛病，在解释一些重大美学问题上明显捉襟见肘：比如自然美与社会性美的关系、典型、审美标准等。
　　忙碌之四是大力弘扬古代中国美学，却无法解释当前的美学现象和问题。这个工作以李泽厚为代表。另外，台湾等地的“新儒家”也在做此工作，不过他们并不专事美学，而且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只能为中国大陆的美学家所借鉴，自己却不能担负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任务。新儒家所忙的事情，其实就是弘扬中国传统美学，但却认定必须使中国传统美学同西方美学融通起来，中国美学才合理、才合法、才有普遍性。李泽厚这样的美学家比新儒家多了一个优势，就是在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融通中加进了马克思的美学。这一优势使美学研究的思路更开阔，却也使美学内容更庞杂，道理更不一致，结果融通本身还是没有做到。比如讲理论的普遍性就人化自然、自然的人化，讲中国美学就天人合一、礼乐精神，讲西方美学则有意味的形式、感性显现，结果本来的中西美学两张皮反而变成了三张皮。这种情况，和这些美学家赶上了改革开放有关，也就是思想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开放态度，自身的理论建设还有待各种条件的创造和积累。
　　忙碌之五是内涵与外延的各自为阵——这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的典型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生的美学工作者面对的是一个眼花缭乱的理论色谱：西方的东西更多、更新，于是中国学者一方面以一种追赶的心态急于尽快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却难以理解、更无法体验它们的历史含义，尤其是这种历史含义对西方美学自身道理的针对性；掌握中国美学所必需的古代文化知识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而这对于新生一代美学工作者来讲差不多都是以补课的方式边干边学；他们还必须对现代中国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一般说来，每一代学者都要应付和处理前人的成果和现实的问题，然而改革开放的新生代学者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在于，这时的社会形态仍是现代中国的延续，但一方面整个社会在转型，有许多新事物、新问题要认识、要处理，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文化背景越来越成为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化背景，甚至文化现实。这种特殊性在美学方面的体现，就是内涵与外延联系的松散：一方面什么叫美，什么是普遍性的美学道理再次成了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不管这些而去关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内涵远大于外延的奇特现象。比如各种“部门”美学的说法就是由内涵与外延联系的松散而来的，什么技术美学，教育美学、心理学美学，甚至烹饪美学之类。这些说法是否合理且不说，实际情况是它们并不成其为什么“部门”美学，因为它们各自所说的“美学”就含义各异。同样，这些工作的兴趣也不在清理美学的普遍性道理，而是忙着认识、理解和处理社会变数多、事情变化快的转型时期中的各种新事物、新问题。
　　　　三、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
　　这一节专门讲美学的形上学批判，但前两节的内容不仅是这一节批判的前提，而且是它的组成部分。前两节的讨论说明，现代中国美学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当然，并不是什么领域或学问都要有其所在地“自己的”学科理论，相反，道理的普遍性是不需要有什么“自己的”或“特色的”理论的。问题在于这几点：1.美学作为一门有普遍性道理的学科已经是事实了（虽然是西方发明的）；2.中国美学历来所关注和研究的道理不同于西方美学；3.现代中国美学想把两者结合或融通起来建立一个具有道理普遍性的学科。这三点的共同之处都在于，理论体系本身是否有普遍性道理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就是形上学性质的问题。
　　我认为的确应该、并且可以完成真正具有道理普遍性的美学理论体系，同时也认为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不同并不只是学科的关注或针对方面的差异。中国美学是什么已在前面讲过了，但它并不自认为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所以可以作为一项专门学问，此处不论。西方美学本来就摆出普遍性道理的架势，经过西方科技文明几百年领先的历史之后，西方和中国都认为这种普遍性道理对西方和中国都是适用的。中国美学不管对要建立的具有普遍性道理的美学学科有什么作用，也不管这个学科建立起来是否可以有更合理有效的概念和范畴体系来更好地分析中国美学以及中国美学史，总之，新建的美学学科理论体系肯定既不同于中国美学也不同于西方美学。这就要做形上学批判了。而既然西中双方都认为西方美学具有科学性或道理的普遍性，这种批判着重指出的错误就是西方美学的错误。
　　所谓“形上学”，当然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哲学的学科特征，也侧重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但它既不是哲学，也不是逻辑，而是指美学的“道理”。这种批判的目的，是给由现代中国美学来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道理的美学体系的工作一个理论基础或前提。现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有一大堆观点，为了不陷入其中，我采取正面阐述结论的办法来进行批判。
　　西方美学和现代中国美学共同的形上学错误，在于对美和美学的理解不得要领，具体说来，就是用哲学（或其他学科，比如主要有心理学）来谈美和美学，抽去了美学本身的形上学。
　　现代中国美学对美的形上学看法基本上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即理性的感性显现，因此说不清楚自然美与社会美各自的存在根据，也绕不明白这两者的关系；而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实践观点，又说不清楚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存在基础，也绕不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黑格尔的看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西方美学弄出个感性学，本来就是一种哲学的束缚，甚至是一种理性的胆怯，生怕动摇了千百年来的道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的，只是太笼统，落实到美学上歧义太多。
　　我认为，美就是自由的特征化。自由本身并非不可以追问，但那是知识的极限，人凭了自由意志才可能知道这个极限的现实性，却不可能越过这个极限，因为它随着知识而拓展着自己的弹性。什么叫特征化呢？就是比其他的自由活动更纯粹、更集中、更完整。作为自由的特征化的美，既然比其他的自由活动更纯粹、更集中、更完整，美就没有“更”了，叫做没有比较级。美的确是通过各种审美活动来体现的，但无论某一审美的规模大小、时间长短、程度强弱、级别高低，当美体现出来、或反过来说当人知道（体验、感悟、关照、感受等等都包括在这“知道”中）美的时候，它本身都是完满的，没有什么不足之处。
　　这样讲美的定义是否等于什么也没说呢？不是。美是难说的是一个事实，而难说的原因在于，人是靠自由意志成为人并把规律性和目的性结合在一起行为的，因此，自由不能借助其他东西来言说。但自由活动和自由实现的方式很多，当这些活动和实现具有上述特征化时，美就在了。这是指过程，所以可以言说，但不等于美只是结果，相反，自由意志的本性和美同义（而不是什么先验概念），只不过实现了的美各有形式（而不是什么感性显现）。所以，难以言说是因为终极概念的自我循环或自我指称，而这一难以言说本身正确证着美的存在——而且是现实的、具体的美。
　　据此，美学就是美的学，就是属美的道理，就像物理学是物的学，属物的道理一样。美学包括但不是关于美的研究和理论，而是美本身的理论形态。美学自身的形上学，就是美学的学科基础，它可以借助哲学或心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分析，就像物理学和社会学可以借助哲学或心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分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前述所谓各种“部门”美学是可以成立的，就像哲学成立之后可以有政治哲学、神学哲学、艺术哲学等等一样。事实上，在我的看法中，人类文化至少有三个学科是不能互相包容的，但其形上学却都可以融入任何学科中去——因为它们各自的道理无处不在。这三个学科就是美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可以在一些学科（比如政治、艺术、社会等）后边分别加上这三个学科的任何一个而成为另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却不可以把这个顺序反过来构成别的学科。这并不是简单的学科梳理，问题仍在于学科的形上学根据。同样，在某一观点或流派的美学理论也是这个道理。比如存在主义美学，其形上学根据只在美学本身，而不在存在主义，甚至存在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对存在主义美学来讲只是一些分类学意义上的标识，依此标识分别展开各自要说的美学问题，但却不能反过来说这些概念是存在主义美学的形上学根据。至此，“批判”回答了本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也回答了现代中国美学的主要困难所在。现代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没有我所指出的美学本身的形上学，所以不得要领，所以总是借助别的学科的形上学。西方美学的根本错误是双重的：一方面把不是哲学的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却又把美主要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现代中国美学家中也有以自由（或和谐）为核心概念的，但并不把它们作为形上学的根据，而是作为关于美的研究的一些内容或方面。新生一代的美学工作者更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思想的活跃乱撞，从已有的着作来看，根本没有考虑到美学自身的形上学根据。因此，从学科本身来讲，这里的批判至少要清理当前美学研究中三个主要的混乱。
　　其一，从美学的学科独立角度考虑美学的形上学，西方美学、中国美学、马克思美学等等这些有差异的美学理论是否通融与学科的独立是没有关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要考虑美学本身的自为性和自足性，让它从别的学科（主要是哲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其二，不要把性质问题总绕到发生过程上去。现在的情况是，在谈美的时候总是想“论证”它怎么来的，好像说不清这一点美就不存在了。其三，不要用分类学意义上的概念、范畴以及活动来说明理论体系在道理上的普遍性。比如自然美、社会美、主体、客体、典型、类型、创造、体验、欣赏等等，它们只在同一个道理系列上各自展开，却不是反过来证明道理的对不对。
　　　　四、小结
　　形上学就是道理。美学就是属美的道理，而不是关于美的理论。形上学批判在此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现代中国美学没理解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同，但中国偏认西方美学为科学，另一方面更因为西方美学本身是错误的，是哲学对美学的束缚和扭曲。
　　第一，现代中国是既不同于前此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形态，现代中国美学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成的，它的矛盾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于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本身的矛盾。
　　第二，但是现代中国美学对此缺乏自觉性，既摆脱不了认西方美学为科学的理论定势，又不甘心舍弃现代以前的中国美学精神；想用马克思美学来做理论统辖，又落实不到学科建设的普遍性理论上来。
　　第三，西方美学没有自己的形上学根据，现代以前的中国美学自成学问，既不考虑是否具有理论的普遍性，也的确与现代社会多有不适——至少在表述的话语系统上是如此。因此，现代中国正面临一个机会，即由中国美学家来建立自足、自为、自觉的，具有普遍性的美学理论体系。
文艺研究京37～43B7美学孙津20032003形上学就是道理。美学就是属美的道理，而不是关于美的理论。形上学批判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现代中国美学摆脱不了认西方美学为科学的理论定势，却没有认识到西方美学是根本错误的；不甘心舍弃中国美学精神，却没有认识到美学学科建设的形上学根据。清理这些问题，是为了给由中国美学家来建立自足自为、具有普遍性理论的美学体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或前提。美学/形上学/现代中国孙津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100094 作者：文艺研究京37～43B7美学孙津20032003形上学就是道理。美学就是属美的道理，而不是关于美的理论。形上学批判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现代中国美学摆脱不了认西方美学为科学的理论定势，却没有认识到西方美学是根本错误的；不甘心舍弃中国美学精神，却没有认识到美学学科建设的形上学根据。清理这些问题，是为了给由中国美学家来建立自足自为、具有普遍性理论的美学体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或前提。美学/形上学/现代中国

网载 2013-09-10 21: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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