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的几处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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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文艺的党性原则, 不能不想到列宁的着名文章《пaртийиaя oргaиизaчя пaртийиaя Λитeрaтрa》的中文翻译问题。原题名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中译文在1982年有很大的更改,包括把题目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关键在于“Λитeрaтурa”一词。此词既有“文学”、 “文艺”的释义,也有“图书”、“文献”、“出版物”的释义。译文应当以何种释义为主,固然应当参照列宁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但首先必须依据的是这篇本身占优势的具体意思。唯此,我认为原译文采取“文学”的释义是有根据的,因为文章的大量篇幅,包括重点发挥、辩驳激烈的高潮之处,唯有按照“文学”释义才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意,同上下文相适应,而做到顺理成章。以下几点是不应当忽略的:
  一,将“Λитeрaтурa”与“艺术”并提(第12段), 显然只能取“文学”释义,译为“文学与艺术”。新译文也不得不保留原译文。
  二,具体地谈到文学作品的描写背景、图画、舞台艺术及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家、画家、女演员等(第11段),所指的只能是文艺领域。
  三,具体地谈到文艺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第7段); “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第8段)。这样的特征显然不是一般学科所具有的, 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只能是指文艺的特征。
  四,具体地谈到文艺创作的心理活动的特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第7段), 这显然不是指一般学科出版物写作的构思活动,而只能是指文艺创作所特有的心理活动。
  五,具体地谈到文艺服务的对象:“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第13段)这同蔡特金的《回忆列宁》中所记载的列宁的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基础”)是一致的。这里的“服务”显然只能是指满足文艺欣赏的要求,指通过文艺进行的描写和歌颂,而不是指其他种出版物的阅读。
  六,具体地谈到文艺批评。文章联系文学艺术而讲到“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第7段;第10段), 反对“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第5段),“无政府主义的空话”(第11段);讲到“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第9段), 讲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允许有在党内宣传反党观点的自由。实际上这些直接指的文艺批评文章及文艺性散文一类文章,显然范围还更宽一些。结合这期间列宁在其他地方的类似的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在两年后的1908年2 月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哎,各种半党派性的和非党杂志所刊载的专门文学批评文章,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最好设法远远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旧老爷派头,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388页)
  以上几点都表明,“Λитeрaтурa”的“文学”释义在列宁这篇文章中不容忽视,而且应当作为主要释义加以突出。为新译文说明的文章也不能不承认:新译文的译法“文学这层意思就不明显,甚至很难看出来”(见《红旗》1982年第22期第8页)。我想, 即使列宁文章里同时也使用了“图书”、“出版物”一类较广泛的释义,也不会同突出“文学”释义相冲突,只要加一条注释便能够交代清楚。中国汉语中的“文”也有类似的广义和狭义之别,通常就是这样处理的。
  为了理解得正确,我们不能不想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列宁文章的理解(这应当算是比较可靠的“参照系数”)。例如:与列宁直接交往和共同战斗过的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可算是最好的见证人(尽管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们曾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在布尔什维克党刊《新生活报》从事撰稿(有的还参加编辑工作)。列宁这篇文章就是1905年在这里发表的,他们是最初的读者。显然,他们受到该文的很大影响,在以后的许多文艺批评文章里尖锐地批判反动文艺思潮、堕落的文艺现象同列宁文章里的批判是相呼应的。高尔基还以文艺创作(如剧本《敌人》、小说《母亲》)生动地贯彻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那些批评文章和文学创作作品还表明,它们与列宁的文章具有相同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背景和斗争对象(前引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也证明这一点),作为旁证,其说服力绝不亚于列宁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章里是否谈到“出版物”。卢那察尔斯基在1907年发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艺术创作的任务》中直接论述“лaртVйиоецскусстBо”(“党性的艺术”或“党的艺术”)、 “社会民主主义的艺术”(《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7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 154 —159页), 显然就是列宁文章里的“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按旧译文)的转述和发挥。列宁当时在世,但从来未听说他表示过这是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卢那察尔斯基在后来还有类似的发挥,例如在1931年关于高尔基的报告中还讲到“布尔什维克文学”、“列宁所说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296页);在1932年发表的《列宁与文艺学》里全面地阐述了列宁的文艺思想,明确地提到“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且着重地介绍了列宁的这篇文章,说:“写这篇文章的因由是希望整顿党的政治书刊、党的政论工作、党的科学出版物等,然而,文章的客观意义当然超出了这些的范围,列宁的意见可以绝妙地运用于当时的全部艺术文学。”接着他大段地摘引了列宁的这篇文章,如第5、6、7、8、9、10、11、12、13段的全部、第10段的部分,还对未摘引的部分作了阐述。摘引的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占全文大部分篇幅,也是“ΛиΤерa урa”及其同根词出现得最多、 最集中的地方(见《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8卷第460—464页)。这表明, 按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解:列宁写文章时虽然起初的意图是针对一般出版物,但进一步发挥的重点已经是明确针对文学艺术了,而卢那察尔斯基所摘引和阐发的若干段落里的“Λитерaтурa”及其同根词应当是“文学”、“文学的”、“文学家”才合适。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解也可代表苏联文艺理论界多年习见的看法,例子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释义广狭的理解,也许还有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例如:有两处(在第7段和第9段)原文为“Λитеурa Τурное Τворнество,旧译文译为“文学创作”,名词对名词,定语对定语,是正常合理的译法,也符合上下文的意思。新译文译为“创作”,略去了“Λитерa турное”“文学”这个定语。这在翻译的基本技法上是不容许的,何况意思显然有出入,因为省略了定语限制的“创作”不见得就是“文学创作”。
  又例如,许多显然无法译成“出版物”或“出版事业”的“Λитерaтурa”被译成“写作”或“写作事业”,相应的定语“Λитерaтурное”也被译成“写作的”或“写作上的”。 这类词在数量上超过“出版物”,译者却未作多少解释。在旧译文中,这些词被译成“文学”,“文学的”、“文学上的”,结合上下文的意思很顺理成章。新译文则很费解。例如在第12段,短短数行中有三个原文为“Λитерaтурa”的词,第一个由于处在“文学与艺术”的词组中只好被译成“文学”,因为词组不能成为“出版物与艺术”或“写作艺术”;两行之后的另两个同样的词却被译为“写作”,失掉连贯性,而且使未见原文的读者会误以为原文是其他词。把“Λитерaтурa”译成“写作”是否有俄语词义学上的根据?我想,虽然译文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用来适应语言情境和作者观点的歧异,但像“文学”、“写作”这类词则很难于互相变换,因为两者的含义差别很大,各自的意思很单纯固定,如果在辞书里没有根据,是不能互相替换的。我先后仔细查阅过《大俄罗斯口语详解大辞典》(四卷本。B.AΛB主编,彼得堡—莫斯科1881年第2版,1955年莫斯科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俄语大辞典》(С.Ц.Ожегов主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75年第11版,1978年第12版、1984年第16版修订本)、《俄语详解大辞典》(四卷本。H. YшaMoB主编,莫斯科1938年版)、《俄华辞典》(陈昌浩、杜布罗夫斯基等编,苏联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1年版;时代出版社1953年修订本)、《外来语辞典》(苏联外文与民族出版局1954 年第4 版、1980年第7版、1981年第8版、1982年第9版、1984年第11版)、《俄华大辞典》(刘泽荣主编,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俄华新辞典》(刘泽荣主编,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现代俄罗斯规范语言大辞典》(十七卷本。苏联科学语言研究所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俄汉大辞典》(刘泽荣主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露和辞典》(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俄语同义语词典》(З.Е.АΛексaнровa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75年第4版)、《俄语大辞典》(四卷本。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3年第2 版修订本)、《俄语组词词典》(苏联普希金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3年版)、《大俄汉词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俄汉词典,“Λитерaтурa”词条下都没有“写”、“写作”的释义。我又通过《华俄辞典》(ц.М.ОшaинН主编,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2年版)、《简明华俄小辞典》(ц.М.ошaнин主编, 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1956年版)、《俄罗斯同义语大辞典》(两卷本·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俄语同义语辞典(З.Е.АΛексaнровa编,俄罗斯语言出版社1980年版)、《汉俄词典》(上海外国语学院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989年修订本)查阅“写”“写作”条,未见有“Λитерaтурa”的释义。还查了《拉丁俄罗斯大词典》(Ц.х.Ворецкий主编,莫斯科,《俄罗斯语言》出版社, 1976年第2版修订本)中的“Litteratuгa”条,未见有“写”、 “写作”的释义。英语中同俄语的“Λитер a тур a ”相对应的词“Literature”有“写作”的释义,我查阅《大英俄辞典》(两卷本。Ц.Р.ТaΛб6лецн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2年版)见接近“写作”的俄文释义是“Vитерaтурнaя деяте V”и—терaтурное”而不是“VиTepaTypa”, 足见俄文“Vи-TepaTypHoe”本身并不具有动作性的“写”或“写作”的含义。两个同一来源的词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的含义不一定全部一致,因而不能按照另种语言而任意杜撰词义,只能以本民族语言的词义学及词书为准绳。上述两例中所涉及的与“Λитерaтурa相关的词绝大多数属于卢那察尔斯基所摘引的段落。
  关于旧译文,我也并不认为已经完美无缺、没有纠正改进的必要。例如:第7段的“ВоΛбшцйшростор”,原译为“广阔天地”,我认为确切的意思是“更广阔的天地”。“цaртийиa яvитерaтур a”原译为“党的文学”,我觉得这里的定语“цaртий1taя”不应取从属关系的含义, 而应当取性状描述的含义,即“党性的”。这既符合整篇的意思,也可同“党性”含义的抽象词“цaртийностb”相沟通。“文学的党性”,正是由此而来。所以我认为列宁文章的标题应当是《党的组织和党性的文学》或《党的组织和党性文学》。这样也助于避免一些误解,即单纯从组织从属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党的文学”。
  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里程碑,甚至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重要文献(这一点在今天国内国外的气候中看得更清楚了)。它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论证和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的尖锐的揭露,强有力地冲击了某些人当作独占禁区的隐秘的“象牙之塔”。正是因为有这样大的突破,才便于举一反三,使党性原则的真理照亮整个思想领域。以我国近几十年的思想斗争来看,党性原则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艺思想领域。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言行和作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是党性原则在神州大地上的弘扬,而这都是同列宁这篇文章在我国的翻译和传播分不开的。*
  
  
  
文艺理论与批评京69-72J4外国文学研究杨汉池19961996 作者:文艺理论与批评京69-72J4外国文学研究杨汉池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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