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本文从后现代主义思维论、价值论和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三个方面，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在思维取向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基本问题，并展开由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错位现象而引发的一些深层思考。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思维论层面上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对其在价值论层面上的虚无主义观念和“零度”艺术观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潮自80年代进入中国以后，促进了包括写作观、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和价值观的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型，同时也带来了批评主体的复杂性、批评的缺席和游击状况等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重建新的学术规范和更合理的文化批评体系。
　　作者王岳川，1955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 在对后现代主义的评判上，引起了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当代世界许多重要思想家都卷入了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理论阐释和严重关注之中〔1〕。 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绝决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使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表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悖论性格，使其理论本身包含着含混、偏颇的谬误，需要我们既不简单批判，又不盲目认同，而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加以区分、批判和扬弃。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不是回避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重大论争，而是直面各种层面上的尖锐问题，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富有建设性批判性的思维向度加以肯定，对其虚无主义和价值消解加以批判，对其在中国当代文化上的影响作出恰当分析，从而使我们对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学术批判眼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并在二战以后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2〕。 后现代主义的正式出现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与大众传媒、多媒体相结合，并日益左右人们的生活。
　　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掀起了一阵阵“话语转型”旋风。这一转型旋风，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信仰上，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话语（discourse）的断裂。 而美学转型则波及整个艺术和批评领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话语紧张，人的觉醒转眼成为“主体性的黄昏”〔3〕。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后现代性”，使今日美学、艺术的对话产生了思维向度的根本变化。
　　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存在着反对、赞同、折衷三种态度，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济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而且极易将后现代思维转折与价值中断问题混为一谈而搞乱思想。因为就西方文化而言，后现代思潮仅仅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话语冲突，而在中国这一文化语境中，则在传统话语式微的纵向危机之上，再加上了西方文化这一横向的冲击。“后现代困境”是迷惘中的知识分子对自身双重文化信仰危机的话语表述。
　　如果我们从赞成或反对这种二元论模式中超脱出来，从思维论和价值论角度分别看待后现代思潮，那么，必须承认，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影响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功过都十分突出的。对它的评价，应以一个更大的不断发展的文化对话场为依据。
　　下面，我准备从后现代思维论、后现代价值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基本意向和存在的基本问题，并展开由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的错位现象而引发出的一些深层思考。
　　　　　　一、消解现代性话语的思维论取向
　　我曾经说过而且至今仍然如此认为：后现代主义所禀有的颠覆现代性话语的潜能，使它可以揭示那些潜抑在既有秩序深层的盲视和现代人难以言喻的精神空白和裂隙，书写那些被排斥在既有的历史阐释之下的历史无意识，进而使那些堂而皇之的虚假设定、那些对终极本源的承诺在消解中现出本相。质言之，它通过对语言拆解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重释，使现代文明秩序的话语归于失效。
　　后现代主义以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权威独尊性为其出发点。作为一个后现代哲人，必得注意现代社会阻碍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事实，使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没有任何一种现代性话语可以垄断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或学说可以定为一尊，而无视其他观点和学说。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化美学不再是知识精英和少数天才的事业，而日益变成大众的事业，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的活动方式。同时，真理也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而是人们走向实践和解放的产物，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活动的结果。可以说，后现代精神就体现在突破了僵化的思想和独断论的禁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触角和审美体验伸向自己陌生和渴求的任何精神领域。
　　后现代美学张扬一种“文化美学”精神，力图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整体性观念，而倡导综合性、无主导性的哲学美学。这是一种禀有“后工业社会哲学精神”的新哲学美学，或者如德里达所说：“是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达到哲学。”〔4 〕后现代美学不再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也不贬斥历史的、变化的、偶然的因素，或把美学看作反映现实的镜子；相反，后现代美学注重解释学精神，通过对整体性的瓦解走向差异性。美学家不再是那种声称能解决或解释文化领域何以并如何对实在具有一种特殊联系的形而上学者，而是一些能理解各种事物相关方式的专家。处身于多元多维多变的后现代文化之中，这些思想者并不去玄而又玄地设想终极实在、上帝、灵魂、永恒等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人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也没有什么为特定的学科标准所遵循的特殊“方法”可以利用，因为真理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通过理解和解释达到的。
　　更进一步看，后现代文化美学时代是一个鼓励探索，允许创新和对可能性加以承诺的时代，它因取消定于一尊的终极答案而促使每一颗大脑不断发现世界和自身的意义，并相信在对世界和人类的无穷多的真实描述中，有一种或数种描述可能说明世界和人的审美本质。这种对非确定性、可能性的希冀，在后现代文化中直接成为一种动力，促使人不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美学信条，而是通过躬行实践和博览群书，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去理解历史、时代和个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美学不是一种观念化推导的美学，而是实践的、不断展开的行动美学。与传统哲学美学不同，后现代美学放弃了对同一性、确定性的追求，而转向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这使美学不断地进入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等各文化领域。美学研究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批评”。
　　后现代主义标明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特殊思维方式，批判了僵化的个性和既定的等级制度，对板滞的等级秩序提出了置疑。因此，后现代主义者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指涉出一种存在状态的多元性和艺术审美的宽泛性。因此，后现代主义超出了语言艺术的界限，并对各门类艺术的界限和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加以超越。这样一来，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他艺术部类的对立统统消解了。反对原义，反对单一的解释，提倡多重解释；认为解释即创造，成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界碑。
　　后现代艺术作品将虚构和冷漠作为自己的性格特征。对这一特征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表面，相反，这种作品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话语的冷漠性。如果说，后现代文学在话语策略上以破碎的艺术形式展示破碎世界非人化的图景，一语道破现代性话语的虚假性而震颤麻木的灵性，进而呼唤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荒诞加以抗争，从而显示了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那么，就审美价值论层面而言，后现代文学和美学走向价值平面的“反艺术”、“反美学”、“反文化”倾向，却使其自身抵达虚无主义的营垒。
　　在我看来，后现代文化的到来，在思维论层面打破了传统中心论而开拓出新境界，但在价值论层面上却带给整个文化美学以虚无主义的色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社会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价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偏转，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与大众的价值信仰日益分离。这表现为，知识分子开始透过后现代之镜，看到终极理想的乌托邦性，而自诩为大众代言人的心态乃是一个幻象，负载民族使命只不过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承诺。价值信仰发生了蜕变，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群体性走向个体性，由对精神理想的追求走向对当下肉身感官的享乐。这种新的历史图景，显示出后现代式的思维转型的正面效应不可避免地带来其价值逆转的负面效应，即在消费主义时代放弃价值重建的承诺，消解精英文化的向度而与大众传媒结合，使人类生活走向精神平面化和价值论的“后乌托邦”时代。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
　　　　　　三、“消解价值”的价值论取向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潮，在思维论层面具有其不可否定的多元性，但在其价值论层面却因其精神“平面性”和价值“解构性”，而使其问题成堆。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与消费主义相妥协，更使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革命性大打折扣，从而出现了价值解体、意义消隐、心性失落的后现代价值景观。
　　后现代传媒的兴起是建立在“精英文化”衰败的基础上的。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事，那种狂热的政治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时，意识话语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话语转向科技意识话语（马尔库塞），再转为金钱意识话语甚至消费意识话语（杰姆逊）。金钱和消费的中心化已经出现。今天，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新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馁对立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话语的解读，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的对峙图景。这种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被拜金主义的包装所掩盖，而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从而反衬出广告语言的平面空洞性。
　　消费的现代性话语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生命的唯一意义所在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文化偏转。于是，“玩”和“性”成为这种享乐主义的最后疆界。这种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文化思潮，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矛盾，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呈现的传统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传媒的意识话语化造成了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的唯新是求导致了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所有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造成新的一轮话语沟通和制约的无效。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并没有给人同时带来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坚定，相反，在传媒的排斥下，真正的艺术家由精神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虚而入。人们在“享乐”的喧嚣嘈杂之中，灵魂失却了宁静的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虚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的心灵。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而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5〕。 今日的文化写作已经抵达了低层浅表的“挪用”“照搬”，一种无情怀的“顺流而下”。以传媒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的艺术。这种精神价值的跌落标明理想主义已经被虚无主义所取代。当代艺术家也许有过愤世嫉俗，有过精神的张扬，然而却在这旧世纪将去、新世纪将临的历史关节点上，遭遇到生活法则与自由放纵的冲突，感受到渴望交流与封闭隔膜的心灵的冲撞，以及欲望的肉身对高扬的精神的“翻身”。于是他们以大奇大怪、大新大异的形式去变态地表现那不可自抑的感觉之流，并以大苦大寂、大冷大凉表现自己对世界的失望和弃绝。
　　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艺术由灵魂裸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一种放逐本真情感的“语言游戏”。这种状态只能说明某些“大众艺术”的“大腕”的灵魂分裂成两半：一半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一半是卡夫卡式的“弱的天才”性格。这种分裂的灵魂，只能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使当代传媒艺术性格更为乖张和飘浮。于是，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带领下，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而对神圣美好不再信任，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而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方式的现世合法性，于是，流行艺术借助传媒开始了以轻浅谑浪的“侃”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尚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审美趣味，鼓吹漫无边际的消费观和享乐观，助长不健全的好奇心理和廉价幸福观，在广告化的生活场景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委琐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则被无批判的吹捧所掩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发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传媒所代表的新的消费意识有着很强的侵蚀性。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者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理想的个人主义，在艺术趣味上则是颓废而漠视崇高的小市民气。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时髦：贬斥理想而鼓吹堕落，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乐。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不管它披着什么样的“现代化”或“后现代性”的外衣。因为真正的理想和人类尊严不会被贬损，人类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无奈，而终将走出苦难并战胜无奈。
　　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化，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那些一掷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大款”们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感到的踌躇志满、所体会到的出人头地以及“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心理幻象，是以一种变态的文化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当这类“大款”被名牌包装起来时，他那苍白的灵魂和空虚的大脑再也不被人所注意。人们被这种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装所“震惊”，进而认同这种名牌包装的人是文化强人。而今，电视传媒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对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作价值判断是容易的，然而，进行文化深层次的剖析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消费主义风行，使消费日益名牌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形转为时尚的包装，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而真正有思想、有艺术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因缺少文化包装而默默无闻。
　　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后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6〕。于是， 今天的知识成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表演，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试想，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灵性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自得其乐的自己时，知识启蒙和精神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大众的“盲点”之中。
　　当然，出问题的不是“后现代媒体”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后现代人”。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深刻地认识走向现代化的代价和后现代传媒的负面效应，从而在媒体的多元价值清理中，清晰地看到人的问题、生命价值问题乃至人生形而上问题并非都已得到解决而是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空前突出而又遭到空前的消解。
　　总之，我们可以在“思维论”层面上肯定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否定精神和异质多样的文化意向，以冲破那些僵化保守的等级秩序和话语戒律；但必须在“价值论”层面上批判其丧失生命精神超越之维的虚无观念和“零度”艺术观。因此，我们必须在理想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问题，追问在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实现塑形与自我塑形？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走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如此，我们才能从价值批判与精神重建的高度反思“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若干问题。
　　　　　　三、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严格地说是在80年代后半期起步的。尽管80年代初已有零散的译介或评介文字，但大多作为现代主义之一脉去看待。1985年，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e Jameson ）到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并于198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唐小兵译），这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其后，一批学者在文化讨论中逐渐将视野从“五四”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转到世纪末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现代化与心性价值之争上。于是，后现代主义问题凸现出来，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
　　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转型，一些学者开始潜心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论述当代文化的篇什，出版了佛克马编《走向后现代主义》（1991年）、王岳川编译《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992年）、哈桑着《后现代的转折》（1993年，刘象愚译）等译着。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推出他们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新着：如王岳川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年）、王治河着《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年）、张颐武着《在边缘处追索》（1993年）、王宁着《多元并生的时代》（1994 年）、 陈晓明着《解构的踪迹》（1994年）、赵祖谟主编《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四本，1994年），以及1995年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四本）等等。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也刊发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文章，　如《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等。几年内，全国报刊发表讨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批评的论文约八百余篇。另外，全国哲学界、文学批评界先后召开后现代主义讨论会，如1993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1994年在西安召开的“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研讨会”等。据此可以认为，90年代中国确实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并与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差异。也许，清晰把握这种差异，可以使人窥见其未来发展的走向。
　　受西方后现代影响，中国文学80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文学本文（text），大致可以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为其代表。当然，这些作家确实在语言上、叙事结构上、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语言错位、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的倾向，颇类西方后现代本文，但总体上看，仍可以看到其模仿和拼接的缝隙。所以，这类本文被称为“类后现代主义本文”，因其中往往还杂有某些非后现代因素。
　　由于作者的先锋性和复杂性，加之理论界和批评界在80年代后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敏感性，在变化不定的作品面前，批评家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了批评错位和观念陈旧的尴尬。进入90年代，当理论界养精蓄锐，批评界也获得后现代的批评策略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崛起，将先锋作家们冲得七零八落，大众不再向后现代式的“精英”作家脱帽，而是转过身去，在肉身化的大众艺术和媚俗小说中感到“床”的沉重，而将拥有“牛刀”的批评家晾在一边，无“鸡”可杀。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批评家迅速与大众文化联姻，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丧失了后现代式的批判否定精神，而玩着欢快的“游戏”。后现代主义原初具有的批判性，如今同中国市民趣味相融合，而成为一种生活的时髦点缀，正如在西方摧枯拉朽的前卫性重金属摇滚，在这片黄土地上却不期然地变成成千上万老太太的“健身操”伴音一样。
　　但是，仍有一批真诚的文化思想家和批评家在关注后现代批评转型问题，并通过对伪理想的拒斥，对虚假乌托邦的颠覆，对僵化话语的消解，开拓出一片思想的自由境界，从而促进了文化批评的转型。
　　首先是写作观的转型。同80年代相比，后现代写作观成功地扭转了写作中长期硬化成结的群体话语，使群体话语转向个体话语，使代神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从而杜绝了那种借群体和历史的名义，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的做法。这一后现代写作的革命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转型也付出了代价：当作家不再写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时，他就退到小我的身体写作和所谓“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在无判定、无价值归宿、无理想色彩的写作中，写作者终于感到只写个人的琐屑生活感受使得自己阻断了与历史的参照和人类的沟通。当脚下的井挖空只剩下空洞的愿望时，不仅世界的变形和流动再难把握，而且作为历史弃儿的话语编织物的“自我”再也不可能正常确立。这种跟着感觉走的感觉使笔头失去思想的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万花筒。在话语膨胀中，作家以或朦胧、或调侃、或低语、或直白的语言向传统信仰和主题开战，但同样也因虚无而最终导致写作的无聊。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必得在现代性意识话语和个人身体愿望之间，作硬性的二元对立划分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什么多元论者反而迷失在一元论之中？
　　其次是语言观的转型。20世纪发生了三次语言学转向，即从传统语言观转向英美语言观，再转向德国解释学语言观，最后转向法国后现代语言观。后现代语言观在文学中表征为：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谈语言、符号、本文、语境（context）、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这一转型具有革命性——后现代语言拒绝意识深度，而保持自己的平面魔力，它抛弃任何升华净化之类的浪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一方面逃离现代性话语的束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先锋性，而设法与大众流行的“伪艺术”相区别。唯其如此，后现代本文并不是作者思想情感的摹写，也不再是有内蕴的微言大义，相反，只使人感到语言对自身的剥离。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于是，只能让无意识本能地流出，直接地呈现在本文中。这样终于用语言操作消解了意识、深度、所指。这一语言转型的负面效应也相当明显：语言变得饶舌而浅薄，真理被搁置不顾，思想扭身而去，只有文字符号写满纸张。在无聊的语言生产和消费中，大众发现文学成了无思想和低俗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再对“文学的废墟”感兴趣，影视成了新的取代语言的刺激源。后现代作家在消解文学的同时也消解着自我，这恐怕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再次是阐释观的转型。在后现代文学策略中，作家在写自我，而读者却在本文的互文性中看不到作家的“自我”，因而只能无视本文而由自己去“误读”。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这种写作和阐释的有意“误读”，使得作品阐释成为当代意识的形象解读。因为作家那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写作，是对某种规范的突破。对作品的解读当使这种内在压抑放大而使冲突明晰化，从而在“误读”中使作品的内在震动演绎为一种现实世界必然分裂和冲突的现世图景。尽管后现代文学是反阐释的，但正是通过作品，人们看到后现代作品将冷漠叙事作为自己的性格特征。当“误读”和“反阐释”被推到极端时，阐释就成为人言人殊的东西，成为一种失真和走形的“游戏阐释学”。于是在“作者死了”之后，读者也“死”了。
　　第四是批评观的转型。后现代批评的要旨是对差异的追求，一种永不停息的高智商的自我解构活动。后现代文学批评从80年代的社会政治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这使其逃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本文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从宣喻真理的浪漫激情转向冷静客观的本文精细分析；从中心话语立场撤出，而坚守其播撒性的、边缘性的批评话语立场。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审查，坚持任何批评洞见本身就包含了排斥其他见解的“盲视”，强调任何批评结论都包含自我瓦解的危险，因为文学作品自身永远包含着怀疑和推翻自己意旨的否定因素。后现代文学批评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在、他者，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错位、斥责，以贬损正统、消除中心、否定等级、内外翻转、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本文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意欲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本文所深隐的另一面，瓦解原意的向心性，以一种全新的角度使本文的“沉默”变为本文的“多音谐调”和“差异喧哗”。后现代批评不再去建立作品的所谓统一的意义和思想，而是以怀疑为武器，从本文的不起眼的小地方或具有矛盾、含混的地方去翻掘在既定话语掩盖下的潜在意义，阻绝传统社会批评的直奔中心主题和寻找一个意义的做法，坚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坚持意义的播撒性和批评的多元性。
　　最后是价值观转型。后现代文学观、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的转型，最终落到价值观的转型上。后现代文化批评坚持怀疑一切——怀疑历史、怀疑真理、怀疑终极价值、怀疑精神的超越性。后现代主义对煽情的伪理想文学保持着警惕，对绝对主义的独断论加以拒斥，坚持相对主义意识、差异意识和过程意识，以及思维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因此，与80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相比，90年代的后现代批评，更少建构而更多解构，更加强调波普（POP）化的价值取向， 更注重玩世现实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一切表明，后现代文化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走向价值平面的反文学、反审美、反文化。这个新的图景，显示了后现代式价值逆反使当代人走出独尊主义，在多元价值的格局中达到宽容和互相理解（或误解），共同建构自由的信仰话语空间。任何价值判断均是有限的，都不具有政治性全权诉求的合法性，都只能对自我这一选择负责。就此而言，后现代批评使人与终极价值相脱离，从而只能“生活在别处”，并不得不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先锋性和问题都同样突出，其问题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后现代批评主体的复杂性。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前现代（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90年代“后现代主义”本文创作和批评都既“新”又“热”、既多又杂，不易评价，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支撑点和学术意向不同，造成了批评群体中观点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
　　批评群体在交锋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这类批评者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着文为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叫好，对“后”这一缀词有特殊的好感，喜欢以后现代为尺度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二是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其着书行文中保持客观性和清醒的批判性。三是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这类批评者用站在传统理想主义和历史人文主义角度，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颠覆策略和“怎样都行”的游戏人生观，坚持以传统道德和精神信仰反击后现代主义。
　　总体上看，这三类后现代批评者的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从批评群体的构成看，积极推进者大多是6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人；而客观研究的学者大多为5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而坚决反对者大多为40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这一构成颇有深意，值得另作分析。
　　其次，批评的缺席（失去对象）和游击状况。后现代批评在90年代初可谓红极一时，但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并随之成为主流，使坚持前卫立场的批评家面临失去批评对象的尴尬。于是，批评出现了对象的缺席。在无批评对象的情势下，批评家只能将理论与批评实践相分离，热衷于在批评中不断抛出“后”的新组合词，将理论的炫耀和缺乏深度分析的语言游戏作为后现代批评的装饰品，好讲一些新大话、新套话、新不知所云之话去唬人，以“后”的标签取代思想本身，使后现代批评日益玄虚而使人避而远之，进而为人诟病为“伪批评”。可以说这种“词缀欲”、“术语轰炸欲”和“语言自来水欲”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批评，而是缺乏批评精神和学术规范的“语言失禁”。
　　在批评的缺席中，出现了多元以至无元的批评游击状态。每位批评者都标榜“怎样都行”的言说方式，任意解释和界定文学本文，出现了“后现代派小说”、“新写实主义”、“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第三、第四、第五代诗群”、“新状态”、“新体验”、“先锋戏剧”、“第六代导演”……批评家的主体精神的不足和学养的不足，使得在学术规范不健全下盲目制造主义和炒热点，而无视“问题”本身，从而使批评家有可能在自己的话语操作中误读后现代批评的历史语境和当代意义。
　　目前，后现代文艺已从文字本文转向影像本文，即从小说、诗歌转向多媒体。因此，大众传媒批评将成为新的后现代批评。后现代批评是发展变化的、永不停滞的。在后现代主义批评中也得批评后现代主义。因为批判他者也得接受他者的批判，否则就是新的独断和专制。
　　后现代批评只能保持一种“边缘性批评”的态势，它无法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主流。后现代主义不会永远活跃于历史舞台，它终将成为过去。但“后现代性”——怀疑、否定、批判精神——将作为一种新的质素植入人类的肌体，而永远葆有不盲从的、清醒的批判意识。
　　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只是世纪之交的一种文化景观，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方式的自我检视，重建更合理的文化批评形式，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因此，中国后现代批评之后仍将有新的批评存在，那就是“批评的批评”。
　　在世纪末的历史转换中，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文艺美学界将进一步检讨90年代忽略“问题意识”这一课题；坚持批评的正当性和思想独立性，将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在瓦解旧话语、旧观念时，关注文化重建问题；在多元格局中，以更宽容的态度，建树起更广阔、更健康、更具独立精神的文学批评体系；坚持从群体话语退回到个人话语的势态，但不仅仅拘于个人独白，而是重新整合“主体间性”话语沟通系统，使后现代批评的解构精神成为中国人文价值重建中的前提条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在解构之后的价值重建中，当会出现全新的精神和健康的心性。
　　　　　　　　　　　　　　　　　　　〔本文责任编辑：马自力〕
　　注：
　　〔1〕参见王岳川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王岳川等编译《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弗·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4〕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imen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5〕Jean Baudrillard，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New　York：Semiotext.p.12.
　　〔6〕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St　louis，Mo：Telos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京175-185B7美学王岳川19961996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京175-185B7美学王岳川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2:4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