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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26 （1999）06－0051－07
　　　　　　一
　　在今天宽松自由的时代气氛中，以平和宁静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便会发现在直接描写革命斗争的主旋律小说之外，还存在着反映人生百态的各种小说，与主旋律合弦重奏（或是变奏）汇成了气势磅礴而又悠扬柔美的交响乐，书写着文学与人生世态、宇宙自然的“大和谐”。人生世态有残酷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宇宙自然有太阳的温暖，也有月亮的凉爽；有大海的惊涛汹涌，也有小溪的微波荡漾。现代小说也以其多样化的主题和艺术形式与人生世态、文学与宇宙自然相合一。在主旋律之外的小说中有一种小说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描写人性美的小说。这种小说曾因不合“阶级斗争”的时宜，不仅不被重视，而且曾遭受到粗暴的批判。今天看来，这类小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是，人性美这一创作母题对反思人性的丑陋残酷、净化人们的心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国现代小说描写人性美始于鲁迅，由于时代原因和作者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P512）的创作目的， 人性美的描写在鲁迅的小说中不占主要地位，但鲁迅毕竟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鲁迅之后，遵循人性美母题进行创作的是废名、沈从文、艾芜、孙犁等。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异，他们的田园小说、湘西小说、“流浪”小说、“荷花淀”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这些作家中，沈从文和废名的风格比较相似，他们同为京派作家，有共同的艺术倾向和审美追求，孜孜探索作品的艺术形式，执着于“纯粹的文学”。他们重视作家的主观感受和直觉在创作中的作用，反对创作自觉地有目的地告诉读者什么。他们往往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去观察和表现人生，其作品强调表现人生形式而不重意义的探索。他们反对文艺紧贴人生和时代，主张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废名的田园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虽然他们也属于乡土作家，但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与其他乡土作家明显不同。其他乡土作家描写农村经济的萧条，破产农民的困苦，控诉封建礼教压迫下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反映封建宗法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农民的愚昧麻木，其思想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不仅有乡土气息，而且具时代色彩。废名、沈从文则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应该说这样的描写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又被作者大大理想化了。废名追求与现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的艺术，他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本然的，毋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着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2](P302)。沈从文认为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3](P114)他说《边城》那本中篇小说是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他为小说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4](P45)沈从文通过小说创作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伦理世界，期待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这样看来，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
　　　　　　二
　　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人对它的感受千差万别，梦的世界便丰富多彩。尽管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可其“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
　　废名从小受传统诗艺的陶冶，喜欢魏晋文章，崇尚魏晋之际流行的庄禅思想。20年代初，他也致力于新文学运动，反对“文以载道”的旧文学传统。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黑暗残酷的社会现实给废名带来了严重的思想危机，他不满现实，也不甘心随波逐流，可不明方向，又缺少勇气，无奈之中到禅宗那里去寻找安慰和寄托，达到迷恋的程度。他性格“孤僻”，不讲穿戴，喜欢静处，笃信佛教，常常坐禅，曾言说自己能“入定”，并欣喜地告诉友人他悟到了很深的道理，“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5](P5)其妙悟渗透进作品便成佛禅底蕴。在《桥》以前的小说中，废名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似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作者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比如《菱荡》从多方面渲染了一种亘古的宁静，可就在这静中，四季交替，树木生长，“花篮”变幻颜色，鱼声唧唧说着菱荡的深浅，太阳照出了陶家村的“兴旺”，林茂藏不住伐木声，荡水映出了垂钓人，溶进了调笑打趣声……一切生命活脱脱，水灵灵，又那样自然和谐，这是静中的极动。动而不破坏其静，静中包容着动，这正是禅的心灵状态。“菱荡人”德性优美：主仆关系融洽，人与人之间热心相待。陈聋子身为长工，没有家室，却安于平淡、达观自足，在洗菜、摘菱角的劳作中优哉游哉、陶然自乐。不仅陈聋子，洗衣妇也顺之自然，河水干了，就到菱荡洗衣，毫无怨天之意。他们虽然不懂得虚静无为、执守太和的人生哲学，却极其自然地照此生活着。这种古朴宁静、澹泊和悦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废名田园梦的写照吗？！
　　《桥》是废名对禅趣的有意追求，但又不露痕迹，存在着美学禅盖过佛学禅的态势。《桥》中的小林是集诗禅于一身的独特人物。他周旋于妙龄女子琴子和细竹之间，前者是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后者是具有他神往性格的女友。小林把琴子、细竹当作美好的事物欣赏，当成禅题参悟，对她们进行纯审美的等距离观照，没有一点欲念的闪现，没有一丝情爱的牵连。这两个女子好似专为小林悟道而设，特别是琴子更为突出。琴子因小林与细竹一起玩而伤感，便引起了小林关于恋爱观、人生观的宏谈阔论：小林把“情感”视为与生俱来的“盲目的本能”，而爱情种种是因为“同类”才生出的“许多题目”。人生的故事千姿百态，人们的命运千差万别，关键是我们怎样去认识它，对待它（即“渲染”这故事的手法），如何追求人生的意义。小林的观点是不能“因一人之故制伏了生活”，不能因一个题目被困于情感的罗网。他所师造化，所师天地，所师自然，豁达生活，超脱世俗，“无所谓悲欢”。纵观小林的内心世界，他没有因系念琴子或细竹带来的相思愁痛，而只有不能解脱世俗之事的苦闷。小林游山逛寺，观赏风景，嬉戏赋闲，悠然自得，又不时地沉入把玩色相的苦思冥想之中，他从座座坟头萌生出对死亡的认识：“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这里虽然没有死后去西方“极乐世界”的理想，可其泰然、乐观、超脱也是常人所不能具有。在黄昏中看不见远山，可他觉得“山倒没有在他的心上失掉”，从而又联想到“多少地方，多少人物，与我同存在，而首先消灭于我？不，在我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识，那怕画图上的相识，我的梦灵也会牵进他来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梦──可以只是一棵树。”小林的这番感慨，从超越时空的观念道出了宇宙的浩茫无际和人之所识之间的无法比较的巨大距离，表明了小林对执着于自己的“所识所见”无法接近真理已经有所思考。总之，小林是从审美和哲学两个角度参禅悟道，其睿智和雅兴，其“古怪”与“难于推测”，都拉开了他与读者的距离，破解的艰难中藏着诗美和禅趣。不仅小林，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包括作者都在参悟，诸如“记忆不出现颜色”、“梦中的雨无声”、“梦中的雨不湿人”、“无量的色相难以描画”等等，使小说禅趣神韵十足。只要读者以悟性思维观照小说，自会“云开雾散、明月当空”。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作者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主张：“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P42)这种文学主张源自沈从文与“城市人”对照的“乡下人”的心理素质与思维定势：“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4](P43)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6](P294)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压迫，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帮互肋，互敬互爱。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抚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涤荡，凡胎之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且不说叔远的母亲那“宽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对叔远的同学）；且不说卖梨老妇人不计较斤两价钱，待买主如久别的客人的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说老船总忠于职守，宽厚大度，屈己待人；且不说老船总慷慨豪爽，轻钱财重义气；且不说傩送天保的勇敢义气，平易近人，刻苦耐劳，手足情深；……就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沈从文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妓女深厚质朴、情有独钟的人性美，为妓女鸣不平，扭转了世俗观念的偏见。在盛赞边地淳朴风俗时，说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写土匪也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性可爱之处，诸如对爱的执着追求和无比忠诚，平易近人、公正无私等。《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执意要娶宋家大妹妹作压寨夫人，多次送信，软硬兼施，最后甚至不惜向官兵妥协。婚后对妻子百般爱护，大妹妹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山大王年轻、标致、彪壮、聪明、温柔、体贴，驯善如一只羊。《喽＠①》则通过“我”对幼年被绑上山所目睹的土匪世界与当时北京社会相比较，抒发了“我”的情感臧否：“山上大王气派似乎并不比如今的军官大人使人害怕，喽＠①也同北京洋车夫差不多；和气得你一见了他就想同他拜把兄弟认亲家。”对抢来的财物，山大王也不独吞，而是“按功劳分派”，但是，“从中国有官起，到如今，钱是手下人去找，享用归一人。”
　　值得提及的是在湘西世界中，一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如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娇乖、多情执着的“边城”精灵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如姊姊般的阿黑；美丽善良、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单纯自然而又执着于爱是她们的共同秉性，体现了一种向善的美的感情和美的情操。而不同身世和生活环境，又造就了她们不同的生命形态：原始蒙昧的三三，自在形态的萧萧，自为形态的翠翠、阿黑、夭夭。这三种形态交织成一个庄严神圣、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翠翠等一组少女形象集纳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份，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不正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爱情是沈从文描写人性美的重镇，其题材新颖，思想内容独特。他的爱情描写包括两类：一类是原始民间传说，一类是现实题材。前者多是写男女主人公超凡脱俗的灵魂，他们把爱情看得至尊无比，愿以生命换取爱的纯洁、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后者侧重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爱得真挚、热情、活泼、勇敢，跃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连长》、《柏子》、《雨》、《雨后》等）。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体现，任其小说的主人公生命本能尽情恣肆，导演着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这两类题材虽不同，但都表现了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湘西人的爱情不受权势、名利、金钱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无论是带有原始民间传说色彩的青年男女，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虽不乏蛮性和不可取之处，但那爱必须以爱为前提的“自然道德”却是值得首肯和赞颂的。沈从文对湘西人爱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呼唤恢复爱情的纯洁、真诚、神圣，向以金钱、权势、地位为内容的“城市人”的违反自然人性的恋爱观提出了挑战；二是包含着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地追求爱情那样去塑造起一个自由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
　　另外，他们“梦中的田园”的疆土也有宽广和狭窄的区别。沈从文作过这样的比较：“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喜欢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4](P100-101)废名注重的只是“自己的兴味”， 表达的是故乡个人的生活经验，地方色彩不浓，他呈现给读者的世界是主观的和不完整的，旨在引起人们审美上的“憧憬”。他小说的视野相对狭窄，一个家庭，几户邻居，或者一间私塾，一座祠庙，几乎概括了全部的废名小说的世界。就在这小小的平凡世界里，“经验”却开出了绚丽的花，那别具韵味的情趣带给人巨大的审美快感。
　　由于社会阅历相对丰富，沈从文小说的题材要比废名小说的题材广泛，且奇异、新鲜。沈从文确实在“详细注解”，他的小说描写出了颇为完整的可以认识的湘西世界，并且地域色彩浓郁。读者从他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一个原始氏族遗风与封建宗法关系并存的湘西社会。虽然湘西世界比废名的田园世界面目清晰，但它也不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再现，而是沈从文所向往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P45)的载体，作者正是想以其载体唤起人们生命中的“神性”，从而提高人之生命的品位。
　　不同色调的“田园梦”，也反映出作者不同的“恋梦情结”。废名越到后来越沉迷于梦境，到《桥》达到顶点，不愿出离，以出世来逃避黑暗腐败的现实。沈从文则是写梦却不沉溺于梦，常常游离在梦的边缘，流露出梦境难圆的悲凉，梦与现实的对接传达出作者积极入世的民族忧患意识。废名的田园梦诞生于禅境，深奥空灵，颇为难解。沈从文的田园梦基于培养理想的人性，容易阐释。无论是超凡脱俗的“禅趣”，还是十全十美的“神性”，都是梦中的田园。梦界与现实的阻隔是这类小说无法逾越的时空鸿沟，限制了这类小说难在思想方面企及令人惊羡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类小说也自有其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它可以给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寄托，净化人的心灵。梦在宇宙的多维空间中是客观存在，没有梦的宇宙也会失去绚丽的色彩。
　　　　　　三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沈从文、废名“田园梦”的不同内涵也正是与写梦的不同手法相伴随的。初读作品，会觉得他们的艺术风格极为相似，都具诗情画意和深邃的意境。语言皆生动传神，表情方法同属委婉含蓄之列，都呈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反复阅读品味便会觉出他们同中有异，而且其异还十分明显。
　　其一表现为意境之主宰不同：一偏重于“趣”，一偏重于“情”。（废名之“禅趣”、沈从文呼唤美好人性之“真情”前文已有论析，在此不做具体展开。）废名小说意境的主宰是“趣”，即庄禅人格理想，“趣”在把玩、欣赏、皈依，表达出的是不染红尘的“如如不动”的“平静”心态。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4](P100) 到了《桥》连这一点忧郁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宁静、优美、和谐。废名以自己深厚的文字功力把这种和平宁静的美表现到了极处，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其意义，但也让人感到他审美风格的单调。
　　沈从文小说意境的主宰是“情”，即对完美人性的呼唤。“情”在赞颂、向往、追求。他的审美境界比废名宽广，他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美、艺术风格的美呈现出多样性：不仅有善良，而且有雄强；不仅有温柔，而且有泼野；不仅有聪明，而且有憨厚；不仅有豪爽，而且有诚实；不仅有清丽，而且有神秘；不仅有单纯，而且有繁复。这种种美虽色彩纷呈、目不暇接，但那隐于其中的作者的赤子之情仍是不难捕捉的。另外，在沈从文那里哀伤之情却不以哀伤之形现之，以“二律背反”的艺术架构，极现哀伤对人心灵的熬煎蹂躏。由于作者所呼唤的美在现实中已经逝去或正在消解，尽管作者含着微笑平静地叙述，读者仍能从其中感觉到作者的哀伤和焦虑。沈从文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4](P303)沈从文便是这样的聪明作家，他以平和淡远的艺术手法，传达出对人类文明沦落的深沉忧患。
　　其二表现为达意境之道路不同：一路途有“间隔”，一路途颇“融通”。废名说自己“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写小说乃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7](P394-395)，因此， 对“诗化效果”的执着追求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他热衷于“纯粹的诗的雅致”，为突出小说的意境，他重细节不重情节，重场景不重故事，重生活情趣不重人物命运性格；他努力渲染景物与人物的雅味，就是俗者也被雅化（如《桥》中三哑送小林的描写）；他为带给读者诗的感动惊喜，用词造句新颖而奇僻（如“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这时一对燕子飞过坡来，做了草的声音”、“这个鸟真是飞来说绿的”、“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等）；他为激发读者的想象力，采用跳跃的语言形式，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去填充……这种种努力为他的小说赢得了“诗化小说”的美称，却也留下了“比诗还难读懂”的遗憾。特别是他小说中的雅味常常与禅味并存，神韵灵气更为充盈，可也愈增深奥。请看《桥》对黄昏的描写：
　　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这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搴杨柳而喝。
　　“你无须乎再待明天的朝阳，那样你绿得是一棵树。”
　　“真的，这样的杨柳不只是一棵树，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从黄昏里单把它拔走，除非一枝笔一扫，──这是说‘夜’。”
　　“叫它什么一种颜色？”
　　他想一口说定这个颜色。可是，立刻为之怅然，要跳出眼睛来问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与杨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这段描写用词凝练，意象新颖繁多，彼此之间缺少过渡，跳跃极大，造成了一种“间离效果”，破解起来颇为困难。可当你越过道道阻隔，走进作者的艺术世界，便会明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奥禅悟：黄昏的宁静与跃动，显示出“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8](P156)的哲思； 黄昏浑然一体的杨柳绿与明天的朝阳“绿得是一棵树”，传达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9]的禅宗妙理。应该说废名的“间隔”破解的艰难中藏着诗美和禅趣，能带给读者审美和开悟的双重愉悦。
　　与废名田园梦的“间隔”不同，沈从文的田园梦显得“融通”。沈从文往往把“人事哀乐，景物印象”作“综合处理”，追求“散文效果”。尽管沈从文也不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其小说情节极为简单，尽管沈从文也不刻意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挖掘人物的社会意义，但他毕竟比废名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和人物刻画，容易与人们传统的欣赏心理沟通。而且，他那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叙述出的美丽而略带哀伤的故事，别具一种吸引力；他那具有原始美德、缺乏时代色彩的人物，也格外能满足人们对纯真、无私的感情的渴求，具有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另外，在自然景物描写方面，沈从文弃废名“拈花微笑”的哲理沉思，取其物我浑一的形象流动，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虽然有时“天人合一”（如《边城》中老船夫、翠翠与白塔、清溪、绿竹不可分割，难分主客）的意味也难以体会，可绝没有废名之风景禅韵的晦涩，读者有线索可寻，虽深浅不同，都能领悟。请看下面《边城》的一段描写，足可见出沈从文与废名达意境之道路的不同。
　　翠翠哭倦了也睡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
　　在这里，翠翠的哀乐、梦境和湘西茶峒的自然景物叠印在一起，意象如废名小说一样新颖、美妙、繁多，含蓄地写出了傩送歌声之美妙动人，但无跳跃感，没有“隔”的感觉，而是缓缓流出，委婉诱人但不晦涩难解。这段描写以相似的短句为主，间以长句，造成了回环复沓、起伏跌宕的优美旋律，如一支小夜曲韵味悠长。沈从文受湘西沅水的影响，具有“流动而不凝固”的情感，因此，他不追求静态的画面感，而刻意于流动的音乐感，这也有助于他小说的“融通”。李健吾这样细腻地感觉他小说的“融通”：“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象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或者，随便你，一种吸引作用”[10](P55)。废名之“间隔”提醒你要意识到在欣赏艺术，以示其作品之高雅脱俗；沈从文之“融通”则在引起读者共鸣，以寻求心与心的沟通。
　　缕析二者迥异的艺术风格，可以帮助我们开启他们的梦幻之门，识别他们“田园”那不同的色彩和格调。也许艺术风貌本来就是他们“梦中的田园”的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1999－05－16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51～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杜秀华/许金龙20002000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中都渗透进了“梦”的成分，以对人性美的充分展示，营造起“梦中的田园”。废名的田园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田园呈现出“神性”。相比之下，狭窄者个人体验开出了绚丽的花，宽广者承载起理想的“人生形式”。二人的“恋梦情结”表现为出离红尘的沉迷和梦境难圆的悲凉。写梦手法：一偏重蕴蓄禅趣，一偏重呼唤真情；一刻意制造“间隔”，一执着追求“融通”。“梦中的田园”价值在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沈从文/废名/小说/禅趣/神性/间隔/融通杜秀华，许金龙，沈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辽宁　沈阳110031　　杜秀华（1946-），女，河北阜城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作者：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51～57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杜秀华/许金龙20002000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中都渗透进了“梦”的成分，以对人性美的充分展示，营造起“梦中的田园”。废名的田园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田园呈现出“神性”。相比之下，狭窄者个人体验开出了绚丽的花，宽广者承载起理想的“人生形式”。二人的“恋梦情结”表现为出离红尘的沉迷和梦境难圆的悲凉。写梦手法：一偏重蕴蓄禅趣，一偏重呼唤真情；一刻意制造“间隔”，一执着追求“融通”。“梦中的田园”价值在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沈从文/废名/小说/禅趣/神性/间隔/融通

网载 2013-09-10 2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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