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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　金元浦）　（首都师范大学　陶东风））
　　陶：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在90年代是相当热闹的。从范围看，这话题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作用，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与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对王朔评价成为讨论的中心）等问题。可惜的是，参与讨论的各种声音存在严重的情绪化与务虚的特点，或者是停留于表明自己在争论中的立场。
　　这场争论给我们的最直接而明白的一个启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对一致的政治立场与文化价值取向已随80年代而俱逝，在90年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已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而这一分化又决不仅仅是从他们的口号、从文章的表面文字上可以准确把握的。对此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金：说到这次由知识分子内部自身发动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我们就不能不论及知识分子本身。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当代最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多重定位。它既曾拥有历史上的“士”治国平天下的极高政治地位和文化特权，又含有现代史上中国革命进程中对知识分子“附皮之毛”的基本估价。应当说，知识分子问题是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的极大误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专制政治曾采取一种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的策略，造成了数十年社会的严重停滞与倒退，这是由文化始又超出文化的严重后果。并因而人为地制造或加大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对立、误解、互逆与敌视心理。这是西方世界、前苏联、东欧诸国都未曾有过的中国特殊现象。它与中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来源：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浪漫牺牲精神，它与中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造反有理的传统结合为一；其二是俄国民粹主义和忧患传统，它与中国近代苦难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接榫；其三为德国黑格尔式整体理性精神，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对位，从而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多重精神结构。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向下的、走向民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悲剧性现实形成了他们献身大同理想的牺牲精神、民本主义的自赎与原罪心理，以及关注民族整体解放，注重国家利益（与西方革命中无产者无祖国的基本观念不同）的心理情结。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先进的部分，但却一直受到专制主义政治的严重迫害与打击。几十年来启蒙者与臭老九的双重命运使他们既是革命先锋又同时是被革命被改造的对象，造成了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畸形，由于依附于政治，他们往往进退失据，动辄惊心，精神扭曲，违背自性。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已成为长期积淀的社会顽症。这就是8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体化政治时代形成的精神背景。此中对知识分子来说，恰恰最缺乏近代经济观念和科学实用精神，缺乏独立的当代文化意识。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专制政治的方式同样是依靠政治本身。新时期观念先行的思维方式和80年代知识分子形成的理解结构，仍然将自己定位于“牺牲”前行的先驱者，肩负历史与民族大任的启蒙导师，建构新的民主精神的人文英雄之上。这种自我定位仍然是依附于政治时代的文化定位的延续。这里有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问题，有代言人与立言人的区别，有随从与思想者的不同，有圣诗歌者与社会良心守护人的差异。因此，有鉴于这种前理解结构，当代知识分子对90年代市场化现实也往往采取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审视方式。而当代中国蔑视文化、蔑视知识的传统在经济大潮中再一次出现时，当新一轮文化无用论（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浪潮再次掀起（教师流失、学生失学、文化人生存危机）时，当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腐败等种种积弊一同涌现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高张就有了一种保卫文化、抗击现实的激进姿态，有了一种悲剧感，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崇高感。这种思路仍是80年代的思路。这里缺乏一种深入的思考：知识分子站在什么基地上行使自己的社会批判者和人类良心的守护人的职能呢？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打破了政治绝对中心，文化随之边缘化的过程中恰恰包含着知识分子形成当代文化相对独立地位的积极可能性。
　　在这里，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体制内到体制外是达成文化相对独立的重要一步。顾准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只是这种自由思想的代价太沉重了）。当代民主政治应保证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着述的可能性，以多种声音代替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则需完成从仆从到思想者的转变，自觉肩负“人类良知守护人”的职责。当然，依据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利是一个必要前提。
　　陶：你刚才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来源、他们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分析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世俗化采取了如此激进的批判立场，我同意你的分析。而我则想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思想观点与价值取向的离异是文化人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变迁的反映。而文化人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又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所决定的。因此，引入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理论构架，从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角度切实地分析知识分子何以会走向共识的破灭，或许更能澄清问题的实质。
　　“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是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狄厄的重要概念。这一对概念是与他的另外几个基本概念，如“场域”、“社会空间”、“习惯”“实践”等联系在一起的。
　　“场域”在布狄厄那里并非指一般的物理空间，而是诸种社会力量较量之场所，而由各种场域组成的则是所谓“社会空间”。在场域与社会空间中，人们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斗争。那么，社会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社会地位是通过将特定的资本分配给行动者而决定的，行动者由其拥有的资本的多少而获得其在场域中的地位。而特定的地位一旦获得，就与习惯相互作用产生不同的态度（即对于地位的评价）。
　　由此而引出了“资本”的概念。如上所述，布狄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视作一个力量之域，一个为了地位与合法权威而斗争的场所。而资本的逻辑则是赋予这些斗争以秩序的逻辑。“资本”这一概念在布狄厄那里其含义是宽泛的，包括：1.物质资本（它们可以具有符号的价值）；2.符号资本，指不可触摸但是在文化上十分重要的属性，如等级、权威、声望等等；3.文化资本，被界定为在文化上有价值的趣味与消费模式。文化资本可以包括范围极其广泛的商品，如艺术、教育、语言形式。布狄厄说，资本是作为交换系统中的社会关系而活动的，它的范围大到“所有物质的和符号的商品”。“特定的社会形构中，它们总是把自己表征为稀有的、值得去追逐的。”
　　布狄厄认为，资本是支配的基础，而且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其中符号资本的转化力是最大的。这是因为不同的资本形式是通过符号资本的形式而被知觉，并被承认为合法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符号资本具有了命名的权力一种代表公共意识的权力，和创造官方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看法的权力。这样一种表征权是根植于符号资本之中的。表征合法的社会世界的权力的最为强有力的例子，是法律以及通过国家来加以强化的符号暴力的使用。法律为国家保证了所有官方任命的形式，它反过来又赋予个体以约定俗成的身份，而这一身份又授予个体以经济的与文化的资本。这就是符号资本的巨大的转换力，但是由于这种转换关系并不是总被识别，所以符号资本可能并不被看成是机构化地组织与保证的权力的物质形式。正如Wacquant所说的：“不同的资本形式的转化过程是被隐蔽起来的。为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依赖与支配关系可以通过道德纽带、卡里斯马、精英象征主义的面具得以掩盖或支撑。”
　　由此，布狄厄进而分析了所谓“符号的暴力”。符号暴力是一种特定的资本类型，它的作用是在社会世界中建构视点与分异，它通过代表与定位的机制而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机制的结果是，那些并不拥有言说工具或不知如何“发言”的人，只能使用他者的话语，即拥有命名、表征权的人的话语，来理解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后三十年中国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命名权力实际上是官方垄断的，就象当时的经济资本是由官方垄断的一样。知识分子只有依附在官方的体制与意识形态之下，甘当官方的喉舌，才能化身为官方与人民的“代言者”，由官方赐予一部分文化权力。因而这样的文化权力之梦是应该彻底告别的恶梦，而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美梦。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试图打破文化权力从属于政治权力的格局，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要把文化的资本与文化的权力官方的垄断中解脱出来，转移到精英知识分子的手中。这种努力部分地实现了，但在80年代末又受到严重的挫伤。精英知识分子与官方文化重新陷入紧张关系，原先获得的那一部分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又几乎完全丧失。
　　随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得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的集中局面又开始松动。但是这次的文化资本与权力的重新分配与80年代又有不同。80年代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带有从上到下的特点，而且思想观念的斗争与变革是其主要的促动力量争夺对象。结果是一部分的文化资本从中央流向精英知识分子，而当时的非精英层以及普通大众，并没有分享到。而90年代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是从经济基础的变革开始，从底层开始，呈现出分裂的状态。它的直接动力是文化的市场化、文化市场的形成、大众文化的繁荣。因此这次的文化资本重新分配就不是从官方到精英的单向的流动，也不是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次，而是文化市场的自发繁荣以及各种非官方的文化产业的出现，导致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它不象80年代的文化权力之争那样的激烈悲壮，针锋相对；但是却从底部釜底抽薪般地抽空了官方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资本与权力基础，文化经济人、小报记者、书商、专栏作家、各种电视剧的制作中心及制作人员、影视歌各种明星等等，分享了一大批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他们成了新的文化弄潮儿。而批量复制的大量大众文化制品泛滥成“洪水猛兽”，它们不但占据了普通大众的文化阅读时空，其诱惑力也为许多知识分子所无法抵制。这些所谓的“后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启蒙使命与终极价值，不再制造深度的文化产品，而是满足于用平面的形象文化来描述所谓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并思考的新的文化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可这么说：80年代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完成的摆脱政治文化的诉求，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市场化、文化资本的分裂，客观上又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部分实现（决非全部）。从这个角度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激烈地抨击世俗文化、抨击文化的市场化，客观上与他们在80年代的诉求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立场有许多的原因，这里我想从利益与心态的角度作些分析。精英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为了文化的独立、为文化与政治的民主化而呐喊呼号、身先士卒。这个时候，象王朔那样的今日文化的受益者、弄潮儿在哪里？然而这些80年代的斗士，却没有分享到90年代的果实。由市场化所推动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利益）的重新分配，似乎忘记了当年的文化功臣与文化斗士。这的确不公平，他们由此产生的心态的不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中的运行的结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失落，而另一部分所谓的“后知识分子”则摇身一变而成了文化“霸主”、文化市场的“弄潮儿”。也许正因为这样，今日的许多提倡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无法承认90年代的市场经济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或实现，而且他们最为痛恨的不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是小商小贩，也不是摇身一变而成为经理与白领的技术人员，而是象王朔那样的文化商人，是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影视歌星，是文化人自己队伍中在市场大潮中捞到了好处的非精英人员，他们在艰难的80年代并没有出多少力，没有流多少血和泪，而今日则成为文化成果的既得利益者。这一比较很说明问题。
　　金：你关于文化资本的再分配的分析非常重要。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说到底还是中心地位焦虑或角色移易焦虑。在吴炫、丁帆等人的对话中他们说：“现在，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权力话语的失落。这种权力话语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很久以来就一直操持的。即便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也没有失去‘士’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批判知识分子，但他们并没有离开政治话语中心；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被抛弃在政治话语之外的失落感就越来越强了。另一方面是来自商业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的挤压。在这种挤压下，知识分子的心态极端异化，这种异化是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所没有的。”这里很清楚地表明相当多知识分子对政治中心地位的迷恋和将大众文化视为主要敌手的心态。看起来知识分子在先前的政治依附体制里具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所依恃的是政治一体化的专制权威话语，本身既无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更无真心独立的文化运作。知识分子在那种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只是情感性的虚幻的中心化记忆。新的变革提供了建立经济、政治、文化三元结构的相互分立、制约与融合的新的当代民主体制的可能性。处在这一变革中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多级抛离的边缘化现实。但这种文化的边缘化，这种与政治抛离的过程具有其十分积极的意义。如果斤斤于政治一体化时代那种可怜的精英意识与中心地位，缺乏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洞察，就必然会无视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重要机遇。说到底新时期文化资本的争夺与分配也只是在政治层面之内。只有市场经济的推行，当代文化的固有机制和政治式格局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迅速推进。从基础上引起了文化体制的变革，成为一种超越了原有文化资本分配的深层次变革。的确，人文精神论者提出的拜金主义、粗鄙化现实、媚俗主义都存在，但新的文化机制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世俗化初期是造成了原有精英文化的失落，但应看到世俗化带来的文化民主与文化自由，世俗化的平民性本来就是当代知识分子80年代精神诉求的合理延伸与结果。我们绝不是为媚俗主义辩护，问题是，当代文化的新机制，当代文化的更大更快的发展，当代文化艺术的新的保护方式，只能从市场经济这一起点开始，只能从世俗化现实开始。这一点已得到现实文化体制变革实践的证明。我国文化已从统管统配统分的行政式事业型一种“计划”模式向包括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发展的多种发展模式转化。这种实践性力量远较空洞的精神更为强大。
　　对世俗化的某种肯定不是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而是要真正建立起自主的批判机制，监督机制，成为当代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建设的、支持的、对立的和制约的力量。真正成为人类良知的守护人，使我们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专制时代的历史性倒退的覆辙。这也就是西方社会所谓“用钱买骂”，建立文化批判（包括各类激进主义批判）的制约、监督、泄导、修复机制的深层含义。它吁请当代政治的平等合作和理解。同时这种批判又指向商业文化的精神侏儒化，指向科技霸权时代对人类存在的遮蔽和对人类本性的异化。
　　陶：在蔡翔、陈思和等人在《读书》94年第五期的对话中对90年代文化资本的分配不公已有相当充分的表露。他们指出：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两个武器人道主义与自由思想，在政治上导致民主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导致计划体制的转换，在客观上它所引发的便是现代化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蔡翔进而指出：新时期改革的观念先行的特点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那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从自己的精神传统与知识系统去想象自己的乌托邦式的未来。“然而，经济一经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与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这就是说，知识分子80年代的政治文化诉求在90年代走了样、变了形，“我们面对的是一颗苦涩的果实。”其实，重要的不是90年代的社会实践与知识分子的原初理想的不吻合，而是它不但使得精英知识分子边缘化了，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制造”出一批“抢占”文化资本的“痞子”。
　　南帆、王光明等人在《上海文学》94年第五期上发表的对话《人文环境与知识分子》一文把部分人文精神论者文化态度中的利益驱动表现得更为直白。南帆说：“大家对权力主义的话语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面临着商业主义话语的冲击”，他抱怨“商业主义的气氛使我们无法再保持一张平静的桌子了，这时候我们有权利谈谈自己。许多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困境，或者说被再度抛到了边缘。”王光明说：经济大潮并没有使我们获得竞争的机制与自由（引按：而王朔他们却获得了这样的自由），相反使我们的精神与灵魂陷入危机，“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现世主义与媚俗主义，物质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出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精神论者一般都要设置一个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并把它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分子与痞子作家的二元对立相配套。这是他们把自己的批判话语进行合法化的一个基本策略。因为这样一来，似乎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而是在为精神与灵魂的受难而辩护；也不是在与王朔之类的痞子抗争，而是在与庸俗的拜金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抗争。他们于是就成了真理、良知与理想、道德的化身，在他们看来，要么服从欲望的引导，要么服从良知的引导，这永远是一对矛盾，他们的边缘化只是“因为理性和独立思索使他们不愿意盲从主流声势”，而不象痞子文人“迫不及待地与当下的主流认同。”他们把认同市场、走向经济大潮投向市民主义与丧失天良相等同，于是感觉到“在肉体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边缘，在灵魂的意义上说我们是在中心。”（北村语，见上文）这样他们的中心梦就又得到了重圆。
　　以上对于部分人文精神论者的利益动机的分析并不意味他们的文化立场就是那么的见不得人，更与对它的价值评价无关，任何文化立场的选择都有利益驱动。相反，我以为从这个角度理解精英的态度反而显示了它的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价值选择上的合理性，还不如说是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
　　金：我们需要一个深入反思的时期，需要去除那种激扬蹈砺的浮躁。我认为即使是从80年代走来的知识分子，现在也存在着重新思考、再次进行自我否定的问题。实际上当代知识分子整体中只有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世俗化采取了激烈拒斥的态度，而作为知识分子整体的其他部分如科技知识分子和那些“后知识分子”则往往对市场化采取另一种态度。一部分科技知识分子在这场变革中改变了经济的地位，获取了优厚利益，也有一些成为技术官僚体制的中坚，另一些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新经理阶层，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的实用性经济性恰好与我们这个工具理性的时代相合拍。这也给我们反思人文精神提供了另一种参考系。
　　其实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市场化初期，也同样有个人文知识分子锐减的时期。这不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更重要的是因为新的市场化现实与知识分子的原有文化体系、知识结构相互冲突、矛盾。新的文化机制如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需要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层、组合都提出了要求，对知识分子范式观价值观的变革提出了要求。
　　至于后知识分子，对它的界定稍嫌模糊。是否接近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文化白领”。这些人抹平了理想、道德、历史责任感，从未认可知识分子的批判天职。他们在这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时代活得游刃有余、潇洒自在。他们取悦意识形态，又取悦“大众”。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文化的制作人，经营者，手中握有大众传媒的操纵权，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时尚。他们决定听者或观众看什么或听什么，这恰恰是世俗化走向未来必然要解决的难题。
　　陶：所谓“后知识分子”本身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这些人普遍缺乏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这个民主化程度还相当低，大众与知识分子本身的自由还极其缺乏的社会与时代，过早地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过早地与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与前现代的生存智慧接轨，是丧失知识分子良知与独立性的表现。他们的存在意义与批判力量将因此而大大地降低。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所谓后知识分子，在官方与市场、政治与经济之间周旋得炉火纯青、如鱼得水，他们不是将之作为不得已的策略，而是彻底忘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完全没有了不自由感，哪怕是压抑感，因而他们的“策略”也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后知识分子的批判不能与对市场经济、世俗化的批判等同起来，如果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的多元化、市场化或大众文化，似乎又模糊了精英知识分子改善自己地位的真正的障碍。精英知识分子不应当通过拒斥大众文化的方式来重获自己的中心地位，这既不现实也不应当。＊
　　
　　
　　
文艺理论研究沪17-22J1文艺理论金元浦/陶东风19961996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17-22J1文艺理论金元浦/陶东风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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