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面临着新旧世纪的更替，对各自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回顾、总结和充满憧憬与责任意识的瞻望，已成为学术界一道颇为壮观的学术风景。高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同样以这种形式迈动着世纪跨跃的步伐。人们围绕着高校德育的风雨历程及其优劣得失的检析评点、新的世纪高校德育有效运作的理念与规则的建构等中心论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世纪之辩”。理性地审视这场讨论，当使高校德育更为自信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应有作用，具有更加丰厚的智慧资源与更加坚实的理论准备。
　　　　　　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号角。以此为契机，高校德育也迅速实现了思想认识领域的拨乱反正，并由此展开了全方位的建设。20余年来，高校德育在队伍建设、运作机制的建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的规划和制定、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的20余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余年，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生活由相对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的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等等，都不能不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改革开放的20余年既是高校德育由理念到实践方式诸层面逐步建构的20余年，也是高校德育直面运作环境与工作对象迅速变化的20余年；是高校德育发挥重要作用的20余年，也是既有的高校德育运作模式与变化了的环境与对象愈益不相适应的20余年。这种不相适应，直接表现为高校德育有效性不同程度的弱化。也正因如此，有效性问题，逐步成为世纪末高校德育理论探讨的核心性论题。如何衡估高校德育的有效性？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原因何在？如何提升高校德育的有效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现实难题的关注，与对事物发展前景的展望往往是紧密关联的。人们从回应现实出发而对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关注，也构成了人们进行世纪高校德育有效模式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高校德育的有效性，就是特定环境条件下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对高校德育目标的实现程度。分析高校德育的有效性，主要有两个方面：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维度；高校德育实际运作系统的构成要素与德育目标的关系维度。人们对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成因的考察，也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展开。
　　高校德育的实际运作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宜性与相互支持性，是高校德育有效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这种相宜性、相互支持性与高校德育的有效性形成正比关系。由这一维度出发对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原因的考察，有三种主要观点：(1)高校德育与环境不相适应。有学者指出：任何德育模式效用的最优发挥，都必然地有其效用发挥的生态性要求，当德育生态发生了变化之后，德育效果的取得，也只有藉于相应变化的德育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日，德育生态以其与改革开放之前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推进，带来了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多元，国际国内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带来了思想观念传递的多质多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信息获取过程中既有结构的变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德育者信息传递方面权威保障的失落、德育对象利益背景的多元、思想观念的多样及其在思想信息获取方面主体性的增强等等。这种崭新的德育生态，已经抽掉了既有高校德育模式最优化效用发挥的主客观环境，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的根源，正在于传统德育模式在新的德育生态中功能的钝化。（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现有环境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挑战加大。有学者认为，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主要在于变化了的环境给既有的高校德育模式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增加了德育的难度。这些挑战，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德育运作系统相关要素的模糊不定或功能缺损，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否也应当以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道德的取向？是否存在超越市场经济价值的道德取向？……，哪些应当超越市场经济价值，哪些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价值？”对这些问题的纷争，“使教育者对许多重要的（不是一切的）社会行为难于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从而导致“在实际上而不是在文字上难以确立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在德育实践上不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注：潘懋元：《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两个问题》，《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3)德育与环境影响力的向性不一。德育对象不仅受到来自高校德育的教育，而且受到多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德育对象的道德品质实际上就是这些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相对于主流道德要求而言，社会的各种进步因素、先进人物的榜样作用等，都是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向心力，都有利于促进人们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而现实生活中各种消极的社会因素和负面典型，特别是各种腐朽思潮和腐败分子所产生的消极效应，都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离心力，都是各种非社会主义道德的酵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或削弱了前者的积极效应。（注：张明仑：《“知行矛盾”论》，《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根源于高校德育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宜性与相互支持性的弱化，也根源于高校德育运作系统内部结构与机制方面的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德育陷入困境的原因相当多数来自学校外部，多为学校德育所鞭长莫及”，但“学校德育理论的不成熟与德育操作的欠科学加剧了困境的严重性。”（注：石鸥：《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及其诊治原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对于高校德育有效性弱化的内部原因，人们主要归结在五个方面：
　　1.对高校德育的认识存在偏差
　　(1)对于高校德育定位的认识存在偏差。有人对“德育首位”论存有疑问，认为“‘德育首位’论尽管人们可以诠释得尽善尽美，但其口号本身掩盖不了‘智育次位’或‘体育次位’的潜台词，冲破不了‘重此轻彼’的老框框。这种厚此薄彼的思想究竟是否可取，是值得斟酌的。”（注：杨晓江：《论高等教育学视野中的德育》，《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德育首位并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加强德育队伍、增加经费投入、提高待遇就是落实德育首位；认为德育首位是党委系统和政工干部的事，从而没有真正落实德育首位。(2)在对高校德育内容与任务的理解方面存在偏差。如，有人认为，高校德育“把道德仅仅理解为‘为他人或社会着想，为他人或社会付出’”；“常常误导人们把人生的目的理解为具体的目标或某个结局”；“往往制度化地误导人们把外在的规范遵守当成内在的道德尊重，把道德手段化、工具化”，从而“使人们严重地陷入了商业性的人生计较中而缺乏健康的生活意识”，在诸如此类认识误区的支配下，“愈是强调道德，人可能变得愈虚伪，美好的心灵也就总是建构不起来。”认识上的误区，又导致方法的失效，使德育工作的形象蒙上了厚厚的尘埃。（注：杨移贻，张祥云：《走出道德教育的观念误区》，《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5期。）高校德育要走出困境，必须纠正人们在高校德育认识方面存在的种种偏差，“在当代中国，对学校德育地位的下降和与之相应的德育实效降低……的真正扼制，有待于社会德育观的实质上的转换。”（注：檀传宝：《德育美学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高校德育实践的整体倾向存在偏差
　　高校德育的整体倾向，表示着整个德育工作的追求目标和基本的价值意识，直接影响着德育实践的实施方法和实施重心，与德育的有效性直接相关。不少学者认为，当前高校德育有效性的弱化，与高校德育实践中整体取向上存在的偏差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1)泛政治化倾向。有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多年来，德育工作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泛政治化倾向：德育＝政治教育”，这种倾向“大大窄化了德育的功能”，（注：劳逊：《世界德育演进视野里的中国学校德育》，《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影响了德育有效性。(2)功利化倾向。有学者认为，“德育实效低下”根源“的内核即功利主义德育观”（注：檀传宝：《德育美学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功利化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德育长期以来被视作“消防队”、“救火车”的角色，社会需要什么，德育就抓什么，从而过分突出“学校德育的外在功能”，即“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忽视了德育的本性——对人及人性提升的关注”（注：单振涛：《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及其成因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4期。），这种关注点的失衡，直接影响了高校德育的有效性。高校德育中的功利化倾向还表现在，缺乏循序渐进、层次递进性的教育引导工作，求“效”心切，往往将德育的目标作为德育的起点，由此造成忽视学生思想、心理水平和接受能力，“采取单从德育目标要求出发来进行‘飞流直下’的自上而下的教育，致使德育步入误区。”（注：白先同，吴佩杰：《德育新观念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3)游离化倾向。即德育的实施与高等学校其他的教育渠道、教育环节割裂开来，“强调通过德育自身多、强调其它几育的德育功能少”，从而导致德育低效。而事实上，“德育与其它几育相比较，其独立性要弱得多，光靠德育自身而忽视其它几育的德育因素，就不可能收到好的德育效果。”（注：郭声健：《德美并重是解决德育低效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教育部》1995年3月8日。）
　　3.高校德育内容设计方面存在偏差
　　主要表现在：(1)内容设计过于理想化。有人指出：德育应该进行理想教育，但与此同时，不能排除德育的现实取向，更不能使德育走向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极端，因为“理想的道德和人格终究不会成为社会现实中普遍的道德现象，不应也不可能成为德育的唯一目标。德育应有更基础、更现实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的德育不仅是空洞的，低效率的，而且极可能走向反面”，“过于理想化的德育已经与快速变迁的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再不作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必将贻误21世纪新人的培养。”（注：劳逊：《世界德育演进视野里的中国学校德育》，《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道德理想主义一旦失去了普遍的社会基础，人们就有可能在实践上转向彻底的现实主义”，而“普遍性社会基础的缺乏，就必然导致悖愿效应”。（注：张明仑：《“知行矛盾”论》，《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所谓共产主义“可爱而不可信”、“可信但不可行”之类的流言，概与德育内容的过于理想化有关。(2)内容设计过于绝对化。在德育实践中，我们往往注重对集体利益的强调，忽视学生的个体利益和个性需求。这种德育将集体主义教育推向“无视个体的存在，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的极端，“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条件”，也“违背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使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现实条件下，德育工作必须“找到合乎实际的坐标点”，才能真正产生实效。（注：劳逊：《世界德育演进视野里的中国学校德育》，《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3)德育内容次序混乱。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德育没有形成一个序列，常常出现重复、混乱甚至颠倒的现象，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基础行为规范教育，从而违背了德育的基本规律，削弱了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接受度。(4)德育内容的相对保守性。德育内容需要一定的稳定性，但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还必须能够及时进行更新，以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相吻合。但在实现中，高校德育的内容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道德观念更新，有的内容过于陈旧，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某些新道德观念（如效益、平等、公正、竞争等观念）却又不能适时得到认可、宣扬，致使德育的部分内容脱离实际而缺乏应有的可接受性。（注：张明仑：《“知行矛盾”论》，《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高校德育的实施存在偏差
　　主要表现在：(1)高校德育的智育化实施。“在当前的学校德育中，教育往往满足于单纯的特定价值准则的传递，停留在道德知识ABC的宣讲和伦理谈话上”，（注：单振涛：《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及其成因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4期。）这种德育实施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能力培养。而缺乏情感体验，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就缺乏了内化动力系统和调节系统；忽视能力培养，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实践转化就受到阻碍，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学生政治理论考分很高而实际政治表现极差的现象，不少学生形成了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重人格’”。（注：杨晓江：《论高等教育学视野中的德育》，《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2)高校德育实施的强制化。有人指出，目前高校德育中尽管方法很多，但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德育“实质上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其根本特征就是强制”。（注：单振涛：《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及其成因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4期。）强制性的灌输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甚至引起德育对象对教育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自然收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还有人指出，高校德育的开展，虽以说服教育的操作系统为核心，但说服教育理论上完全泛化、实践上仅停留在常识应用层面，人们仅仅把说服理解为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而使对方自觉服从或相信。这种说服忽视在充分占有事实的基础上讲道理，从而成为片面的灌输、病理性说服，其常见表现就是以控制受教育者理解而不是帮助其理解为出发点、以隐瞒事实真相为手段、以改变教育对象的行为或择抉为目标的“控制性说服”，这种控制性说服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使我们尝到了逆反效果与负效果的苦头，它加剧了德育的困境。”（注：石鸥：《德育困境中的病理性说服及其诊治原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3)高校德育实施的形式化。有学者指出：“德育方法上的问题主要是形式化、简单化而不甚讲求实效。我们的德育工作，长期以来习惯于通过课堂教学灌输政治与道德知识，因而不断增加政治课、德育课的门数，而不善于寓德育于人文、社会以及自然学科课程的教学之中；习惯于通过号召，虚张声势，而不善于做深入细致、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习惯于通过批评、禁止等行政管理手段来规范学生的行为，而不善于形成集体舆论、文化气氛对学生进行熏陶；习惯于居高临下从社会的需要对学生提出种种要求，而不善于从学生的角度进行心理分析，以心理咨询的方法引导学生。某些方法的采用，虽然见效于一时，但不能在学生思想深处扎根，在市场经济负面的冲击下便显得苍白无力。”（注：潘懋元：《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两个问题》，《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5.高校德育队伍建设方面存在偏差
　　德育队伍，是高校德育工作实施的组织保证，是推动德育工作开展的主体，德育队伍的成份构成及整体素质，直接影响到德育的有效性。目前的高校德育队伍，主要由“两课”教师、日常思想政治工作者即专职德育干部构成。德育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偏差主要表现在：(1)一些德育工作者素质偏低。德育队伍整体素质是不错的，但也有极少数人思想理论素养低下，有的人甚至言行不一，即所谓“宣扬道德的不讲道德”，“提倡纪律的不守纪律”。由于德育者身份的特殊性，这种负面示范效应对德育对象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注：张明仑：《“知行矛盾”论》，《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专职德育队伍缺乏职业意识与专业意识建设，从而导致这支队伍较为广泛地存在着思想不稳、用心不专、流动性大、临时观念强等现象，而具体的德育实践工作是又一门要求极高的实践艺术，极其需要经验积累、科学化的建设，专职德育工作者队伍中存在的上述现象，显然不利于德育工作向科学化轨道的发展。此外，专职德育工作者队伍还存在被大量学生事务管理性工作纠缠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专职的德育工作者队伍客观上无力进行深入细致的德育工作，另一方面，也导致因其与学生具体事务、具体利益关系过密等多种因素，学生对其所进行的德育工作接受度降低的情况。(3)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存在偏差。教师缺乏是高校德育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了解决应急的问题，一些学校党政干部担任这门课的教学，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力不从心。他们不仅工作较忙，而且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很难使这门课收到较好的效果。”（注：罗国杰：《改进和加强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年第2期。）在更多的高校，德育课教师主要由日常专职德育工作者充任，而日常专职德育工作者工作量过大、流动性大等客观存在的特点，也难以使其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思想品德课的课程建设方面的研究。（注：佘双好：《新时期思想品德课程建设的理性思考》，《思想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德育课自然也很难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二
　　在对高校德育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人们也对高校德育的理想与应然的模态，新世纪高校德育的应有方略进行着种种建设性、建构性的预设和阐发。
　　1.新的世纪高校德育的应有观念
　　德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转变德育观念。只要树立起科学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德育观念，其他的德育问题就不难找到解决的有效途径。（注：鲁洁：《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学者们认为，面向新的世纪，高校德育应该确立和强化：(1)科学的德育定位观。德育首位的科学内涵并不在于德育这一具体的教育类别对智、体、美诸具体教育类别的统帅，不在于德育较之于其他各育位高一等，其真正含义在于，各育之中，都共同承担着育德的功能，都要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主导与先行”的德育功能观。要从只强调德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转变到正确认识德育对社会发展的主导和先行作用上来，并充分发挥这一作用。高校德育的主导与先行作用表现在从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心理上等诸多方面培养人、造就人，使未来从事知识创造的劳动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引导整个社会道德进步。（注：韩国文：《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德育工作》，《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合力育德观念。有学者指出，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学校的所有老师都是德育教师，学校的所有课程、学校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应是德育活动，整个学校就是一所德育学校。”（注：郭声健：《德美并重是解决德育低效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教育部》1995年3月8日。）在德育实践中，要一方面加强、改进德育专门课程的建设，使之成为有别于智育的、符合德育规律的课程，对学生进行有效的集中性的德育，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智、体、美、劳诸育的育德功能；一方面发挥专职德育队伍的优势，另一方面充分调动队伍更为广大的其他一切教师的育人热情。（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看，德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只是德育工作者的“私责”，甚至也不仅仅是学校教师的职责，这项工作应该动员并整合全社会的力量。(4)德育实施中的“导育观”。我们应该将德育者与德育对象优劣高下的等级性关系转换为平等的关系，将德育者从完人型的神化中放置到现实的生活中，还其活生生的人的身份，将德育对象从被改造的对象这一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发挥其在德育过程中的各种能动性，将德育过程由差异预设下的“告诉你什么你就要信什么”转变为“帮你知道该在你所知道的信息中坚信什么”，使德育者与德育对象在平等民主和谐的关系中，德育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知启德，以情感德，以美化德，以行示德，与此同时，也促成自身的不断提高；德育对象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由知立德，由情体德，由美悟德，由行践德，高效度地完成相应德育信息的正确选择及内化与外化。（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科学设计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
　　德育内容的设计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侧重于思想政治道德知识的基本结构，突出反映社会生活实际中根本的、基础的、本质性的典型范例，要坚持方向性、实践性、思想性、科学性的原则。（注：陈昌贵：《能力培养：德育改革新视角》，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要将小学、中学、大学德育内容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之中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与分段设计，注重衔接又避免重复。高校德育应“以加强‘五爱’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以集体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艰苦创业精神教育为核心，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信念教育为宗旨，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为基本内容。（注：翟天山：《学校德育有的效性问题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高校德育也要根据学生思想观念发展的具体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德育内容、拓展德育内容。如，有的学者提出，面对着高新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新的危机，高校德育应该增加生态伦理的教育，“以培养和塑造具有‘完善伦理’的下一代，这是时代向德育提出的新课题”，“学校德育在形成全社会维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国民公德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注：鲁洁：《试述德育的自然性功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2期。）面对当代大学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漠，应加强家庭美德教育，明确将家庭美德教育列入高校德育大纲所规划的德育内容体系。（注：沈壮海：《应将家庭伦理教育纳入高校德育内容体系》，《思想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还有人指出，面对新的形势，高校德育应加强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观、团队精神的培养等。
　　3.精确建构高校德育目标体系
　　(1)德育目标体系的建构要有全面性。这种全面的德育目标体系应该包括认知目标、情感目标、行为目标三个方面。德育的认知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知识和认知能力。其中知识目标包括使学生具有思想道德领域中普遍原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处理具体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方式方法的知识。认知能力目标表现为培养学生掌握处理思想政治道德信息和问题的条理化的操作方式，包括领会、转化、解释、推断、运用、分析、综合、评价等。德育的情感目标表现为通过充实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和引导学生兴趣、态度、价值观、需要和动机的正确发展，为学生的发展建立一种完善的感情生活和一个健康的心理环境。行为目标主要包括培养道德问题解决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两个方面。(2)德育的目标规划要体现出层次性。德育目的只有一个，社会总体上对“人”的品德要求和道德标准是统一的，不分层次。但具体的德育目标必须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其思想信息的接受特征等划分为相应的不同层次的目标。（注：陈昌贵：《能力培养：德育改革新视角》，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这样的层次来进行德育目标体系的科学建构，即：以德育的总目标为第一层次；以思想教育目标、政治教育目标、法纪教育目标和道德教育目标等为第二个层次；思想教育目标以人生观教育目标等、政治教育目标以爱国主义教育目标等、法纪教育目标以纪律教育目标等、道德教育目标以社会公德教育目标等为第三层次。（注：鲁洁：《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3)关于新时期高校德育目标的具体分层实施，不少学者认为，“新时期德育基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即具有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品质的公民，这一层次与法律是一致的。维护了法律原则，就达到了起码道德。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是培养模范公民，应具备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献身精神。四有新人属于这一层次。”（注：曹世敏：《现代德育刍议》，《江西教育科研》1995年第4期。）还有学者指出，“在实施高等学校德育纲要的过程中，应分层次、分步骤实施德育目标。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应引导他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好市民。”（注：张耀灿：《对跨世纪高校德育的若干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将能力培养作为高校德育的重点
　　有人指出，面向新的世纪，高校德育的着眼点应切实到能力锤炼方面来，（注：沈壮海：《简论高校德育观念的变革》，《继往开来——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注重学生相应能力的培养与发展。要以将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外部塑造和发挥内在潜力的有机结合作为改进学校德育的基本思路。确立这一思路，既是人的思想品德的本质对德育过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内在规律的要求。高校德育最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道德问题处理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其中，道德问题的处理能力具体表现在：(1)道德问题的抽象能力和具体化能力；(2)平等待人、把他人的利害看作自己利害同样重要的态度；(3)道德知识的迁移和应用能力；(4)交流能力；(5)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和兴趣的能力；(6)在社交场所有效地行动的实际“社会技能”；(7)行为选择的能力；(8)将道德判断付诸行动的能力。将能力培养作为高校德育的目标，并不是一般的局部过程和技术上的改造，而应当从教育思想、特别是德育思想的变革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它作为一种新思路，对现行德育过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形式、方法、途径等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整与改进。（注：陈昌贵：《能力培养：德育改革新视角》，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与能力重点论相应，不少学者提出要加强高校德育中的实践教育环节，通过实践，促进德育内容的内化及学生相应的道德问题处理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的形成。还有学者由此出发强调加强学生的角色教育，认为德育就是对社会成员的角色期望理解能力、角色定位和角色扮演态度的养成教育。角色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思想观念上认识自己的当前角色特点，设身处地地体验自己的未来角色，按照社会需要、个人专业、兴趣、爱好和才能理解角色规范，掌握和形成扮演角色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注：何怀远：《角色定位教育在高校德育中的运用》，《苏州大学学报》1996第3期。）
　　5.加强高校德育队伍的规范性建设
　　(1)要加强德育队伍的道德修养，提高其素质，增强其进行德育工作的能力包括掌握、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德育工作的能力。尤应注重培养德育队伍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只有成为理论家，才有可能成为德育专家，否则，所谓的德育工作者将只能成为德育技术工作者，不能回应时代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不能起到为学生解惑的作用，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德育专家。(2)对高校德育队伍进行科学的分层、分流。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分流分层，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方向。一是把少而精的专职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即政工干部从兼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中分流出来，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二是把一批适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干部，从日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分流出来，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中培养一批德育的专家，从事德育的教学、研究等活动。其中培养一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家，是德育队伍建设的关键。（注：佘双好：《新时期高校德育规范性建设的思考》，《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1996年第5期。）
　　6.改进高校德育实施的方式方法
　　(1)德育的实施应走隐形化的道路，以渗透式教育为主。有学者指出，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发展，传统的按年级为单位的学生管理模式将不断弱化，以年级为单位的开会、听报告等德育形式将不再适用，德育的实施将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全方位渗透的特点将越来越强，“德育渗透到有人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与各项工作结合着做，是德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注：张耀灿：《对跨世纪高校德育的若干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2)德育实施方式方法的个体化与咨询化。学者们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更加多样化，学生思想需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对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也要从传统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突击运动式的单向灌输教育方式向现代的小型个体化的日常多层面的双向交流教育方式转化。（注：胡树祥：《跨世纪高校德育工作展望》，《理论月刊》1999年第1期。）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的愈益强烈，也要求高校德育更多地采取咨询型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咨询型教育，“将以平等交流、自主选择等优点而受到学生的青睐，咨询教师作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而受到敬重”；（注：张耀灿：《对跨世纪高校德育的若干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咨询教育与传统德育的不同之处在于从过去凝固、滞后的封闭系统转为动态的开放系统，改被动式教育为主动式教育，学生有了各种思想疑难问题主动去寻找帮助，而不是单纯一味地往下面灌输。同时由于咨询者和咨询人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咨询的保密性、咨询的科学性提高了教育的信度，使咨询者（询客）容易暴露思想的真实想法，达到教育的效果和目的。“（注：佘双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探讨》，《武汉钢铁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3)德育实施方式方法的现代化。高校德育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网络作为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重要渠道，并通过相关网站的建设，以潜移默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德育工作。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46～53G4高等教育沈壮海20002000沈壮海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46～53G4高等教育沈壮海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45:5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