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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来，物转星移，当我们迎来“五四”80周年的时候，世纪老人的脚步已经走近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的门口。
　　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本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都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起着划时期的作用。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注：《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第149页。）。的确如此，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20 世纪经受了多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但伴随其后，总是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当人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20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并展望21世纪的光辉前景时，人们不由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处于前两次巨变之间的“五四”占有着怎样的地位和起着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纪念“五四”，又是它的80周年的时候，确实引人深思。毫无疑问，“五四”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近代与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
　　前苏联史学界曾采用“新”与“最新”两个词来区别历史的社会性，即近代史指资本主义社会史，称为“新”历史；现代史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史，被称为“最新”的历史。
　　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相应的变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产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有新、旧之分。因此，我国史学界曾一度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而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后来感到矛盾很大，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称为中国近代史，因为它正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叫法，也还有现代、当代的不同。
　　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具有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概括说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概念。
　　中国与外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既没有像英、美那样有一个独立的“产业革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有一个起着思想解放作用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发生，而且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有所发展，但它的力量仍然微弱，要依赖帝国主义求生存，又不能和封建势力割断联系。因此，这时中国的走向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象尧舜那么圣贤，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注：梁启超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1922年版。）梁的这一段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即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种发展仍然没有停止。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而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孙中山的一切美好愿望，诸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等，也只能限于纸上谈兵。历史的教训使一切志士仁人陷于深思：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受阻，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同年9 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震古铄今、发聋振聩、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启蒙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缺少了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的这一思路，他所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杂志的封面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了：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 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着述，对《青年》封面上的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国学者却对此非常重视。如有一本着作写道：“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的着名的《新青年》（开始叫《青年》），　　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Jeunesse’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注：W ·若德津斯基：《中国的历史》（1卷），1979年版，第437 页（Wiold　Rodzinski ：《A　History　ofchina》Volume 1, 1979, P. 437）。）
　　2.由《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创办的《新潮》杂志，也是以“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为副题的。
　　我们再从《新青年》杂志的内容来看，也大都是介绍和论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时的文章。如《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敬告青年》（发刊词），第二篇文章即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陈独秀的上述思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潮下，马克思主义也作为西方学说的一种，比较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并迅速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成立，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二主义俱已达到，任务只剩“民生”一项了。经过“二次革命”，他在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才又提出“民权”的任务，加上“民生”也只是二民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与他的影响，他在1919年6 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文着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ｒóｎｇ＠①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66页。）他在1920年1 月《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又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210页。）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不仅加紧了自己的着述、研究工作，而且积极指导他的战友办好《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
　　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于1919年10月《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页。）
　　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了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采取了以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孙中山的意图就在于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注：《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8月3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正因为这次国共合作，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现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
　　这场“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4—1922）中国资本主义较迅速的发展。这次发展为“五四”和“大革命”准备了一个新兴的阶级阵营。
　　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正是这场运动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这场运动，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在拙着《五四运动史》一书的前言中曾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着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注：彭明着：《五四运动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实际上，在国外的一些研究着述中，也早已看到了“五四”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如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的由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教授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就指出：“由于这个运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引进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它可以作为理解近40年代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线索。”“这个运动在它之后几十年里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如果不对之加以研究，就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本和性质。事实上，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直接间接地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结果。”（注：周策纵着、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有一位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后在台湾政界任职的官员，在回忆与评议“五四”的文章中曾说：“大陆赤祸蔓延，政府播迁台湾，五四运动为其种因，应负绝大责任。”这是从完全否定“五四”的角度讲的，但它也从反面说明了“五四”的深远影响。
　　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历史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而没有第二次的巨变，又何来第三次巨变？
　　中国的走向现代化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人的思想现代化是其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注：《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第6号。），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注：《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这是很有见地的。这一道理，梁启超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也有所省悟：“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位研究“五四”的学者说：“五四运动真实的主题是什么？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透过表层，把握整体，不难看出五四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其真实的主题，在于呼吁中国人的现代化；其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造”；“五四运动应当被看作是一场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推动中国人现代化的运动。”（注：王章维：《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见1989年5月4日《经济参考》。）我想：这也正是今天纪念五四80年周年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民主、科学是常新的历史话题
　　民主、科学是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时提出的，它虽经过了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等历史阶段，却仍然是人们常说常新的历史话题。
　　民主、科学提出后，这两个口号很快流行开来。民主被称为德先生（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先生（Science）。1919年1月，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滔天的大罪。”（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
　　民主当时被称为人权，当时的启蒙学者非常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陈独秀1915年2 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注：《青年》第1卷第4号。）
　　科学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科学方法，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强调主客观统一，从客观事物中寻求其规律，实事求是，这就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了。
　　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认为只有此二者才可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且为之奋斗，“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其看法切中时弊，其精神英勇可嘉。
　　用民主谋取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这是很正确的。20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实际上就是民主和反民主较量的结果。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外争主权”（巴黎和约拒签）、“内除国贼”（罢免曹、章、陆）等重大成就，也是民主和反民主较量的结果。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都需要民主。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 —635页。引文中着重点为原文所有。）邓小平在论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时，也说：“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因此，“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绝非一句空话。
　　科学之重要，并不亚于民主。“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运思方式。“五四”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科学成为现代文明的整合因素。特别在今天，中国将要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科教兴国的战略就显得更加重要。
　　我国的科学事业和第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也大都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特别是在“五四”前后才发展和成长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在科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我国的科教事业滞后状况也是不容置疑的。邓小平在1977年就已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又说：“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邓小平是在20年前讲的这番话。现在又过了20年，科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根据1997年的统计表明，除少数电子信息产品外，中国各主要行业的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的排位目前仅到28位（注：陈雪强：《知识差距是贫富差距的实质——试论‘科教兴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理论探讨》1998年第6期。）。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三、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就不断地为学者们争论着，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较大的就有这样三次：
　　（一）从《青年》创刊而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论争。《青年》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东方》派以杜亚泉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注：《青年》第1卷第4号。），后者的代表作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注：《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二）“五四”后，在20年代继续着东西方文化的争论。前者以梁漱溟的专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8月出版）为代表。 后者中，有自由派学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有系统的专着应属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出版，次年再版）。
　　（三）本世纪3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一场“本位”与“西化”的争论。前者以“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代表（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后者以胡适、 陈序经等自由派学者为代表。陈提出“全盘西化”，胡提出“充分世界化”（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 月30日。）。双方论战的文章主要登在《文化建设》、《独立评论》、《大公报》、《晨报》等报刊上，影响较广。长期以来，胡适被认为在“五四”时期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是不确的。
　　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长短，又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人更为广泛，中外学者都有。这些讨论，对于克服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认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都是有益的。但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有所背离。
　　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其一，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其二，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
　　第一，儒家文化在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统文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两家都曾被称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各家仍然在延续和发展着。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介绍了95部书，其中称得上儒家的书仅有20多部，不足1／4。
　　第二，必须把儒家学派的创立人孔夫子和以后的汉儒、宋儒相区别。后者虽然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其学说已被演绎和改造了，目的是为了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学者把孔学和孔教加以区别，是很有见地的。当着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时候，孔教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民国，孔教仍然为封建军阀的帝制活动服务，其反动性更为昭着了。
　　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可以成立的话，“五四”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就可以说清楚了：
　　第一，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而且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非常推崇。
　　第二，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 卷第2号。）。陈独秀说：孔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 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万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好学深思之士，谅不河汉斯言，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族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20世纪之世界乎？”（注：《答俞颂华》，《新青年》第3卷第1号。）
　　因此，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五四”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有着很深厚的国学根底，许多人都有研传统文化的专着（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一位西方学者在他的《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传统“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注：E·希尔斯：《论传统》（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从这种操作意义说，延传三代以上的（主要指两次传递）、被人类赋予价值的事物都可以看作传统。它在延传中可能会变异，但保存的共同主题使各种变体中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锁链相互联结其间。”
　　按照这种说法，“五四”精神也应该算作一种传统了。
　　“五四”已经过了80年的风风雨雨，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也已不止一个世纪，所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在近现代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个国家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总是融合了国内外两种以上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国的思想文化，不加区别地都斥之为“舶来品”而拒之门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而漠然视之，也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闭关自守，颂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采取改革开放、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钊就指出：东西方文明，必“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页。）。
　　第二，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理论好比种子，国情则如土壤。任何良种，如果没有适宜的土壤，也是不会生根、发芽，更是不会开花、结果的。洋教条、党八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对待任何文化，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
　　总之，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迎接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到来。
中共党史研究京16～22K4中国现代史彭明19991999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作者：中共党史研究京16～22K4中国现代史彭明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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