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础性研究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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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在21世纪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从而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已成为发达国家面向21世纪科技发展计划的显着特征之一。
  日本在1995年推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总方针中,特别强调发展自己的基础研究,以保持其竞争力。美国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发表的《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政策文件中,确定了“科学应是美国未来投入的重点”,以及要“保持美国在基础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中的世界领先进位”的方针。
  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战略下,我国面临着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和在21世纪中叶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艰巨任务。江泽民同志强调:“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因此,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不仅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强国兴邦的一项紧迫任务。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和政府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先后建立了15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制定并实施了攀登计划等。使得我国(除台湾外)被科学引文索引(SCI )收录论文总数的世界排名已从1986年的第20位上升到1995年的第15位,论文总数增加了2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但我国基础性研究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基础性研究投入严重不足,队伍不够稳定,人才流失相当严重,研究手段比较落后,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还不甚理想。存在着选题陈旧,追求短期效益,简单跟踪,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原始性创新还很少。我国基础性研究不仅在国际缺乏竞争能力,也不能较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当前和长远的需求。
  为此,笔者就发展我国基础性研究若干政策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关于基础性研究的国家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
  这不仅指明了基础性研究的方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基础性研究提出的迫切需求。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基础性研究,必须为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作出切实的贡献。脱离国情的科学技术,与脱离科学技术的中国,是同样不能被理解和接受的。
  国家目标集中地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某一历史时期的国家目标只有一个,而在不同战线和不同行业,体现国家目标的角度和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基础性研究体现国家目标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仅要充分认识和明确基础性研究的经济功能,还要认识和明确基础性研究的知识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二是,必须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适应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包括科技强国)的需要。
  基础性研究体现国家目标包括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要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的深层次的科技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为当前的急需和未来的发展提供科技动力和成果储备;二是,要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攀登科学高峰,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三是,发挥摇篮作用,培养高层次人才;四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关于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江泽民主席最近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上作的重要批示再次强调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面正确地理解“有所为,有所不为”精神实质,是做好基础性研究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一个国家发展基础性研究的规模和投入取决于其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质,就是从国家财力出发,根据国家目标,按照基础性研究的自身发展规律,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功能,遴选优先发展领域,以期集中力量办大事,力求取得大的突破。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科学领域平均用力。只有坚持“有所不为”,才能保证在关键科学领域“有所为”。
  做好“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进行科学和技术预测,从而制定战略研究计划,引导我国基础性研究为国家未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制定战略研究计划是世界各国指导基础研究实现其国家目标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所谓战略研究就是,“为支持国家的长远需求,将研究引向有用发现的特定研究领域,或者为解决已发现的实际问题而提供所必需的知识基础”,或者是“将来有巨大应用潜力的研究”。其属性依然是基础性研究。
  1993 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化学学科的增长经费中, 明确提出必需有20%用于战略研究。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经费分配中,战略项目的比例从1980年的19%增加到90年代的32%。日本于1995年正式启动了战略基础研究推进制度。
  目前,我国基础性研究缺乏全局谋划。通过制订和实施战略研究计划有可能将科学发展的机遇与国家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科学家为解决农业、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信息、能源等重点研究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做出切实的贡献。
  “有所为,有所不为”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对某些科学研究领域的关注程度,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导向上。那种将“有所为,有所不为”简单地理解为科研项目的取舍,甚至是学科的取舍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基础性研究与经济的关系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商业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线性的有序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反馈回路的过程。基础性研究对于经济的作用有的是很明显的,有的则润物细无声。从宏观上来说,凡是在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多的国家,其公共再投入的回报也多。据统计,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约有90%来自基础研究。德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基础研究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占20%。
  科学的发展受到外部需求和内部推动两种力量的驱动,最终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它和经济的联系分为两种。
  一种是任务带学科。通过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建设中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推动学科的发展。“两弹一星”的成功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另一种是通过发展学科和长期积累,不断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些研究虽然一时很难看到其应用前景,但作为必要的知识储备,以及在攻克科学难题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知识,迟早要对社会发展、人类思想产生作用。例如,在对着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大大推动了整个解析数论的发展,而解析数论中产生的方法和内容迅速应用到其他领域,如三角和估计在快速富氏变换中的应用,导致了一系列无线电讯号处理速度的成倍提高。
  要正确认识基础性研究与经济的关系,既不能只看到基础性研究的经济功能而片面追求近期效益,又不能片面强调基础性研究的不可预见性而忽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难题。
      关于基础性研究的投入
  基础性研究经费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基础性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对R&D(研究和开发)投入总量虽逐年有所增加,但R &D 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连续下滑,1994~1996年均徘徊在0.5%左右。
  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在R&D经费中的比例失调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1996年度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仅占R&D经费的6.4%, 远远低于美国的17.3%,日本的14.5%,韩国的16.5%。就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法国及日本R&D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三者之间的大致比例为15∶25∶60,并多年没有大的变化。国家科委提出,基础性研究经费要占R&D的10%。这个比例在当前是比较适合的。进入21世纪后,这个比例还应该有所提高。
  对科研项目支持强度的“疲软”问题也不容忽视。这种状况不仅制约了科学家向前沿领域的拓展,而且也影响了经费的使用效益。以科学基金为例,在控制资助规模、资助率多年徘徊在17%的情况下,1996年度面上项目人均年研究经费不足7000元,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年人均经费也大体如此。即使国家的攀登项目,年人均经费也高不了多少。因此,随着R&D/GDP比例和基础性研究经费在R&D中比例的不断提高,面上项目年人均经费至少应达到1万元,即资助强度达到15万元/3年;重点项目年人均经费应达到1.5万元,即资助强度达到120万~150 万元/4年;重大项目年人均强度达到2万元,即资助强度达到800~1000 万元比较适宜。
  在基础性研究管理工作中,还要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保持一个恰当的稳定的比例,以使两者得到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多年来,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然地形成了并基本保持了3∶7的比例,这也许是反映我国国情和当前实际需要,也是科技界绝大多数所能够接受的一个比例。
      关于基础性研究的创新问题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创新的潜力与自主开发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要在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具有建立在科学创新基础之上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开发能力。
  当今,经济、社会和科学自身发展的需求,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以及综合性研究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科学发展史表明,边缘、交叉学科往往是最活跃的研究领域,许多创新性很强的成果甚至一个新兴学科就从这里产生。因此,要研究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鼓励、支持和组织好学科交叉研究。大力促进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激发和强化科学创新能力。
  科学研究既是创新的过程,更是积累的过程。特别是原始性创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据对我国1982年与1987年两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获奖项目的统计表明,平均每个项目的延续研究时间为15.5年,积累周期大约为10~20年左右。
  为更好地推动科学创新,应该采取一些切实措施。比如,要尊重基础研究的自身发展规律,为研究工作创造宽松环境和良好的条件;对于具有创新思想的人员和队伍给予连续和稳定的支持;鼓励科学家自由选题,自由探索,激励科学家的创造性,尤其要为科学家创造自由探讨的条件,推动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在互相接触和交流,激发新的学术思想火花,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对优秀研究群体和研究基地的支持,大胆启用年轻人;努力改善图书资料和实验条件;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为我国科学家走向世界,参与交流和竞争创造条件,等等。
      关于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问题
  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战略要求,也是在世纪之交更有效地发展我国基础性研究的紧迫任务。
  当前,我们在人才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吸引了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尖子人才,对此我们一定得有相应的对策。要高举爱国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努力创造有利于人才竞争和流动的环境和条件,强化交流,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吸引和稳住一大批一流的人才。
  培养优秀中青年人才的一个有效措施是给任务,压担子,尽快在重大和重点项目层次上实现代际转移,切实将优秀人才推向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使其在拼搏中锻炼成长。
  要注意点面结合。事实证明,真正的优秀人才,能够带动一个较好的群体,而一个较好的群体,也有助于优秀人才的成长。适当加大对优秀群本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发挥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发现和培养科学将才和帅才,使有限资源向创新源汇集。
  发现和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必须坚持竞争、评估和流动的原则。一个人的价值或水平,一种是早期就被认识,一种是较晚才被认识,一种是被埋没了,第四种是超前或超出实际水平的评价。要注意防止后两种情况,克服求全责备和疏于管理两种倾向。
      加强对优秀基础性研究基地的支持
  优秀研究基地是以优秀学术带头人为核心,集中了一批研究骨干,专业结构交叉,研究条件比较好,学术思想活跃,实行对外开放和流动机制的地方。它是某一研究所或高等学校中的精华部分,而不是一般的研究机构。
  通过加强对优秀研究基地的支持,能够推动科学创新,发现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形成优秀研究群体,提高基础性研究经费的投入效益,最终推动基础性研究更好地发展。曾孕育出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物理学前沿雄踞120 年不败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的成功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对优秀研究基地的支持中,要坚持提倡竞争,优胜劣汰,不搞终身制。
      关于改善基础性研究人员生活待遇问题
  当前,我国基础性研究人员的待遇普遍偏低,生活较为清贫。这是造成基础性研究队伍不稳,人员大量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树立崇高的追求科学、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但国家力所能及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是实现“稳住一头”的一个基本保证。
  目前,从国情出发,要全面提高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工资有一定的难度。但从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或其他基础性研究计划的经费中切出一块,设立科研津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人员,或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课题的人员,才能够获得科研津贴。这样做,有利于把竞争机制引入科学研究,打破劳动工资方面的大锅饭,避免论资排辈和攀比现象,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以较少的投入解决一个较大的问题。目前,科学基金每年资助约6 万人(折合全时4万人),如果每个全时人员每年平均增加5000 元收入(每月约400元),国家每年只需投入2亿元。事实上,由于机构体制改革,许多单位都从研究经费中提取比例不等的人头费和其他费用,有的研究所从研究经费中提取的非研究费用达17种之多。与其暗补,不如明补。
  从国情出发,把握基础性研究自身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党和政府关于基础性研究的方针政策,对于推进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健康发展,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21世纪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沪9~12N1科技管理与成就赵学文/韩宇19981998基础性研究/政策/思考赵学文,高级工程师,政策局副局长;韩宇,工程师,政策局调研处副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100083。  (Zhao Xuewen, Senior Engineer,  Vice- Director of PolicyBureau; Han Yu, Engineer,  Vice- Director of Policy- MakingDivision of Policy Bureau: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3.) 作者:科学沪9~12N1科技管理与成就赵学文/韩宇19981998基础性研究/政策/思考

网载 2013-09-10 2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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