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据笔者观察，当前一些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个加深和统一认识的问题。“加深”是相对于“肤浅”说的，“统一”是相对“歧义”说的。下面谈谈笔者的几点看法，以为实现“加深”和“统一”目标提供点滴参考意见。
　　素质教育与教育方针的关系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素质教育与教育方针的关系作了如下概述：“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概述的合理性在于，它把素质教育与教育方针紧密挂起钩来，示意素质教育是为教育方针服务的，教育方针必须通过素质教育来落实；它既突出了作为“根本宗旨”的“全民族素质”，也突出了作为“重点”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它还把反映一个时期以来的迫切要求即造就“‘四有’新人”的要求概括进来，最后落实到了“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归宿点上。总之它既反映了宏观素质要求，也反映了微观素质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全教会”上讲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他说：“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这个思想在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2000年2月1日）中又作了重申：“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果把江泽民同志的这个关于“灵魂”的思想与前面的概述中关于“重点”的思想同步贯彻到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去，那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既在“政治上”、“主旋律”上、“三观”上扎实可靠，又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上拔尖过硬，且在“四有”和“全面发展”上铺垫了坚实的基础，那将是无敌于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应时”素质与“恒常”素质的关系2
　　这里所说的“应时”素质，也就是上述诸如“重点”素质、“灵魂”素质、“四有”素质，以及“心理健康”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等类素质，它们都是应特殊情境，或特殊时代的特殊人才需求而提出来的。而这里所说的“恒常”素质，也就是恒常意义上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素质。“应时”素质与“恒常”素质的关系是：前者充实着、丰富着后者，而后者接纳着、涵盖着前者。因为后者即“全面发展”范畴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此即：“历史性”——从古到今，不论哪个社会发展阶段，不论哪个时代，都曾提出并努力追求“全面发展”（只不过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来说，其“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不一而已）；“划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预言那种到了社会发展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相对性”——虽然各个时代的“全面发展”口号一样，但其发展水平、满足程度不一样，社会发展史证明，每个后续时代总是比前一时代的“全面发展”水平及其满足程度更上一个台阶，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一步，所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相对性，而不能一步到位，也不是停步不前；“开放性”——“全面发展”是一个开放性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该范畴必定补充、丰富以新的因素、新的内涵，不论德、智、体、美、劳哪个方面都如此，都是开放的，都有容纳新的因素和内涵的极大可能性，古时的德与今天的德，古时的智与今天的智，古时的体、美、劳与今天的体、美、劳，显然都是不断更新、充实和发展的（关于“全面发展”范畴的“四性”，可详见本人拙文《论“全面发展”范畴的四性——从该范畴被否定说起》，载《比较教育研究》1998年10月号增刊）。这么看来，“全面发展”虽属恒常范畴，但又是常说常新、永具生命力的范畴。
　　仔细考究起来可以断言，前述“重点”素质也好，“灵魂”素质也好，“四有”素质也好，都是“全面发展”已经涵盖或能够接纳得了的，有些是当前应予突出强调的，有些则是新阶段或新时期补充进“全面发展”范畴中来的新因素和新内涵。这种现象正好体现了该范畴的“四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曾提出用“全面发展”来统领、梳理难以计数的种种分支素质的原因。想必这么做是最科学的，是纲举目张的。
　　偶发事件与“全面发展”的关系3
　　人们不时从新闻媒体听到教育领域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偶发事件。这些事件让人感到，教育领域犹如人的机体，不是这里出了毛病，就是那里出了问题，弄得教育同仁们穷于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全面提高其免疫力，健全整个肌体，争取少出毛病，甚至不出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不光治标，而且标本兼治，以达到根治？
　　依笔者之见，偶发事件之所以连续不断，其原因很复杂，有社会方面的，有家庭方面的，有学校方面的。就学校方面来讲，它未真正落实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此乃关键。
　　这里不由想起前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他坚信“全面发展”教育的威力。他教出的学生不仅智力、体力达标，关键是道德、审美、劳动三方面的品质过硬。其中，道德建立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上，知识与信念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他的学生不仅自决、自立、自律性强，而且能抵制来自家庭、社会、学校本身的种种不正确的影响，甚至起到改造家庭、社会和周围世界的作用。
　　由此我想，校长、教师们应当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把教育的“浪漫”主义与“现实”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首先应充满从教的热情，怀抱崇高的教育理想，鼓起教育的勇气，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教育业绩来；应当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加深认识；应当在此基础上去真正实践，教出真正“全面发展”的学生、公民来。
　　而“全面发展”的教育一旦落实到了每所学校、每个班级、每个学生身上，教育的整个肌体就健全了，它就不会时而出这个毛病，时而出那个问题；不仅自己不出问题，而且还发挥其改造家庭、社会和周围环境的积极作用。所以当务之急，是深化“全面发展”的教育，在它的统领下，去解决一切偶发事件。就事论事，淡化“全面发展”是毫无出路的。
　　素质教育与系统工程的关系4
　　我们正在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特别是其中的“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和“跨世纪园丁工程”。既然是“工程”，就必定具有“系统”性质，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不同范围的“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26条明确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也多处强调“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号召各级党政领导、教育行政部门、文化机关和宣传媒体、整个社会和所有的家庭，都来协同学校共同工作，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做到“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真正落实素质教育，以确保年轻一代的茁壮成长。
　　毫无疑问，只有把素质教育置于系统工程中来予以综合实施，才能见诸成效。根据系统论原理，任何事情，都是存在于系统之中的，总是呈现为大系统套小系统、母系统套子系统这样一种多维结构的，而系统结构所产生的合力，绝对大于和优于单一成分（如学校一方）的作用力。素质教育也不例外。理想的素质教育工程应是由学校、社会、家庭构成的综合施教工程，其中三者的作用各有侧重，彼此不能取代，但又目标一致，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在这三者中，学校当然是素质教育的中坚角色。就拿“减负”措施来说，学校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减负”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最近半年来的“减负”实践表明，它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密切配合。就学校本身这个范围讲，“减负”也具有“系统工程”性质，它要求设计周密、结构完整，每个环节都不可忽视，做到“减负”与“提质”同步，等等。另外，在素质教育这个系统工程中，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自觉程度不一，学校是最自觉、最有意识的一支主力军，家庭和社会则自发性强。后两者还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并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校这支主力军的作用，如何积极利用社会和家庭的正面影响和设法弱化其负面影响，以及如何使得其正面影响更自觉、更有意识、更有力度一些，也就是如何使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成为可控因素，有无可控机制可寻，等等——这些问题是素质教育工程亟待解决的最大难题。
　　难是难，但我们决不能无所作为。据笔者所知，国内国外也还是不乏解决类似难题先例的。例如有这样的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他把学生比作一尊雕塑品，学校、家庭、社会、学生本人都来加工这一共同作品；在所有这些加工者队伍中，学校（校长、教师）犹如交响乐队的总指挥，在其中起着统领作用，控制着各方教育力量的协同动作——国内国外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有这样的成功实践。这说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事在人为。关键是发挥每位校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积极性。成功的他人模式不是没有，但很难适合各地各校的具体实情，一切都取决于当事人有无知难而进的决心，有无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闯劲。
　　当然，社会、家庭方面的有些事情是学校很难或根本无法干预和控制的，例如市场功利导向（这其中也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社会用人标准（也有正反两面），等等。这类问题更要靠系统工程，靠全民觉悟，靠制度、政策、法规去解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25条令人鼓舞，它提到了人才观念的更新，指出：“社会用人制度对于实施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改革用人制度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转变人才观念，形成使用人才重素质、重实际能力的良好风气。”据笔者所知，日本也遇到了与我国同样的难题：他们那里叫做变“考试地狱”为“人格教育”，类似于我国的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他们也从用人制度方面想了些办法，如通过法律规定用人标准和用人制度，同时还通过构建“终身教育”或曰“终身学习”体系来解决面临的难题。看来，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这里最关键的是改变人才观念。除政策法规措施之外，还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认识工作。江泽民同志在今年2月1日关于教育的谈话中提到要好好地在全社会宣传这样一个思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21世纪既需要适应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人才，也仍需要适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才；学校教育只是基本教育，存在一个从实践中学、做到老学到老的前景，也就是终生学习的前景——这是有待全社会都来宣传和认同的重要思想。这涉及整个社会和所有家庭的接受程度，涉及用人单位更新用人标准的力度，涉及宣传媒体所作宣传的全面性和说服力，当然同样涉及学校本身的人才观。学校自身应首先端正自己的人才观，以带动、促进社会和家庭人才观的转变。
《湖南教育》长沙20～22G3中小学教育王义高20012001王义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湖南教育》长沙20～22G3中小学教育王义高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58:2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