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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扬弃和比较，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探索。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觉悟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出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又能对社会政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五四时期历史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更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世纪之交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演变，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接受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革具有不彻底的一面，封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仍然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因此，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切实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这场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思考与探索。于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场旨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大的变动。
　　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民主在当时的含义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与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们认为，这三者是欧美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科学在当时主要是指，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以生存竞争观念为核心的科学实证思想。他们认为，近代欧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领先地位，科学之兴，功不可没。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造成民国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什么？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而“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陈独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训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意识到深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过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的认识水平。陈独秀还认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义思想，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注：《独秀文存》三卷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9页。）中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倡导民主与科学，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用科学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他们已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
　　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武器，着重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注：张闻天：《社会问题》1922年1月， 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说：“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过去的青年》，载《时事新报》1919年10月。）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从思想文化进行批判，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进行探索与选择。这是他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标志。
　　　　　　二
　　“改造中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共识，而选择改造中国的方案，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学生奔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被译成中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宝库中，选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由此出现了思想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救国方案的多样化。一时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对人类不同阶段、不同层面各种新思想所产生的强烈兴趣及敏锐程度。由此出现了五四时期特有的百花齐放、异论争鸣、万舸争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知识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第二个群体是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他们试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传统与复兴儒学的基础上，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实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第三个群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实践，学用结合。当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时，又能从无数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去选择新的思想。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大国诸多样板和楷模中寻觅、选择和争论时，西方列强之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去重新评判西方的文明与民主，并对过去的选择进行再思考，因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了4年之久， 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使有机会亲自到欧洲目睹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梁启超在大战结束后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欧：“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3页。）他深感西欧文明已经破产了。 周恩来1920年底到达欧洲，他从欧洲发回的通讯中写到：“战争之为害与预备战争之为祸，直可以使世界生产为之毁坏，人类为之减少，幸福为之消灭，经济现象为之紊乱，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页。）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地唤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去全面审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从而使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变化的分野也日趋明显。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在这批判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大钊在战后着文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页。）他冷静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并结合这种分析表示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怀疑和否定，得出了对战争本质的正确结论。他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钊：《战争与人口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战争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即认识到这种进化历史观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有着关键性的意义。陈独秀此刻也从选择法兰西的政治革命，转而批判这一政治革命，他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社会从原来的“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新青年》创刊号，1916年。）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觉悟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还不能对中国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体的阐明，也还分辨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但他们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与否定都越来越明确。李大钊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毛泽东也说：“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反思：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也为后来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怀疑一味学习西方，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则使他们产生新的觉醒，转而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研究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零星介绍只涉及马克思学说的一鳞半爪，影响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当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而涉及，不但无意传播它，而且往往对它持批评态度。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俄国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俄国，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钊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俄国革命的真相，认真思索俄国革命的真谛，其思想认识也日益深刻和正确。从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将是“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102页、第103页。）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国人民前进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说：“这个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显，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1页。）不久，他又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
　　1919年初发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已经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清醒地认识到帝国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为挽救祖国危亡，他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这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如瞿秋白说：“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到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滋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之痛，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注：《瞿秋白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巴黎和会”西方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活生生事实，与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俄国两次通告放弃在华特权的行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知识分子对此作了比较，比较的结果，自然是把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当作自己的同志和学习的榜样；把日本、英、法、美等列强当作敌人来打倒。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进步知识分子对欺压中国的列强的怒火的喷发。他们大声疾呼：资本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他们的时候了。
　　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曾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陈独秀，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也由原来的选择法兰西政治革命，转移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这些基本观点，阐明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革命问题。他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个革命必将推动全世界的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注：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1920年。）与此同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说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五四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大变动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入工农，面向社会，投身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或创办报刊，或组织团体，或留学国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着特点。
　　　　　　四
　　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 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400种，先后有近30种马列主义经典着述被译成中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一种思想理论，一条革命道路，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形成如此风靡的传播热潮，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但是，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在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受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思潮影响的过程。他们在探索中才逐渐认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本质区别。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知识分子，虽然认识到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证明这个理论是有效的。但是“在感情上，往往总希望和平，不希望争斗，明明晓得这个和平是得不到的，这个争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这就是当时在“根本解决”，“社会革命”等口号下，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重要原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在他们思想转变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认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因此应采取“温和的”方法，坚持“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种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注：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都积极参加创办工读互助团，组织新村运动，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实验新社会。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那样尖锐，反动势力的压迫是那样残酷。先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旧势力的统治特别需要有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暴力革命的斗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对新社会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的鼓吹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只能陷入空谈；改良主义的新村运动，无法根本改造社会。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传播和革命实践的深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最终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曾经站在一条战线上宣传和介绍过社会主义的大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分化，当时曾热心从事或参加过传播社会主义的人，并不都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只是那些勇于追求真理，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执着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且还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去，投入到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国革命的中坚。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祖国的命运充满着忧患意识，积极地参与国事，并且勇敢地进行探索。他们不断地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最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五四时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这种积极、执着的探索精神，使这段历史，在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更显得凝重而光彩。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任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挖掘先驱者们身上的宝贵精神，弘扬他们的精神，才能在当代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头，发挥巨大的作用。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8～13D421中国青少年研究王颖19991999王颖，广东教育学院政法系　副教授　邮编：510310 作者：广东社会科学广州8～13D421中国青少年研究王颖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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