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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是在民族文明转型的生存背景中，超越当前文坛盛行的“经验生活”话语，从思考民族精神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层面选材的，因而没有回避当代，而是创作题材选择的历史性进步。在创作中，作家表现出开创自足审美空间和寻找主体价值依据的思想意图，作品体现出还原历史本相和认同民间价值的精神向度，从而有效地支撑了当下文明的精神文化品位。但是，这类小说存在回避２０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命题、对物质文明隔膜抗拒和认同转型期负面价值的缺陷，足以剖析人类文明的经典性精神依据仍处在确立过程之中。
　　［关键词］文明转型期 “经验生活”话语 精神文化依据 精神深度 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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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地转型，个体生存方式亦随之更易，多向出击，万态纷呈，这种转化、过渡又是政治性决断先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充分准备，结果，时代表象体现出一种未确定、未完成、“测不准”的随机性特征，人们被裹挟在时潮之中，却又难识时代底蕴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如果透过纷杂表象从价值体系的层面来看，我们即可发现，当下中国的社会趋势是由神圣走向世俗、由政治功利走向物质欲望。它具体表现在欲望、自然人性等生命瞬时价值追求日益兴盛，个体本位、当下状态至上之类的社会心理日益规则化，个体生命的形而上追求和当代作为民族文明一个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品格与意义却处于潜隐的、被遮蔽的状况。对于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我们只有放到这样一个崭新的生存背景上来分析，才能够切中肯綮。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局促于经验生活情境或游移于东西方文化表征，虽然反响极大而实质上内涵单薄。
　　“经济小说”和“周末版散文”主要的创作兴奋点，是刻画转型期城乡人生中新颖独特的人事烦恼和精明势利的生存手段，并将一种或反讽或抚慰的情调贯注其中，它们实质上是转型期世相与传统情感的融合。因为品格基本纯正，又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和鲜活灵动的艺术图景，这类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其局限是沉溺于具体的生存处境和朴素的经验型把握，缺乏大视野、高境界地驾驭整个人生和民族文明现状的精神高度。
　　另一种在文坛“呼风唤雨”的走向，是世俗化、状态化的时尚。王朔、何顿等人在成功地把“市俗”这一生存空间抬进文坛的同时，用“生活无罪”作理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以活着为最高目标、以状态为关注中心的世俗价值准则，升到了它们不应有的新型民族精神规范的高度。还有一些作家则标榜“边缘化位置”、“个人化写作”，致力于表现“私人生活”、“个人体验”，把并没有多少典型性的自我生命的存在，膨胀成了人类生存的真相。等而下之的，是目标指向读者钦羡猎奇心理的、对名人逸事和大款“风采”喋喋不休的絮叨。这类作品虽然与商业文明的表面特征存在某些相吻合的地方，却显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精神含量的浅薄。
　　一些知识累积更丰富的作家，则向文明转型后的西方文化探寻，但由于缺乏生活土壤，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由于对西方文化把握的表面化和“见树不见林”的片面化倾向，结果，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精神意味，在他们手中就令人沮丧地演化成了名士才子的精神清谈和话语游戏。
　　可以这么说，不少作家过于贴近经验生活情境和热门话题的精神语境，还没有找到在人类文化史上作为一个精神主体的价值定位和思维根基，因而缺乏剖析和概括转型期时代底蕴的超越性精神依据，作品也就只能局囿于当下情境和表象的层面。而且，无论是世相写真还是认同世俗，其中都体现出一种与世浮沉、忍耐苛且的生存哲学，这就更加妨碍了品格崇高、意蕴厚重的大作品从这些作家中诞生。
　　贴紧转型期世态的作品对当下处境、“仿写”西方文化的作品对一套具体的话语体系的依赖，使我不由联想起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些紧随政治风潮的作品。本世纪的中国作家往往以民族阶段性的政治价值追求为创作最高目标，殚精竭虑地在逼仄的语域内表现“时代的本质”，实际上却不过是以各具特色的艺术图景，表达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既有认识成果的体验和理解，结果，因为２０世纪的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各种紧迫的时代课题，作家们就随之急功近利，大量地生产草率的即时应景之作；一旦时代风尚出现弊端和迷误，精神处于同一思维框架内的作家们，则丧失了自我强健的评断批判力；某些既具鲜明时代特色又有一定历史文化蕴涵，为当时人们公认的优秀之作，也往往因精神依据的缺陷随岁月流逝而失去了夺目的光彩。紧贴瞬时情境极易导致精神文化价值的稀薄，这是不能不引起企图有所作为的作家们足够警惕的。
　　正是在这样的生存和文学背景下，不少严肃诚恳的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了本民族的历史时空。细读这类作品我们即可看到，创作者实际上怀着相当深沉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基本摆脱了艺术思维与生活表象亦步亦趋的状态，体现出从思考我们民族精神文化底蕴、从人类文明的深层次高视点出发选取创作题材的特色。他们是力图通过再现已经定型的民族生存情景，来建构自我的精神空间，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文明层面普遍意义的价值规则、精神依据，以揭示中国文明转换的历史命运和前因后果，更进一步地透视当今的时代。应当说，这是中国作家题材选择的历史性进步。
　　对于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评论界习惯性地用“回避当代”予以贬低。这种单纯以题材的生活领域来判断作家精神价值取向的观点，是表面化和缺乏说明力的。它不能解释恰恰是那些最具创造魄力和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纷纷钟情于历史性题材的事实，也不能说明目前的历史性题材作品反而更有思想艺术冲击力的原因，甚至对评论界本身在总体上贬低历史化倾向、却又把最热情的赞誉置于历史性题材的具体作品这一矛盾现象，也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如果作家的精神深度与时代底蕴处于同一层面，那么，不管选取何种题材，作品流贯的都是时代的血液，都具有引导读者把握时代底蕴的启示意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和《亨利五世》都洋溢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皆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对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我们必须从作家的精神深度、作品的精神格局着眼来研究，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实质。
　　 二
　　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实际上泛指各种创作题材脱离市场经济这一生存境域的现象。从精神文化的层面来看，这种选材倾向最值得关注的也许是作家的创作宗旨和作品所达到的精神深度。
　　我们就首先从作家的创作宗旨和精神意图来考察。
　　我认为，一部分作家将笔墨移离当代，是为了开拓一方独立自足的精神空间，从而营构出气局宏阔、境界新颖、蕴涵厚重的力作巨着。不少老作家累积几十年的文献和素材，在晚年较为宽裕从容的条件下才形诸文字，从而创作出《万里长城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这样全景性题材的煌煌巨制。“五七族”及其同辈作家，是希望在长时间引领文坛风骚之后，潜入自己独有的创作“领地”，经营出能够全面展示创作实力和水准的代表性作品。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三楼”工程都属此类。传统意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曾国藩》、《雍正皇帝》等，则致力于再现我们民族生存的“经典图景”。还有些原本属于文坛“散兵游勇”的作家，因尽他们的才力在一小块“自留地”上兢兢业业地耕耘，也产出了丰硕的文学果实，《百年海狼》、《七月》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家所显示的从容自足的创作风度，是对转型期文化过渡性状态的稳健超越。
　　另一部分作家越过当代关注历史，目的在寻找背景和参照物，对创作主体进行恰当的精神文化定位，以便再回过头来透彻地把握、正确地评断当今时代。先锋派小说家从超时空的、玄虚的生存感悟，转向具体的社会历史经验，转向对中国近现代凡俗大众生命状态的写实，目的就是为了真正实在地洞察中国人的生存真相。余华由《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向《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的创作转化即为显例。《白鹿原》、《纪实与虚构》、《故乡相处流传》、《丰乳肥臀》等等，则从村史、家族史乃至种族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在２０世纪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心理根源。通过研读某种远离当下情景的底层民众群落的生命状态，来确立自我价值依据的作品，当以《心灵史》、《九月寓言》为代表。这些作品实际上极具时代针对性，隐含着对处于文明转换过程的当代的深刻思考，它们是一种“退而织网”、以退为进的精神行为。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宗旨、精神意图从外在思维路向方面，显示出他们比局囿于当下语境的创作者更为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高远的精神抱负，那么，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的精神趋向和精神深度，则显示出这种精神抱负在实践中已经达到的程度。
　　走向历史文化的原初状态，恢复历史“本色”，这是历史性题材长篇第一个显着的精神趋向。以往我国的长篇小说总是致力于通过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去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作品具有明显的认识论框架。当前的历史性题材长篇则以还原历史本相为目标，显示出宽泛得多的思想视野。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对５０年代的时代话语进行汪洋恣肆的戏拟。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干脆让整部作品成为特定时代一本个人日记的阐述。作家在这里坚持不过滤、不升华、不艺术化的“记忆还原”的原则，力图使历史生活的情景纤毫毕现、准确无误。《许三观卖血记》、《纪实与虚构》等作品，则通过对历史沧桑中变幻莫测的个人、种姓命运的揣摩和想象，来揭示特定历史情境中个体生存的真相，它们是一种“体验性还原”。这两种还原所体现的，是创作者对历史既定话语形态的怀疑和颠覆，是以解构为主导倾向的思维运作。还有两种还原表现出解构与建构相结合的特征。其一是“文献还原”。《万里长城图》、《新战争与和平》、《曾国藩》，包括早几年出现的《皖南事变》，不仅全方位地、忠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而且以研究分析的眼光，连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各种文献资料也和盘托出，从而在艺术时空之外，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学术时空，使作品显示出“存在的全方位呈现”的特色。《心灵史》、《马桥词典》等作品可称为“精神还原”。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以还原和张扬哲合忍耶宗教徒在穷苦、压迫中坚守内心自由和信仰的精神为创作主旨，连体现创作思维特色的作品结构方式，都与哲合忍耶教派的圣典保持了同一性。《马桥词典》以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生存论哲学为思维根基，从言语这一形式化地凝结和体现人的生存的精神角度，还原了马桥人的文化生态，显示了马桥人的生存规范。
　　在此基础上，其中的部分作品更进一步，显示出一种走向民间、认同民间价值的精神立场。代表性作品当推《心灵史》、《九月寓言》和《白鹿原》、《丰乳肥臀》。《白鹿原》和《丰乳肥臀》致力于挖掘支撑苦难动荡的２０世纪中国的民间精神力量，《心灵史》和《九月寓言》则满怀激情地推崇民间那超越社会历史境遇、超越现实苦难的高质量的精神生命境界。这些作家以文化精英的姿态，热切地关注着与城市文化、商业文明异质的民间空间；还有意地消解民间生存空间的体制特征，而将它们当作人类文明的一种状态进行考察；并力图发掘中国传统民间各种群落生态中那些具有文明层面永恒意义的生命形态和精神文化价值元素。发掘的成功，使这些作品具备了足以与整个转型期乃至转型后的商业文明的价值规范相映照和抗衡的思想份量。因而他们一旦回过头来观照和批判当代文化现状，就显出洞若观火、一针见血的思想穿透力和难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张承志、张炜散文的思想份量正肇源于此。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目前的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搅动了时代精神文化和当代艺术规范的最底层，代表着我们民族对于被世俗表象遮蔽的民族当下文明的品位进行追寻、判断和塑造的倾向。作家们突破瞬时生活情境营构精神空间，突破反映历史“本质”的传统创作观念再现历史生活的原初状态，小说的精神格局就获得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表现出摒弃固有思维模式、回到事实本身进行原创性思考的意味。其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已经较成功地建构了创作主体的价值和话语体系。在艺术上，《心灵史》、《马桥词典》、《我的菩提树》等作品表现出文本构成的跨领域性特征，具有向小说文体乃至整个学科界域理论挑战的性质，《九月寓言》、《曾国藩》、《失态的季节》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方式和艺术境界。这种文体的变异和表现方式的扩展，又与整部作品达到的人文内涵的深度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它对作家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中国小说文体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就都是不可忽视的。总括几方面的创建，再与几类时尚性的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判断：历史性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着我国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三
　　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不意味着思想艺术都足够完美的经典之作已经诞生。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也仍然难以承受多角度、全方位的严格检验。总括看来，当前的历史性题材长篇较突出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显示出一种回避解答２０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命题的倾向。《白鹿原》从传统文化人格屈辱和败落的角度解剖２０世纪中国血与火的斗争，却回避或漠视了对土地这一在本世纪中国种种斗争中均带根本性的问题的思考，小说作为一部“民族秘史”，就显得根基不牢。《心灵史》以哲合忍耶底层民众２００年的历史真相，来倡扬心灵自由、信仰和人道的精神，确实体现出作者对中华民族精神劣质的深刻洞察，对人类文明终极价值的深沉关注，但由弥漫于作品的血腥气所透露的、对于国家意识和体制的仇视心理，一旦置于政治历史领域，就不能不受到质疑，作者因执着信仰精神而削弱了政治意识形态命题应有的份量，反而使小说在把握社会历史方面显出主观性和偏执性。回避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命题，使这些极为优秀的作品，也仍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开２０世纪中国的种种历史之结。
　　其次，某些历史性题材长篇透露出作者潜在的、对物质文明甚至是文明的隔膜和抗拒心理。《九月寓言》所表现的生命境界无论怎样地自在自由、生命力饱满、天人合一，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农业文明、“野地田园”的生态，它实质上隐含着的作者的心灵潜语，是对于人的物欲满足的排斥心态，这不能不说在尊重和关怀丰富博大的人性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先锋派小说家的历史性题材作品往往热衷于观照“腐烂霉变”性的历史生活空间，作为一种把当代体验贯注于历史材料的艺术创作，这类小说与作者对文革灾难梦魇般的记忆密切相关，但更根本的，则是体现出作者对当下状态及由此升华的对整个生存的悲观、沮丧乃至灰暗的心理感受。这些作家在抒发对物质文明强盛气势所可能导致的精神的萎缩腐烂的愤怒与恐惧时，表现出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危险趋向。
　　再次，目前的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较普遍地存在着对文明转型期的负面价值予以认同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迎合商业社会大众鄙俗欲望的倾向。《白鹿原》对于白鹿原“畸形性史”的过分渲染显然是一种媚俗，由此导致的作品精神内涵的芜杂不免令人扼腕叹惜。《丰乳肥臀》让主人公以自然生命力，来支撑和化解严峻残酷的政治斗争所导致的人类苦难，从个体生命的视角看倒也别见深度，但其逻辑可能性和历史事实依据却不能不令人大感怀疑。这种倾向也不是说达不到精神哲学的深度，关键在于从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其哲学立场本身就是俗气浅薄的。另外，由误解多元化、个人化的精神趋势所带来的消解、淡化创作主体价值判断的趋向，显示出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态度和妥协狡黠的精神人格姿态。最典型的例证是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这两部作品对作者同代人精神面貌体察的深刻精微和表现的圆熟老到，当然令人叹服，作品的语言戏拟也确实能以其不定向性引发读者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体味，但作者的精神向度不是深潜、而是弥散在经验生活的“状态之流”中。放弃建构权威话语的努力，小说作为精神话语的份量和权威性，也就相应地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当前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的种种局限表明，中国作家足以剖析人类文明的精神依据仍处在确立的过程之中，部分作家认定的生命理想状态、终极价值目标，只能作为“同路人”超越生存困境的精神家园，真正从精神文化层面既洞察时代又超越当下语境、既具时代价值又富历史意义的伟大作品的诞生，尚需作家们不断地丰富和修正自我，沿着已有的高起点进行更为艰难的攀登。
　　 （作者单位：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长沙，４１００７７）
　　 （责任编辑 李传书）＊
　　
　　
　　
　　
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69-7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起林19971997 作者：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69-7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起林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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