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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某些学者曾做出过“后现代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的断言。实际上并非如此，一种与福柯和德里达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所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即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生成力和生命力。现代性及其西方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问题的出现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致力于解决的根本课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并依据生物学的最新成果，对机械论的还原论进行了质疑，它还同时反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法，由此而促使人们重新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考虑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对于现代人摆脱所面临的文化历史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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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一文中谈到，“复杂性与多样性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1〕。 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等人近年来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只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与以罗蒂、霍伊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相比，格里芬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讨论问题的。而罗蒂和霍伊等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则主要是从哲学的层面讨论问题的，所探讨的问题域也宽广的多，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包括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双方在“富有建设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正是这一点，将它们与否定性的或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
　　为确保“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不再发生，为确保思想霸权、方法霸权永远不再建立，为“使王位的空缺成为常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对建构一种新哲学、新思想体系和新的世界观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自己在批判对手的同时又重犯对手的错误。这使它多少具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相对而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胆子便大的多，也更富有建设性，它积极寻求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积极寻求重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颇有点乐观主义精神。伯姆教授的下面一段话很有助于我们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风貌”。他指出：“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秩序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2〕
　　　　　　一、存在的依据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问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生成力和生命力。这不免使有些学者的“后现代主义已成强弩之末”之类的断言显得有些草率。判断一种思潮是否即将完结，是否具有生命力其实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是否有思想。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后现代主义便会发现，后现代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与我们人类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它思想到了现代性的局限性并试图用一种新的思想超越它。
　　格里芬曾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3〕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绝非是危言耸听。 想一想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想一想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病态世界：“土地越来越贫瘠，天空弥漫着烟雾；河流充满着污染”，便会觉得他们所言是持之有据的。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个世界的病态不仅表征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表征为精神文明的衰落，表征为人的心灵的被毒害。莫诺认为，与自然环境的破坏相比，人的精神文明的破坏是“一个更阴险、更深层的罪恶”。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人象吉普赛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这个世界听不到他的音乐，无论对于他的希望，还是对于他的痛苦或罪恶，这个世界都无动于衷。”这自然涉及到“生命的意义”问题。
　　现代主义将意义世界的塌陷归咎于后现代的怀疑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正是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则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他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按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所谓的“现代”世界观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它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正如莫里斯·伯曼指出的那样，“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4〕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自信对于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它比以往任何运动揭示的都透彻。它志在超越这个现代性。理由有两点：其一，从事实上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体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其二，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上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用威利斯·哈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5〕
　　可见，正是现代性及其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依据；也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奠定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价值。
　　　　　　二、对现代性的超越
　　所谓超越现代性，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那里，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用格里芬概括的话就是，使人们摆脱现代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也正是这种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认为坚持二元论和还原论的现代哲学是一种“祛魅的哲学”，正是这种“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世界和“自然的祛魅”。所谓“自然的祛魅”，是指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丰富的属性，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在这个过程中，由伽利略所始创，继而被笛卡儿所完善的分析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法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发展史上，它是功不可没的。但它归根到底毕竟是一种有限的方法。然而，一旦将这样一种有限的科学方法非法地升格为哲学方法，夸大为无限的方法，就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要求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根据这种方法，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构成事物的最简单的“终极粒子”，它是事物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它代表着存在本身，是存在的存在。它的特性规定了事物的特性。在终级粒子中是没有精神的位置的。它排除了色彩、声音、结构或质量这样一些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中司空见惯的东西。
　　这样一种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机械的”，由此产生的世界观便是机械论的世界观。机械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尽可能地将世界还原成一组基本要素；第二，这些要素彼此之间基本上是外在的，它们不仅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而且每一要素的基本性质之间彼此也是独立的；第三，由于要素之间仅仅是通过彼此推动而产生机械的相互作用，因而其作用力难以影响到其内在性质。在过去的年代里，机械论一直是行之有效的，而且现在在某些领域中也仍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将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挑战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武器是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是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的结合。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视科学家出身的美国哲学家怀特海为后现代有机论的首倡者。后现代有机论坚持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那怕是些许的目的因。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都有内在的联系。从目的论意义上看，所有的生物都是生命的核心，都有其自身的利益。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整体主义则认为，我们之所以对保持一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健全的生命圈关怀备至，是因为这样一个世界远比一块溶化的岩石更有价值。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说出，从那种观念上它更有价值，否则这种信念很难于理解。“这种观念便是整体的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整体主义所讲的“整体”是指“完整的整体”或“流动的整体”。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与机械论将不连续的物体当作首要的实在，把有机体的包容与展开当做第二位的现象相反，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将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即整体运动）看作是第一位的，分离的物体理所当然地被看作第二位的。宇宙被看作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宇宙是主动地包含于它的每一部分之中的。由于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这样，认为部分只具有外在联系的机械论观点便遭到了否定。对内在联系的强调便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趋向。
　　进一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生物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对机械论的还原论进行了质疑。生物学中的机械论认为，有机体从单个的受精卵发展为一个复杂的生物有机体，这一过程与汽车从零件组装成整机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你在发育着的青蛙胚胎早期切下其肢体的雏形，摇散其细胞，然后随意把它放回原处，一条正常的青蛙腿还会发育出来。位于某一位置的细胞并不是就注定要成为某一部分，任何细胞都可以依其整体环境而成为腿（但不是眼）的一部分。机器的零部件可以拆散和重新组装，而胚胎与此不同，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形成似乎是由它们在胚胎发育的关键时刻的空间关系所决定的。据此，莱沃丁质问道：如果发展真是事物间关系的产物，那么我们如何能将关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还原成为一组可操作的规则呢？我们又如何使用那种恪守笛卡儿式分析的实验方法来达到这一点呢？
　　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要昭示人们的是：我们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中，而且包含在自然中。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之中，世界也是不完整的。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人对自身的理解基本是囿于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摈弃”〔6〕。 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也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人类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特殊价值已导致了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的利益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全球伦理，该伦理的首要准则是：若一事物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与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并预言以倡导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为指归的后现代世界观将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
　　　　　　三、哲学思维上的启迪
　　从哲学上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激活了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激情。在这一点上，它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
　　福柯在一本书中曾经谈到：“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了解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会变得绝对必要。”对于那种认为这样做是在跟自己玩思想游戏的指责，福柯的答复是：“今天的哲学——我这里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用以向它自己施加压力的批评工作，那它又是什么？它要不是在于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7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也一再强调：对世界观的自满是危险的。他们援引波普的话说，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不固执己见的人，他们是努力寻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理论不对的人。因此之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同否定的后现代主义一样努力为“偶然”、“差异”、“异端”，甚至为所谓的“荒谬”正名。格里芬教授一再告诫人们：在真正的荒谬与貌似荒谬之间是有区别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否定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考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是很自觉的。科布教授就曾明确谈到，由于机械唯物论的、二元论的现代思维方式“极大地束缚了现代社会”，因此，使人类摆脱它们的束缚“是我最强烈的呼声”〔8〕。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从思维方法上看，“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事实上，我们对于作为整体的宇宙的任何认识都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抽象出的结果，这种方式有时极为便利，也很有功效，但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它的局限性，陶醉于一时之得，便会导致盲人摸象的境地，其结局是很可悲的。有鉴于此，奥德姆教授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发现，都有助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研究，但决不能完全解释那一层面发生的现象。当某个人目光短浅时，我们可能会说他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或许，阐明这种方法的更好的方法是说，“要理解一棵树，就必须研究树所构成的树林和构成树的细胞和组织。”〔9〕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这种整体论的方法并不排斥分析，它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它并不停留在分析上，也不推崇客观、冷漠的分析价值观，它既包容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因此，它既不是还原论的，又不是反理性的。它对分析方法的采用仅仅是达到更广阔目标的手段。这样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它所研究的对象，它所研究的对象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
　　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看来，在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失误在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现代世界中的真与善与美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最终都源于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的分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志在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来消除这些分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十分强调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用大卫·伯姆的话说就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的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象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F·费雷的话说就是， “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10〕这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就曾一再强调人应该保护那块他从中获取食物并在其上从事建设的土地。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人是自然的“托管人”，就如同原初意义上的农夫的“技能”并不是对土地的一种“挑衅”，而是一种捐献（播种），一种接受（收获），一种年复一年的保管员的职责一样〔11〕。
　　不难看出，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面对当今问题丛生、严峻异常的现实，既不是“袖手言心性”，更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为人类寻找出路。这种务实的、积极的进取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它所提出的许多创意也是十分富有启迪性的。但问题是：靠谁来实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热心设计的这些美好蓝图呢？请外星人恐怕不现实，比较可行的选择是由此刻正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男男女女们来承担这个重任，而这些男男女女们的思想又很难跳出现代思维方式的围城。因此，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对“人”自身的拷问和批判便显得很有必要，它对现代性（包括“人”）为什么产生，如何产生（如权力的介入）的分析，也是颇为深刻的。相比而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理想主义色彩便显得有些过浓。发展到极端，便有走向空想主义的危险。
　　　　四、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今天看来，以福柯和德里达等哲学家为代表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并非象人们渲染的那样不可救药。尽管它有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是并不能因此将它等同于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12〕。这样理解尽管简便，但却极易抹杀它所蕴含的可贵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铸成了哲学的灵魂），进而忽视这种精神对于人们清理几千年来形成的层层精神枷锁和思想沉疴所具有的深刻的解放意义。
　　其实，当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同时，也就暗含着保留一切，建设一切的意思。从语义学上看，英文unmaking（摧毁）一词就同时具有“恢复事物原样”的意思，要“恢复事物的原样”不从事建构是不行的。可见，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二者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都对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怀抱深深的关切。这样我们也就领悟了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荷尔德林这位身不由己的流浪者，乃是一切人中最在家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侧重点的不同。前者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后者侧重于对新事物的建构，前者侧重于方法论，后者侧重于世界观。这或许与前者的始作俑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而后者的倡导者大多是科学家、神学家不无关系。尽管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透过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不难感受到后现代思想家深深的忧郁和炽热的激情，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哲学家本真的天职——操心。仅此一点，他们便理应赢得我们的敬意。
　　注释：
　　〔1〕王治河：《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　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3〕参见［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版，第75、16页。
　　〔4〕莫里斯·伯曼：《世界的返魅》， 英文版， 纽约， 班滕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8〕〔10〕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1995 年版， 第154、143、121页。
　　〔6〕［加］E·温克勒：《环境伦理学观点综述》，载《加拿大哲学评论·对话》1991年第1—2期合刊。
　　〔7〕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9〕P·奥德姆：《生态学》，英文版，纽约，1963年版，第4页。
　　〔11 〕参见［英］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12〕David Couzens Hoy and Thomas MoCarthy, Critical　Theory(Blackwell,1994)p.201.
　　（作者系《国外社会科学》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小娟〕＊
　　
　　
　　
求是学刊哈尔滨15-19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治河19961996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15-19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治河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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