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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法国《世界报》向人们宣告，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崇。如今，在我国理论界，后现代主义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作为一种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和理论内涵”（R· Tar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P. 395,Ballantine, New York, 1991）的泛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基础的思想流派，而是众多不同的、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的文化倾向的积淀物。尽管“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但是，既然这些各异其趣的形式最终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谱系，那么，它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家族相似”。在价值取向上，这些“家庭相似”主要表现为：放逐理想、消解责任、崇尚和谐、标新立异。
　　　　　　一　放逐理想
　　理想是未来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美好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对于这种理想，后现代主义者嗤之以鼻。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任何理想都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任何关于未来的美好信念都是诱人误入迷途的海市蜃楼，放逐理想，是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英国学者哈维这样说过：“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尽管这样一种追求由于遭到不断的幻灭而往往引发受害妄想， 但是， 后现代主义的典型表现却是抛开了这个追求”。 （Davi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n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53-54, Oxford, Basil Black well,1990）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想的放逐，同现代主义者对理想的孜孜苦求形成鲜明对照。现代主义者信奉线性的、连续进步观，对未来的美好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深信不疑。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凭借理性可以认识并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实现真、善、美的理想。他们对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之类的话题不屑一顾，觉得与其用这些陈腐之词、空洞之论自欺欺人，还不如现实一点、实用一点。后现代主义者耻于谈论理想、提出理想，“更毋须说采取任何方式去创造某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同上书）为理想而奋斗了。
　　理想同时间密切相关，对理想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根源于对时间理解上的差异。现代主义者对所持有的时间观是一种整体化的时间观，在这种时间观中，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单向序列，未来不仅决定过去的意义，而且决定现在的价值。现代主义“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未来：为了今后的生计、为子孙去挣钱、攒钱、去把世界改变得更加美好，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建立‘地球上的天堂’”。（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这种一切着眼于未来的价值取向，使现代主义者对表达未来美好愿望的理想及其实现十分重视。在他们看来，理想是人生意义的凝聚，理想高于一切，理想重于一切；只要能够实现理想，那么，过去的一切不幸，现在的种种苦难，就都算不了什么。
　　后现代主义者拆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使时间之链零碎化，失去了向度。在后现代主义中，现在是唯一的时间断片，人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 页）不仅过去之维消失了，而且未来之维也不复存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小约翰·B·科布就曾经明确说过：“未来其实是不存在的， 与现在不可能有因果效验”，“未来在目前是不可知的，即使上帝也不得而知”。（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 页）既然未来是不存在、不可知的，那么，筹划未来的理想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放逐，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现代主义者注意到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事实，以及伴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因而对资本主义启蒙理性所许诺的“理想”提出质疑和非难，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某种一度被视为理想的东西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被表明是乌托邦，或者某种理想最终没有实现、未能变成现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理想、理想本身毫无价值、需要予以抛弃。后现代主义者从对一种“理想”的批判性反思开始，最终走向对一切理想的合盘否定，这未免有失偏颇。
　　“一种观念表示某种东西的意义。一种理想则是这种东西，即当它的意义被断定为具有很大吸引力时会促使人们去达到它”。（莫里斯：《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 页）理想的这种激发人积极活动的精神魅力，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视野中已荡然无存。当后现代主义者把理想视为现代主义者自我陶醉的“愚人乐园”予以放逐之后，他们难免会陷入如下困境：一方面，他们对社会现实和个体的生活处境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想的导向，他们又找不到超越现实、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只能在当下的生活中追求偶然的、暂时性满足，使生命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蜕变成本质上消极的过程。
　　　　　　二　消解责任
　　在现代主义中，责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缺乏责任感的人被现代主义作家描写成水性的妓女和没出息的花花公子，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应尽责任的人，总是被认为应该受到世人一致的谴责并遭到严厉的惩罚。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责任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责任是现代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披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后现代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会什么责任，更没有必要让责任的重担压垮自己的双肩。消解责任，是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典型表现。
　　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责任同个体的意志自由密切相联。由于个体具有意志自由，能够自主地进行行为选择，因此，个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行为是由个体引起的，行为的后果是由个体的选择造成的，这就足以构成个体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充足理由。但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是，个体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后果，个体的选择对于行为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影响，因而没有理由要求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经以圆形监狱为例，对社会关系普遍的权力化和个体作用的微不足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监禁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对英国经济学家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想做了高度评价。圆形监狱呈圆环状，中央是一座塔楼，塔楼上的窗子很大并朝向圆环内侧。圆环外侧是一间又一间的囚室，这些囚室都有两个窗子，一个朝向塔楼，一个朝向监狱外面。在这样的监狱中，看守在塔楼中能够把囚徒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福柯认识，在权力领域，圆形监狱的设想促成权力关系的空间化。权力的空间化，使可视性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只有让权力的实施暴露在众人的视野之中，权力才可以有效地实施而不至于滥用。可是，权力的可视性导致权力与个体的自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分离，权力变成了无所不在并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而个体则沦为权力的工具和牺牲品。在福柯看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权力之网，不管个体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个体是否心甘情愿，个体都无法逃避被这张权力之网所监禁、所强制、所吞没的命运。结果，在极具束缚性的权力之网中，个体成为微不足道的渺小存在。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体的渺小和无力，使个体在社会历史中以及在个体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趋向于零。这样，个体的选择、个体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不再具有因果联系，而“在缺乏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后现代个体无法被要求去担负起主观责任”。（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随着对责任的消解，后现代主义者给他们自己的生活涂上了浓厚的游戏色彩。按照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的解释，游戏是一种增补性的活动，它具有随意性和开放性，表现为一个无限替换的没有中心、没有本原的过程。这种游戏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的是体验，而不是理解。后现代主义者把一切都视为游戏，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万事万物，抗拒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严肃性。
　　由于责任的缺席，后现代主义者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集体观念、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等都变得十分淡薄。对他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非固定和暂时性特征，任何或大或小的人类集合体都彻底地丧失了持久的凝聚力。这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势必增多，更何况，如果消解所有的责任，那么，违法乱纪者的责任将无法追究——这是否意味着对作恶者的纵容和对社会良性发展的威胁？
　　　　　　三　崇尚和谐
　　现代主义者主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区分和对立，强调主体是积极的、能动的，客体是消极的、被动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二元对立逻辑表现在对待自然、对待他人的态度上，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都是对立关系。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破除了主一客二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了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等级系统）”（同上书第71页）在后现代主义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已经被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所取代。崇向和谐，是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主义者的价值取向是“人类中心主义”。根据“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独具灵魂或思想，因而被认为属于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一类”，（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人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自然作为僵死的东西是纯粹的客体，“自然为人而存在，人凭借对自然过程的认识驾驶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的目的”。（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在现代主义者看来，自然只不过是有待人类去征服和超越的对立物，“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219页）
　　把自然视为统治对象的现代主义态度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者对待自然的态度，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贪婪的、大规模的掠夺，造成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的利益赖以存在的生态秩序的严重破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应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人类既不是宇宙的精华，也不是万物的灵长，人类没有权利凌驾于自然之上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通过相互包含而彼此具有内在关系，人类不能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控制自然，而应该对自然怀有发自内心的爱，使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现代主义者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在现代主义的处境中，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成主体，把他人看成客体。主体的存在蕴含着一个人比另一个人优越，客体的存在蕴含着一个人受到另一个人的控制。既然每一个人都力争成为主体而力争避变为客体，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就势所难免。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同上书，第22页）个体与他人、他物的关系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构成性的，正是各种关系的存在才构成了个体的身份，而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人本身与其他事物有内在的关系”。（同上书，第4页）通过对内在关系的强调， 后现代主义者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立的、非强制性关系，“竞争不是最终的准则”，（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和谐与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后现代主义者崇尚和谐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和谐的倡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和谐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借助沟通和对话以实现和谐。然而，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语言一方面是决定一切的，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的、不确定的。语言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相互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沟通和对话的结果，又怎么能够化解冲突和矛盾而实现和谐？
　　　　　　四　标新立异
　　一般而言，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承认一切皆变的基本事实。可是，他们对变化的反应却大相径庭。频繁的、难以捉摸的变化让现代主义者迷茫和苦恼，他们从内心深处渴望在变化和不确定性中寻觅到某种稳如磐石、确定不移的东西，以便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一个使自己的灵魂保持宁静的家园。现代主义者这种渴求确定性的心态，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过是天真、幼稚的表现。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对确定性的迷恋，告别了对精神家园的执着。他们沉醉于反复无常的变化，特别热衷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是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显着特征。
　　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差异是某种必须加以克服和消除的对立物，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否定差异才能实现，自由就是对差异的控制和把握。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差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人们应该追求的不是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他呼吁要激活差异并且为差异正名。德里达也十分重视差异，他认为差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事物中所蕴含的差异总是会不断产生出新的差异，要根绝差异是不可能的。在德里达看来，没有差异的世界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荒原，缺乏差异的人则如同毫无个性的玩偶。人们应该做的，不是千方百计去抹煞差异，消除差异，而是不断地去发现差异，尊重差异，逐步习惯与差异共处的生活。
　　后现代主义者渴望新与异的刺激，求新、求异的欲望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这种标新立异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似乎与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的“返古色彩”相矛盾。但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是把怀旧活动当作是克服现代主义的一种策略，这种活动的结果并非是复古，并非是对古老传统的一次简单的再肯定，“而是某种在性质上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东西”。（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在后现代主义中， 古老的传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传统中一向被人忽视的、遭到现代主义拒斥的东西所进行的富有新意的重建。古老的传统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可以借用的资源，而这种借用同时随着对历史秩序和时间序列的颠覆。因此，后现代主义者的怀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标新立异的一种方式、技法。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而不是某种理性的思考。后现代主义者标新立异的目的不是为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而是出于纯粹的兴趣，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一点在他们对待游戏的方式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后现代主义者强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此时此地的游戏之中，但他们并不自禁于或停留于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游戏。如果游戏能够给他们带来新奇的刺激，使他们觉得有趣，那么，他们会陶醉其中，彻底地放纵自我。可是，当某个游戏丧失新鲜感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抛弃旧的游戏，而去寻觅和投入另外的游戏。这样，后现代主义者所热衷的游戏、所迷恋的新异之物往往具有短命的特征，它们很快会被遗忘，而难以留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永恒价值的建设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京77～80,83B6外国哲学任鸿杰20002000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政治系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京77～80,83B6外国哲学任鸿杰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0: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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