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的背后:父之恋——关于中国“现代女性”精神建构的一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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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1)02-0097-(06)
  丁玲的早期作品,以塑造了一组“莎菲”型女性(以下简称“莎菲”)形象而着称于史。“莎菲”那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又倔强的反抗姿态,不仅在当时像“一颗炸弹一样”,震惊了“死寂的文坛”;(注:毅真:《丁玲女士》,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就是今天,透过70多年的尘雾去看,其形象仍然独特不凡。“她”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Modern Girl(现代女性)”(注:方英:《丁玲论》,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典型代表。然而,“父之恋”的出现,使“莎菲”形象所体现的“现代精神”,有了更复杂的表现。
  “父之恋”产生于“莎菲”自己独特的“历史”。这历史的“起点”往往便是一位“送行”的父亲。就像阿毛(《阿毛姑娘》)的命运是以阿毛老爹送她出嫁开始一样。而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伊萨(《自杀日记》)等的身后,也无不有这样一位身影孑然的父亲。虽然,父亲之于离家漂泊的女儿,不过是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瞬时”存在,但女儿对父亲深切眷恋,并在无“母”的伤感中,更添依父立命之感。这一份绵远的“父之恋”常常飘荡在“莎菲”的现实世界里。
  频频出现的“父之恋”,一定是“莎菲”已深深沉淀的心理情结。不过,这个情结始终是隐秘的。它藏于“莎菲”背后,透出怀旧的温柔和伤感,与文学史上充满“狷傲”雄强之美的“莎菲”形象不相谐和。由此,“莎菲”正面体现的现代意识与其背后隐示的传统眷恋,便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反差和对照:独立/依恋,孤独/同盟,自由/束缚……
  那么,“父之恋”情结是如何参与“莎菲”的精神建构的?在这条起于“父亲送行”的路上,“莎菲”是否真正完成了一个现代女性主体的建立?
  本文试图以“父之恋”情结为透视点,从一个侧面来探寻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建构。
  一
  20世纪20年代的新兴城市,是乡土中国代表着现代文明,意味着实现“自由”、“民主”、“进步”等“五四”理想的光明之地。然而,从乡村漂流而来的“莎菲”,失望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题名《在黑暗中》。黑暗,正是“莎菲”对都市的痛切之感。“她”在各个城市游荡,用异常犀利而挑剔的眼光审视一切。跟着上海的梦珂从学校、上流人家到影棚,“她”看到了一个“纯肉感的社会”;随着北京的莎菲不停地搬迁居所,“她”感受了那无从逃遁,充满爱之虚伪和“生之无趣”的沉闷、无聊气氛。即使顺着杭州近郊的阿毛那并不宽广的视角,“她”也能瞥见城市文明“神话”的虚妄……她见识了庸俗市侩的男性,堕入俗流的女伴;痛感追求自由的女子的绝无出路,似乎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沉沦堕落……对“莎菲”来说,城市,是处处散发毒素,让人无以生存的地方;恰如被感染“肺病”的莎菲,即使一再搬迁,最终也只能彻底离开城市,到那“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生存和死去。身处这浓重的黑暗,“莎菲”不得不在抗拒“沉沦”中发出了“叛逆的绝叫”。(注:茅盾:《女作家丁玲》,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终于,一缕希望的阳光,从这都市天空的黑暗中透露出来。它来自那遥远故乡的“父亲”。虽然,“他”从未作为作品中正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但却以不同形式闪现于每一个“莎菲”的现实世界,内在连贯地形成了一个可感可触的清晰身影。作为“力”者,“他”是这样充满了民间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元气。梦珂的父亲是个老来才回头的“浪子”,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镇静而豁达地领受着人生。阿毛老爹则有着少见的通达、乐观和牺牲情怀。在送独女远嫁时,面对即将来临的老年孤独,他对着“不忍离开”自己而哭泣的阿毛说:“嘿,傻子!有什么哭的?终久都得嫁人的,难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辈子吗?”把生离之痛隐于洒脱大方的人生态度中。而作为“爱”者,这位“乡土父亲”又是那么平易、宽厚和仁慈。梦珂小时,父亲会和她一起喝酒;在雨天,当梦珂“不必上学去”时,他会“像小孩般的高兴,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去听雨、下棋,并“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当梦珂长大离家,老年的父亲不仅对她提供经济支持,还有一份精神理解。即使女人的婚事,也最后表示:“这是要由你自己的”。而在阿毛垂死之际,爬山涉水赶来的阿毛老爹悲恸至深:“……现在让我来接你……同爸爸回去呵。”他多想让心爱的女儿回到自己身边重新活过来!
  这充满人性光辉的“父亲”,迥异于“五四”文学中精神逼仄、阴冷、专制的封建之“父”。虽然,“他”只是一个匆匆掠过的身影,但因这身影是“莎菲”黑暗世界的唯一亮点,便无形中照出那周遭的龌龊,尤其是都市男性的庸俗和市侩气来。在这作为“力”者和“爱”者的“乡土父亲”映衬下,后者显得格外的苍白、软弱和卑劣、丑陋。阿毛“所想慕的那高大男人”,来自都市的“国立艺术院的教授”,给黑暗中的她点亮星火,却又无奈而轻巧地掐灭它,“最后只是投给她一个抱歉的眼光”;显出这“高大男人”内里的“无力”。而小章的“空虚”、“苍白”使得伊萨连引起“有捉弄他的冲动也没有”。还有苇弟的软弱,凌吉士(《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卑劣”。更有晓淞、澹明引诱、玩弄表妹梦珂感情的“丑恶”和“冷酷”……这都市男性的“弱”和“丑”,使得妓女阿英(《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也不自觉地用远在故乡的情人陈老三的“粗壮”,比出那“穿洋服的后生”嫖客的“尖”、“瘦”、“薄”来。
  这来自乡土的“父亲”,不仅成为都市男性的批判尺度,也为“莎菲”提供了一份反抗都市黑暗的野性力量。梦珂承继了父亲那来自民间活泼、强健的生命力。“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她少时便会“像父亲当年一样地狂放地笑”,懂得“怎样地去煽动那美丽的眼”。正是这一份来自乡野的“力”,使得后来深陷“纯肉感的社会里”的梦珂,在屈辱地经受了少年导演对她的“商品化”审视之后,仍能以傲然的神采“走进办公室”,并“安闲的,高贵的,走过去握那少年导演的手,用那神采飞扬的眼光照顾一下全室的人”。这种姿态傲慢、自尊、挑衅,正是莎菲“我不过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那愤世嫉俗心态的力量外现。阿毛那“山里人”的倔强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与阿婆、丈夫及周围一切人越来越深的隔膜,以及对命运的不可挣脱之感,犹如浓重的黑暗弥散在她的四周。为了追寻“那欢喜自己的男人”,她在“天还没亮”的昏暗中,固执地一级一级跑上山去,并在空无一人的高处放声痛哭。那种决绝的姿态,犹如屈原《九歌》中那感天动地的“山鬼”!这样的“倔强”一直把阿毛平静地送到生命的尽头。她那无与言说的巨大孤独和面对孤独的从容、超拔,显示的正是那种生自遥远的“父性乡土”的生命野性。阿毛之死恰是莎菲“悄悄的活下来,悄悄地死去”那绝望却不妥协的誓言的承兑。
  正因为“父亲”既是“莎菲”反抗黑暗的“同盟”,又是这“反抗”的力量之源,几乎关联了“她”最主要的生存需要,“父亲”,也就必然成为“她”永远的眷恋。对于孤独寄居都市的莎菲,回忆“故乡”,就是想起“父亲”。她甚至渴望他陪伴在自己的病床边,并“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对于精神崩溃,濒于自杀的伊萨,人世的留恋只有“父亲”。《暑假中》的嘉瑛,则还渴望故乡“有个哥哥(“父”之代名)”,带来一群“少年”,“在太阳光下,月亮下,星星下大家围着坐起来,听风吹落叶,听溪沟的潺潺流水……”;似乎“父亲”还意味着爱情和安宁……
  二
  “五四”“弑父时代”刚刚过去,子君那“女儿”对抗“父亲”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仍然激动人心,丁玲就悄悄地重塑了“父亲”的形象,达成了父女的和解,并使“父亲”成为“女儿”生存、抗争的同盟和力量所在。事实上,在丁玲笔下,正是这充满“力”和“爱”的“父亲”,才孕育、促成了这“女儿”——“现代女性”“莎菲”的诞生。无独有偶,同时代的梅行素(茅盾:《虹》)——“新女性”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注:赵园:《艰难的选择》,第265页,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有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父亲。尽管梅父较为冷峻,曾不顾女儿意志把她许配给人,但当女儿决意反抗丈夫时,他坚定地与女儿“同盟”,甚至“掩护”出逃夫家的她在自己家中长期避居,显示出“父亲”作为男性的通达和力量。作者描述这位父亲的笔调也是相当愉快而幽默的,并无“五四”文学对待封建之“父”的谴责态度。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时梅行素的处境与莎菲极其相似:在“市侩”却又有“诱惑力”的丈夫柳遇春(对应“凌吉士”)与软弱而多情的情人韦玉(对应“苇弟”)之间,犹疑、困惑、痛苦、挣扎并最终“出逃”。
  当“五四”的“逆女”们与“父亲”在背后悄悄握手时,当年的“逆子”们却正对“他”进行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的、彻底的清算。高老太爷与觉慧(巴金:《家》)之间绝无调和可能的父子对抗,不仅激动了当时的热血青年,还在其后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使得这种“家”中的“父亲”形象一直在周朴园(曹禺:《雷雨》)、蒋捷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等人物身上延续下去。
  看来,是“女儿”发现了具有人性光辉的、并与己有着血缘和“历史”关联的“父亲”的。尽管这个“父亲”的形象从未占据过历史的主要画面,仅仅是在“大革命后”一瞬即逝,并且只是因“莎菲”的一段怀想,甚或一个闪念,以梅行素追求“个性解放”长路中的第一个“驿站”而“微小”地存在,但毕竟给现代文学史上单一的“父亲”形象抹上了另一笔色彩。这个形象,因为与“主流”的差异而显得格外独特。而其“创造者”,也因此显出特别的敏锐和胆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27年的丁玲,从《梦珂》开始,第一个重塑作为“力”者、“爱”者的“父亲”形象,就显得非同凡响。
  丁玲的早期作品,是“从来不给男性形象以任何光彩”的,(注:钱荫愉:《苍茫集.叛逆“闺秀”:丁玲与现代女性写作》,第1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却唯独赋予“父亲”以“力”和“爱”的人性光辉。那么,对此时的作者丁玲来说,为什么是她那幼年即丧的“浪子”父亲,而不是二十年相依为命的“革命”母亲进入她这些“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注:[日]中岛碧:《丁玲论》,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艺术视野?一定是她发现了“父亲”能够提供“母亲”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他”首先提供的是“女性”所缺乏的“力”。
  力——这是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女性,在大革命失败后,于幻灭中寻求自救所最迫切需要的。当“个性解放”等口号的思想之“力”早已在子君的死亡中衰弱,曾为盟友的“逆子”们的现实之“力”也已消失,而一直作为几千年的受难者、弱者形象代表的“母亲”也无“力”提供保护和支持时,(注:以上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第17至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逆女”们只能从“父亲”处获取“力”了。这似乎是急切自救于“黑暗”中的唯一,也是最方便快捷的选择。
  显然,丁玲首先是从自己父亲的“传说”(注:参见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别集》第45-49页,岳麓出版社1992年版。)中获取“父亲/力”这样一种对应性概念的。但问题不在于丁玲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塑造,而在于这个形象一旦置于文本,置于“莎菲”的现实世界时,所生发的另一番意味。当“她”把“他”作为自己唯一的“同盟”,力量的源泉来反抗黑暗时,“父之恋”已经参与了尚在“萌芽期”的“现代(新)女性”的精神建构。
  更重要的问题是,“选择”父亲这一行为绝不是丁玲个人的。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父亲/力”这一对应性概念,更多地来自传统的文化心理、现实的社会(家庭)结构模式:“父亲(男性、阳刚)/母亲(女性、阴柔)”。所以,当“现代(新)女性”需要“力”时,丁玲和茅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暗合着普遍审美心理的模式。否则,人们怎能想象,“莎菲”那“放浪子的血液”是来自“母亲”?而那位具有“坚毅的品性”,“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的“女强人”梅行素,竟然是在“母亲”的教养中成长的?那样的“母亲(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只能是“巫婆”、“女妖”,她们的存在往往是“空穴来风”,没有“历史”的,并且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怪异”的丑感。
  在这里,作家们为“现代(新)女性”的存在找到了“历史”根据和现实支持。“她”,必然是在有“父(男性)”无“母(女性)”的、单一的“他”性空间中,沐“阳刚”之光成长起来的;否则,怎能以“合法”身份走向这“空间”以外的世界并经受风吹雨打?但这种“恋父/弑母”的极端方式,本质上反映的却是几千年沉淀在人们心理中的“男性(强、主)/女性(弱、奴)”的两性关系模式。这必然影响到成长于其下的“现代(新)女性”的爱情意识。对经“五四”洗礼的一代女性来说,理想的现代爱情,是最直接地包含着“自由”、“平等”、“解放”等“进步”理念的,是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真正成为“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它必然成为自己“首要”的追求。但“五四”落潮后急邃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她们的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如果说,沅君在《隔绝》中所讴歌的“五四”式“爱情同盟”此时早已成为破碎的梦幻,那么,只有从这梦幻中走出来,重新认知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理性审视他人和自我,才有可能重建和谐的两性关系。然而,“现代(新)女性”作出的却是另一种选择——依照“旧”的“强/弱”、“主/奴”模式来同构自己与异性的关系:“征服/被征服”;较之原来,只不过是“男女彼此交换了位置”(注:赵园:《艰难的选择》,第265页,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而已。于是,才有了“莎菲”那种“执拗的女性优越心理”(注:钱荫愉:《苍茫集.叛逆“闺秀”:丁玲与现代女性写作》,第10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梅行素们“雄强”的外表。这使得文学史上的“现代女性”和“新女性”形象首先便是以爱情上的“大胆”而“夺人耳目”,而其“现代”内涵却易被遮蔽。那种方式当然不是“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正途。她们都落入了自己最要反对的两性关系的旧有模式中。在这个意义上,极度的“父之恋”情结扭曲和限制了“现代(新)女性”的精神发展。当“她”高扬、伸张自己的主体意识时,却忽视了也是作为主体的“他”的意志。这就背离了真正的现代意识。
  如果把这种套用旧有模式的思维方式归咎于历史的“局限”,承认它也具有某种“革命”的意义,那么,可以相信,随着“阅历”的增长,“现代(新)女性”在爱情意识方面有着较大的超越的可能性。但是,对“莎菲”来说,“父之恋”情结之于“她”的影响远不止于带来爱情意识的“偏激”,而是深刻波及到“她”的整个生存意识。因为,“父之恋”暴露了“女性”最根本的弱点——脆弱。它可能降低“莎菲”认识自我、女性存在处境的清醒度,并消解将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理性精神一贯到底的勇气,从而使其精神成长可能开辟的空间受到限定。这一点,才是“父之恋”情结对“现代女性”的精神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所在。但也正是这一点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自觉意识”,使作为“现代女性”的“莎菲”与作为“新女性”的梅行素们有了精神上的分水岭。
  三
  “父之恋”暴露的“脆弱”,来自这一代觉醒女性的根本处境——孤独。这孤独,首先是现实生存意义上的。对此,“莎菲”早已透彻而清醒地咀嚼过了。“她”似乎故意要在极境中检验自己,在生命、爱情、死亡的每个方向都逼近其纵深的最黑暗处,看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力量去超越这份孤独。而那声震撼了一个时代的文坛,“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注: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绝叫”,从反面传达了“她”对这场“探险”中的自己的“骄傲”。在“爱情探险”中,“她”到达了尚无人企及的“性爱”极地,并在“两性战争”中孤姿高昂,无与伦比。而在“生命探险”中,“她”不止一次地直抵“死亡”,并以孤傲而决绝的姿态在这极地中徘徊。文学史上的“新女性”群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像“莎菲”那样高蹈在悬崖的边缘,并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达到这种高度。但当“莎菲”面对女性自身的“历史”——“无历史”时,深刻的“父之恋”便暴露了“她”作为“女性”根源处的脆弱。当从现实生存四顾无人的大孤独中,本能地回过头从“历史”尽头去追寻最后的依托时,“她”只能看到一个影像式的“父亲”。“她”别无选择地眷恋着“他”。因为,在“她”的现实生存中,后者不仅能提供“力”,使“她”每一次上“路”都从“他”那里得到原发性的精神支持;还能提供第二种东西:彻底的、纯粹的“爱”——而且,这“爱”是“母爱”绝对无法替代的。
  在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的“第一人”(注:[日]中岛碧:《丁玲论》,收《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作家丁玲笔下,“父之恋”的出现,首先使“莎菲”“爱情探险”的“现代性”有了某种“非现代”的复杂内涵。在这场具“历史”意义的、与作为对等的“异性”的交锋中,“莎菲”似乎占了上风,并以有些夸张的姿态张扬了作为“女性自我”的主体。但“她”在“两性战争”中的“胜利”恰恰是以“父(男性)女(女性)同盟”为重要“武器”的。两相对照,后者“男女同盟”的存在便暗中消解着前者“两性战争”的意义,从而使“莎菲”的“胜利”多少显出了虚幻的景象。在这里,正是“父爱”所包含的血缘关系遮蔽了男(父亲)女(女儿)之间的两性差异,使作为“女儿”的“女性”在面对作为“父亲”的“男性”时,不需同时面对必然随对方“异性”而来的“威胁”。因此,在“两性战争”中,“女儿”的“同盟”非“父亲”莫属。更重要的是,由于两性的“性”差异消失,这里的“男女同盟”在作为衬托“两性战争”的唯一背景的情况下,可以轻易转换成“男女同性”,使得一种以抹平“性”鸿沟为代价的、“两性和谐”的关系图式得以可能诞生。这将不仅仅是违背了“莎菲”的初衷的问题。这样一种关于两性关系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刚刚才被现实粉碎的沅君一代女性作家笔下那种绝对无“性”的“爱情同盟”,有何等的相似!历史的惰性是可怕的。若是沿着它下滑,这一代刚从“他们”中分离出来,在艰难、痛苦中才确立了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女性”,精神成长不仅会停滞,而且会倒退。但“莎菲”毕竟已是“莎菲”,终于是不肯退回去。“她”深知“女性自我”对本身存在的致命重要性,所以才敢于在这样的极地中去考验自己作为“女性”可以承受的“孤独”极限。不过,在这场极地的“两性战争”中,“父之恋”终于使“孤独”的“她”,轻易地依靠了作为“他者”的“父”的力量,从而丧失了“她”对自己扭曲的“女性自我”意识做最深刻的反省的可能。于是,“莎菲”的“性别”成长也就只能终止于此。也许,这就是“莎菲”的突出代表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性别的自觉的人物”(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109页,第121页,第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莎菲,在终于得到“好丰仪”的凌吉士的吻后,丝毫不敢再停留在那仍然“迷人”的怀抱中,而以对方“灵魂卑劣”的道德借口,倏然终止了这场旷世“性爱”的原因吧?她不是在这一吻之后“一脚将他踢开”,(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109页,第121页,第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而是因为内心临近那几千年的禁地——“女性性爱”,感到了一种原始恐怖,自己首先落荒而逃!同样,“父之恋”情结,在“莎菲”的“生命探险”中,也必然制约其极地的“孤独”体验,限定其“自我”主体精神成长的高度。本来,在这场探险中,“她”至少在哲学意义上已将这份“孤独”逼近了“死亡线”,并试图在这“死亡”的体验中用“孤独”穿透“自我”。不是么?长卧病床的莎菲,在“肺病”的不断恶化中似乎更有一股孤绝的力量;独闭公寓的伊萨,则在不停地书写强烈的自杀冲动中反倒重新活下来。谁又能说默然自沉于永久黑暗的阿毛不曾比常人更深刻地生活过呢?所以阿毛之死才那么令人震撼!但是,当“她”终于到达“死亡”的边缘,“父之恋”带着“爱”的面目降临了,使“她”终于停住了沉重的脚步,究竟再不愿也不敢涉足那极地的孤独。阿毛临死前虽然拒绝了跟老父回家,但阿毛老爹赶到她病床边的这个深情场景,多少缓解了她那由巨大孤独所带来的生命痛楚,使她不致于绝对孤独地走向这生存的极点——死亡。伊萨到底从“死亡线”上撤回,也无不与日记中反复渲染的“超过一切父亲的爱”的“父爱”有关。毕竟,死亡“依其本质就是我自己的死亡”。(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88页,第288页,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对死亡之绝对孤独的清醒面对,是现代人的理性力量所能达到的极致。而在这里,“父之恋”虚伪地成为“莎菲”拒绝向“死亡”这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88页,第288页,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探究的借口。尽管“她”常常被逼到死亡绝境,但那虚幻的“父之恋”往往“安慰”或“拯救”了“她”——就在每次“往下一跃”的那一瞬间。在“父之恋”那“爱”的笼罩下,“莎菲”丧失了逼视自己内心最痛处的勇气,遏止了“她”作为“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伸张。
  这一切,便是“莎菲”表现于“父之恋”的孤独和脆弱。
  “父之恋”,才是“她”精神成长难以跨越的极地。
  至此,“莎菲”精神世界结构中一组独特而有重要意义的对应关系出现了:“恋父——孤独/脆弱”。这是“她”的一个心灵密码。事实上,在丁玲早期作品中,“力者、爱者的父亲”总是与“孤独的女儿”同时出现的。女儿(女性)是那么孤独、脆弱,时时幻想有一个“父亲(男性)”可做依靠,并与她一道承载起她的爱与愤,生与死的重负。这其实是弱者的心态。到此为止,“莎菲”终于无法跨越自己内心的“父之恋”所设定的极地,没有成长为具有充分、健全的“女性自我”和“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她”仍然只是“父亲”的“女儿”,是“男性”属下的“女性”,尚处于走向主体人的圆满过程中的“萌芽期”。但是,较之“她”的“五四”甚至同期的“新女性”姐妹,“莎菲”所达到的“现代”精神的高度超越了她们所有的人。即使对自身的“父之恋”情结,“她”也有着深刻的感知。所以,“她”才将“父亲”绝对栏隔在自己的现实生存之外,使其对已永远只是一个“影像”,一个难以告别的“历史起点”。因而,“莎菲”的“父之恋”也就永远只是止于“恋”。这就给“她”终将超越这个“父之恋”的极地带来了可能性。
  不过,超越它,对刚诞生不久就陷入黑暗中的“现代女性”,是艰难的。“父之恋”,是此时所有的“女儿(女性)”无奈的文化和历史选择。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作为男性作家的茅盾和作为女性作家的丁玲的不同:梅行素在走出由“父亲”送行的第一个“驿站”的同时,也就走出了“父之恋”的玫瑰幻影。这显然带有明显的“欧化”想象。而女作家丁玲则更真实地展示了“莎菲”的历史和文化处境:刚刚“浮出历史地表”(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109页,第121页,第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女性们,何处为家?
  收稿日期:2001-01-0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97~10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进20012001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了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并试图由此剖析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内涵,展示一代“觉醒”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莎菲/现代女性/“恋父”情结/精神建构Sha Fei/modern women/electra complex/spiritual connotationBEHIND THE BACK OF "SHA FEI":ELECTRA COMPLEXWANG Jin(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China)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Sha Fei(莎菲)"described by Ding Ling and attempts to anatomiz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within the "Modern Women"peculiar to China,fully displaying the arduous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a generation of awakened women.王进,女,湖南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97~10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进20012001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了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并试图由此剖析中国“现代女性”的精神内涵,展示一代“觉醒”女性成长的艰难历程。莎菲/现代女性/“恋父”情结/精神建构Sha Fei/modern women/electra complex/spiritual connotation

网载 2013-09-10 20: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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