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为什么是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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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

当年曾有人说,中国的教授全加起来影响力不及一个韩寒。《时代》周刊也把韩寒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候选名单中。甚至有人把他视为“当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韩寒主要是位赛车手、小说作家,短期办过杂志,其思想性的写作,最多是自己博客上的若干杂文。如此轻松潇洒地赢得这样至高的地位,自然令人拍案惊奇。不管我们对韩寒本人如何评价,韩寒现象,则是思考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不可跳过的。
去年年底,韩寒发表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被简称为“韩三篇”,一时间网络腾沸。既然“韩三篇”是韩寒最近的,也是影响最大、最集中的思想写作,大概也比较能够体现他的思想深度吧。但是,通读三篇后,其观点却让人失望。
那韩寒现象何以在中国受到如此的追捧和重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缺乏进步,老调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国人素质低”变成妇孺皆知、未经反省的正统意识形态。在这方面,那些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读书多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思想优势可言。
第二,思想的时尚化。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韩三篇”也就是这么打响了。韩寒只需要把1980年代大家都听腻了的启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换上个新的包装即可。毕竟,对80后、90后来说,“远光灯”比阿Q等等要亲切直观得多。
但是,平庸思想的时尚化并无法掩盖思想的贫困。韩寒不越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雷池一步。而那些给他提供营养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早已丧失了回应时代挑战的思想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陆思想界的贫困,恰恰是太看重思想所致。启蒙主义总把一切思想作为变革的“第一推动”,似乎一切都要从国民素质的提升开始。其实,中国的改革并非是那些引进“先进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而是小岗村农民自发的行动所导致的。知识分子无力进行这样的制度创新,本不奇怪。但至今无法对这种制度创新进行思想性的解释,则纯属失职。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用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小岗村进行解读,因为在他们自以为“先进”的启蒙思想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核心。但是,小岗村首先是个“群体事件”,在这个“群体事件”中,村民们自发形成了基层的公共决策,最终导致了使我们受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这几年,我一直在进行市场经济生成史的研究,主要利用的是欧洲、日本的资料。在世界史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市场秩序的生成,往往是以一系列“群体事件”为先导。这些“群体事件”导致了地方社会公共秩序的诞生,最终取代了贵族主导的封建秩序。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低地国家的自治城市等等,大致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日本中世纪以来乡村自治的传统,也奠定了日本现代化和民主的基础。
可惜,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争先恐后地到日本取经,但眼睛总是盯着日本是怎样西化,对于日本汗牛充栋的村文书等文献史料视而不见,学到的仅仅是最为皮毛的“日本经验”。
其实,我们如果抛弃启蒙的成见,用另样的眼光看待历史、观察现实,往往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主要是指中国人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品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已经略作分析,可惜也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重私德而缺公德的“低素质”的形成,一大缘由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群体事件”,或者说“群体事件”充分成长的空间。所谓公共秩序,最初往往都是在“群体事件”中自发生成的。“群体事件”要求每个参与者顾及他人的利益,大家共同进退,维持着严格的道德规范。这种“群体事件”中的规范,最终自然转化为公共秩序的规范。
可叹的是,小岗村三十多年后,乌坎村民已经开始了投票。启蒙主义的知识界却拜倒在一位赛车手脚下。


薛涌 2012-02-26 20: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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