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近年来，文坛的纠纷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去年有一位作家要把批评家送上法庭，今年又有一位导演扬言要把影评人的牙齿敲掉。还有不少读者对当前盛行的“金钱的文艺批评”和“圈子的文艺批评”深感忧虑，因为这种“包装炒作”、“友情出演”式的批评将使真正的文艺批评窒息。在这种人文环境之中，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论争”，呼吁把文艺领域发生的问题限定在文艺领域解决，用“论争”来代替法庭，代替拳头，代替谩骂；用“论争”来驱除“金钱”和“宗派”的魅影。
　　这种呼吁是应该得到回应和支持的，因为论争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传统，能展示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风采。在论争过程中，双方的学术视野、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论辩技巧进行着激烈的抗衡，从而使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播和推广。在古希腊，学者之间的论争蔚然成风，出现过着名的雄辩家伊萨乌斯（Lsaeus）和着名的诡辩家莱什阿斯（Lysias）、伊索克拉特（Lsocrates）。他们能说会道，口若悬河。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一度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对他的弟子公都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当时论争的主要对象是杨朱和墨翟——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的言论属于“邪说淫辞”，批驳他们是为了使夏禹、周公、孔子的学说得到承传和发扬。
　　的确，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论争犹如铁锤敲打燧石，在撞击的过程中时时迸发出真理的火花。比如，着名的英国诗人雪莱正是在跟他的友人托马斯·皮科克论争的过程中撰写了长篇论文《诗之辩护》，形成了他的最完整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左翼文坛跟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辩论。苏汶当时指责左联只顾目前需要，不论什么真理不真理。周扬当即反驳说：“只有实践才能辨别真理，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的规准。”（《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载《现代》1卷3期），显而易见，周扬的上述观点不仅十分正确，而且非常超前。不过，论争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出泾渭分明的是非结论。常见的情况是：论争的一方能指出对方实质性的错误，而另一方也能指出对方的某些偏颇和欠缺，最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合力，推动着学术的车轮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比如五四时期国故派主张“保存国粹”，而钱玄同干脆主张“废止汉字”，有了这种激进的观点和守旧的观点对抗，白话文则乘机得以流行，终于成为了文学的正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单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现出一副老态老钟、我行我素的固执形象。直到五四时期，随着外来文化的八面来风，中国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单元性质。多元并存的外来影响，使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群芳竞艳的喜人景象。仅当时引进的批评方法，就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批评，表现论的浪漫主义批评，印象式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古典主义批评，以及后来成为批评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各具不同倾向、不同规模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开列的社团条目就多达1035条，流派条目有47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学论争的产生就成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比如同样留学美国，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所开采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而梅光迪等“学衡派”骨干则师承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敌视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片面维护古典文化传统，因而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又比如同样留学日本，鲁迅接受了明治时代盛行的写实主义、功利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创作关注人生问题，尤强调揭示灵魂的奥秘，而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却接受了大正时代尊个性、崇天才、赞创造、重自我的现代意识，以及重表现（即“创造”）轻再现（即写实）的批评观。因此，在成仿吾看来，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孔乙己》《药》《阿Q正传》都是“浅薄”“庸俗”之作，唯独“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有资格进入“纯文艺的宫廷”。所以，鲁迅与成仿吾文艺观的冲突，在特定意义上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文化观与大正时代文化观的冲突。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之间固然容易进行论争，就是处於同一思想流派、同一思想体系之中的作家往往也会开展论争。因为任何人都是带着与他人的差异性跨入生命长河的，必然具有不尽相同的生命体验、思维方法以及判断文学价值的准则。不同人即使在某些方面存在共识或大同，仍然会在另一方面出现分歧或差异。像法国古典主义内部出现了以布瓦洛为代表的贵族派和以圣·厄佛烈蒙为代表的民主派。在西方浪漫主义内部，出现了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对立。在湖畔诗人群中，柯勒律治对华兹华斯的诗论进行了批判；在自然主义阵营，泰纳与左拉各走一途。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阵营中，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内部，因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两个口号之争。即使同一作家身上，前后主张发生矛盾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所以，我们应该把论争视为文学的灵魂，而不应该谈论争色变。
　　当然，文学论争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学争论不要引进文学以外的势力，笔墨官司不要倚仗笔墨以外的力量解决。历史经验证明，凭借文学之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威权）来解决文学范畴之内的事情，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甚至可能酿成无数的悲剧。在外国，曾经发生过判决诗集《恶之花》“伤风败俗”的案件。这本诗集的作者波特尔被送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法庭，判决罚款300 法郎，并删除了六首诗。然而，事隔九十二年，上述指控被取消，《恶之花》的名誉终於得到恢复。在中国清代，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论争的爱好者。他为了跟弘忍和尚辩论，专写了一部《拣魔辨异录》；为了跟湖南文人曾静辩论，又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皇帝能跟平民辩论，原本可以成为美谈佳话，偏偏雍正皇帝又大发龙威，结果致使弘忍的着作被毁版，曾静先被放逐，后被杀头。
　　雍正皇帝的这桩轶闻见诸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当时认为，像雍正皇帝这种跟儒生打官司的最高权力者“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然而不幸的是，像梁任公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判断也有失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类似于雍正参加论争的例子不但不是“绝无仅有”，其严重后果甚至超出了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像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真应该世世代代都牢牢记取。
　　论争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态度和气量问题；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1908年2月7日致高尔基信）。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双方都应该遵循“虚己服善”的原则，树立一种服膺真理，不文过饰非的学风。特别应该强调对论争对手的尊重与宽容。容忍不同的声音存在，并不等于抑制批评，批评本身也是不同的声音。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楷范。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如把价值形式视为存在於商品本性之外的东西，又指出其对庸俗经济学的超越。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既指出了亚·斯密理论的短处，又肯定其长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发生过一些过於情绪化的大大小小的论争。比如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乃超挖苦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郭沫若则干脆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戴着白手套的法西斯蒂”，“是二重性反革命人物”。1922年胡适与郁达夫等就翻译问题开展辩论时，一贯主张宽容持平的胡适却对郁达夫译文的错误进行了夸大，说郁的译本“几乎句句是大错”，“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气得郁达夫想跳黄浦江。常言说，真理愈辩愈明。但背离理性的论争则相反，是笔战越久，离真理愈远。这方面的教训是同样应该记取的。当然，我们也并非一概排斥所谓“骂人”文章。“骂”亦有道：有的出於公仇，有的源于私怨。骂亦有“艺术”：有的卑污低俗，有的则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种出於正义又能成为“文章”的骂人之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所向披靡，发挥出一般文章起不到的摧枯拉朽的作用。不过，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理性、平等、自由的原则。为了学术的进步繁荣，上述原则是不应该轻易动摇的。
　　据我所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最早涉及文学论争的学术专着是李何林先生1938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在这部书的影响下，国外也出了几部类似的着作，如印度诗人泰戈尔之孙阿米吞德拉纳施·泰戈尔的《1918－1937年间中国文艺论争》，美国梅尔·戈德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歧见》。但诚如刘炎生教授的着作《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所说，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着作中，涉及文学论争的内容太少，语焉不详，评价又常常缺乏科学性。所以，这部书的出版恰恰填补了上述学术空白，具有不应低估的开创意义。
　　刘着《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史料，旁征博引，考据精审。这部书稿从构思到脱稿，前后历时六年，其间刘教授先后出版了有关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郁达夫的四部专着，为完成这部论争史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这部“论争史”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涉及到百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舞台上身姿活跃的作家；注释多达八百余条——援引的大多是第一手资料。评述了自文学革命发难以来大大小小的论争九十次，其中还涉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论争，如“语体文欧化”讨论，“民众文学”讨论，梁实秋跟俞平伯、周作人关于诗艺的论辩，梁实秋跟朱大楠关于小说中的人名、地名是否适合用罗马字替代的论争，围绕李金发诗集《微雨》展开的争论……读者读后能开阔学术的眼界，增长不少有益的知识。
　　刘着“论争史”的另一学术特色，是分析比较细致，持论比较客观。比如在评介“第三种人”时，作者首先指出他们并没有形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接着，指出了苏汶对左翼文坛指责的片面性及若干中肯之处。最后，又将1933年以前作为“同路人”的苏汶跟此后与国民党当局联系日趋密切的苏汶加以区分。这样，苏汶观点的是非得失及其人的历史全貌就比较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分析“两个口号”论争时，作者详细介绍了“口号”产生的时代背景、提出过程以及论争的演进。既肯定了“这场论争属于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从而批驳了“四人帮”对“国防文学”倡导者的政治诬陷；同时又明确指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含义上的缺陷，解释上的错误，充分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所以“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的理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作者是以“批评家的批评家”的身份现身的。虽然他力求公正持平，但在评述过程中必然带有他的倾向性，不可能站在绝对中立的立场对历史上的论争进行纯粹的说明。因此，明达的读者决不会把作者的见解误认为是对所涉及论争的严格的历史结论，而应该如实地将其视为一位严肃学者的一家之言。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的论争呈现出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当时唇枪舌剑，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但是非曲直很快趋于明朗，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定论。“新文学阵营与林纾论争”即为一例。另一种情况是当年各执己见，壁垒分明，目前虽然在大的方面已取得共识，但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仍存歧见。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即为一例。第三种情况是以前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由于形势的变化又成为了新的论争热点，如鲁迅与高长虹的论争，鲁迅与田汉之间关於“调和”与否的论争……对於这些问题，本书作者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没有模棱两可，折中骑墙，做到这点是并不容易的。但对有些问题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如作者认为高长虹的“月亮诗”与许广平有关，并援引了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一书中的话作为论据（这句话是：“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这本来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最近有人考证，高长虹的组诗《给……》中“单相思”的对象是石评梅而不是许广平。此外，作者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新评，我也持保留态度。因为梁实秋1938年12月1 日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的那篇《编者的话》，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兼顾了“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和“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实践，以及联系《平明》副刊的编辑情况，就可以清晰看出左翼文坛对梁实秋的批评并非向空中击拳，并非堂·吉诃德式地跟风车作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迫在眉睫之际，广大爱国作家把抗战看得“高于一切”，“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符合历史潮流，而梁实秋一贯反对文艺的功利性，强调文学应该表现亘古不变的人性，所以当时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在梁实秋眼中无异於用“菜刀杀人”，是步入了文艺的歧途。据台湾学生周丽丽对1943年《平明》副刊全年文字的统计，所发表的与抗战有关的作品不会超过20％。梁实秋创作的《雅舍小品》，其实就是与“抗战无关论”的艺术实践。这种闲适散文在眼下的太平盛世受到读者青睐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日寇的刺刀对准我们祖国母亲胸膛的时候，显然更需要的是血与火的战斗之作。尽管当时左翼文坛对梁实秋的批评不无偏激之处，但总的说来，并不存在什么“平反”的问题。刘教授是《才子梁实秋》一书的作者，而我却多年都在“吃鲁迅饭”，难免各自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所偏爱。这也许成为了我们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一时尚不能取得共识的原因。
　　
　　
　　
人民政协报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漱渝20002000●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　　●论争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学论争不要引进文学以外的势力　　●论争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态度和气量问题　　●我们应该把论争视为文学的灵魂陈漱渝，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单位：鲁迅博物馆 作者：人民政协报京④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陈漱渝20002000●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　　●论争也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学论争不要引进文学以外的势力　　●论争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态度和气量问题　　●我们应该把论争视为文学的灵魂

网载 2013-09-10 20:42:1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