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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基督化
　　
　　
　　今天，基督徒知识分子（我提前讲第三个问题，因为和这里有关）面临一个困境。我们在今天可能承担着一个时代性的使命。我自己在祷告中不断接近这样的异象，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基督的福音要在这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公开的角落，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领域，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公众舆论和道德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学术上、学院里，在每一个人文、艺术的创造里，都要高高地张扬起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更新千百年来那样一种背弃神的文化。这就有一个中国的福音化，将从边缘化走向公开化，甚走向文化的中心地带的过程。亚峰目前的家庭教会多有江湖的痕迹和味道。江湖第一是边缘化的，这固然是制度的捆绑带来的。但如前述，在这样的捆绑下，基督徒也可能把边缘化和地下状态当作十字架，而不是把突破地下状态当作十字架。到目前为止，基督信仰在中国整个主流文化或和社会生活当中，仍然处在边缘化的江湖位置。所谓江湖，就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公共生活空间。发展起来了就不叫江湖了，就成了市民社会，成了民间的一部分。新教来华二百年，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教会仍处在江湖状态，而不处在公共社会中的状态。
　　因此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后，会有一种特别的试探。因为知识分子都要开口说话。你一开口，你的喉咙就成了“敞开的坟墓”。如雅各书所说，你就在舌头上不断堆积着你的罪。一个在不特定公众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的笔、自己的舌头或其它表达工具分别为圣，你就必然在一个广义上的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和政府体制和公众生活构成冲突。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会促使教会的“江湖”状态的结束，这是上帝要在21世纪的中国成全他的旨意，复兴他自己的名的一个信息。地下状态招致了政府对教会不断的残酷逼迫，但地下状态也的确回避了教会与政府、以及福音与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重大冲突。或者使这样的冲突被推迟了。当江湖状态一旦在城市当中被打破，基督徒就要开始背起另一个十字架。在这个过程里，城市教会和它们中间的大批知识分子、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专业人士，要看到上帝对自己的托付，有勇气担当起前二十年受逼迫的乡村教会为主的名所担当的职分。
　　教会是作为圣言的托付者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神在末世为他所拣选的一个团契。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是作为教会的肢体，可能是一个作家，可能是画家、编辑、记者或律师，可能是研究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的，他在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在专业上的一般呼召，都是在这个时代作打破中国家庭教会地下状态的事工，作神的大复兴的福音预工。今天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文化使命，就是从“基督的学术化”到“学术的基督化”，这是“文化基督化”的一部分。我们处在一个外邦人的知识环境中，生命的成长要求我们“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面有很多艰难。上午吴兄弟讲过，比如职场上你要不要做假帐？为香烟公司做广告？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专业中都会面临类似的处境。而知识分子面临的是更具有公共性的，因为他们是以广义上的言论来对受众施加影响。办公室里可能只是一对一的生意，你选择与世界合作，对他人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后，他与这个世界相互苟且的言论，如果是坐亵慢人的位子，他的罪所波及的就不是他一个人了，这个罪在社会的效果上看是特别大的。就是在整个公共空间，在神面前对他所有的受众都犯下罪了。是神的器皿还是撒旦的器皿？从某个角度讲，一个越大的器皿，因为你影响的人是众多的。而且你影响的不是人的吃穿饮食，你影响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所以谁的话多，谁的罪就大。我成为基督徒，对自己以前的言论惶恐得不得了，你的每句话都大大的跌倒过人，大大的得罪过神。若不是上帝施恩怜悯，实在应当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称这个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困境，为公共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比如来审视经过这一百年的思想启蒙，所谓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今天我们用基督信仰去审视，都会有极大的偏差，比如我们片面地讲政教的分离、我们片面地讲人的自由，讲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和包容，也片面地去理解爱与公义，片面地理解信仰自由，就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都自由。其实知识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一个社会的知识氛围营造了一种强大的属于这世界的合法性。教会的地下状态，老实说避免了与这种知识合法性的直接冲突。教会里的人说什么，主流社会根本听不见，也不在乎。就是所谓文化基督徒，也不大会去读王明道、倪柝声或唐崇荣的书。教会和社会各说各话，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却开始使这种冲突尖锐起来。世界认为你这个知识不是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只是你个人信仰的、不具有“合法性”的。如一个研究历史、法律、政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我对法律、对政治、对历史的视野和看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尝试表达的时候，就会在世俗生活中遇到一个言说的困境。人家会说这不是公共知识的部分，是你的私人知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事实上基督教的信念与价值观，包括由此带出来的历史观、道德观、法律观、政治观等，的确尚未在这个社会构成公共知识的组成部分。
　　尽管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大多知识分子不再信仰基督教，也会排斥基督教的信念在公共知识之外，但基督教的整个信念与知识传统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地位，仍然还是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非基督徒所认同为一个共享的文化前提。但在中国，我们开始面临整个知识合法性的困境。这一文化性的处境，与政治性的处境甚至一样严重。回头看文化基督徒，他们的做法往往是“福音的学术化”。文化基督徒在知识界的表达，迄今为止没有受到明显的阻隔，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在知识合法性上没有被置疑。非基督徒知识分子都接受他是在谈学术，我不是基督徒，我也可以接受这种知识作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在学术体制里也可获得评价，可以评教授。另一方面是也没有明显受到政治权力的打击。虽然《圣经》仍不能自由的传播和印刷，但基督教学术书籍的出版近五六年来却很兴盛。一些释经性书籍甚至也可能以学术的面貌出版。我认为，这是文化基督徒时代的“福音的学术化”。我要把我作为基督徒的信念带入学术研究。
　　我想起今年美国有几个州，通过立法在公立学校可以同时讲授智慧设计论（创造论）和进化论，接纳创造论作为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中国的基督徒也有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寻求基督徒的价值世界成为社会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但你会面临上述的困境，学术的评价和分配体制，可能认为你在谈信仰，不是谈学术，无论在官方还是在学院，你都很难在不妥协信仰的前提下得到承认。如有些基督教学者，受洗之后，就在学术和社会体制内受到减损，像何老师他们。今天的学术体制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它也对你会有捆绑。一些公共性的学术讨论可能有忌讳就不请你去了。话语权的丧失，或知识合法性在公共领域的不被接纳，知识分子因其信仰而在文化上的边缘化。这对基督徒知识分子们是一种试探。一些人可能保持所谓文化基督徒的定位，或在公共学术领域隐藏自己的信仰立场。像北村弟兄写小说，知识合法性的问题可能会好一点。如果你从事法律、政治学的研究，你试图表达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显得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来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了的使命，就是把一个整全的信仰，一个完整的圣经世界观，带到一切的知识与道德领域中去，并成为更新文化的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督化”，是基督徒知识分子在21世纪不可回避的负担。
　　

王怡 2013-08-23 16:5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