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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个理念，一个事业，并持之以恒为之努力的重要性。

费拉的一大特点就是妄图不付出任何努力就能获得成就。

体制只能维持日常运作，但不能应急。

专制体制各部门独立王国，总要等到最高层决策。

国家聚集最多资源，但紧急时无法运用只能保护亲近者。

就像是纽约里面的派系斗争一样，是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

内部的斗争就变成这样一种极其滑稽的状态，像南明的情况一样。

尽管理论上的大义名分是反清复明，但实际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资源都用来相互斗争和残杀。

为了证明谁的反清复明路线才是最正确的。

就凭这一点，你们也就注定什么也不行了。

鼓励妇女儿童或者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把家庭的隐私向组织上报，让组织来给他打官司讲理的。

享受高工资福利内部人待遇的代价就是，自己都是告密者，全都跟自己的告密者睡在一起。

跟告密者生孩子，而且随时准备自己的儿子向组织揭发自己。

体制下名义上和法律上登记的家庭其实是不存在的，重要性比起学校食堂管理员或者寝室管理员来说还要更次要一些。

这种家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特征存在，基本上没有维护自己共同体的热忱，双方之间就像是随时准备监视对方，互相取证揭发那样，准备随时公事公办。

因为他没有冲劲，没有创造性，没有增值财富和各方面的动力，甚至连儒家过去的血缘家庭那种多子多福、增加人口的动机也没有。

这样的单位都像罗马的奴隶种植园一样，他们的人口是负增长的。

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总是很少，孩子结婚的时间总是很短，总是有大量的人不结婚，结了婚的人的家庭关系也是极其可疑的。

最大特点，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它是违反自然，而自然趋向毁灭的一个基本结构。

尽管有一部人会先干掉另一部分人，但是他们会全部像是太平洋大逃杀的鲁荣渔号那条船的船员一样自相残杀致死的。

我发现这一点是经过了相当痛苦的经历，我是真正的民主小清新，就是说我曾经在25岁前后的那一段时间是完全按照自由民主的原则来对待他们的。

结果就发现，跟他们永远没办法讲道理。而且他们发现你企图跟他们讲道理的话，他们肯定会利用你讲道理这一点无限期占你便宜。

而且他们的道理是完全相反的，早上往东的方向占了便宜以后，他晚上又往西的方向想占一个相反的便宜。

反正每天都折腾，最后把人的道德和整个认知结构都折腾得像抹布一样。

他们已经达到了佛学家所谓的不动心的至高境界。无论他说什么，都像是一滴油从一个光滑的台球表面越过一样。

他无论说什么，跟他的心灵的稳定性毫无关系。

心灵中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绝对机会主义。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随时创造机会。

总有一些人会付出而让你占一点便宜的。

甚至于，在守规则很懒很轻松，不守规则多多少少还要费点力气的时候，你也必须不守规则。

为什么呢？因为你守了规则的话会释放出错误信息：第一，会使很多吃瓜群众认为你不是重要人物；

第二，会使另外一些人认为你这人比较好说话。

那样的话，你的麻烦就多了。你一旦被认为是好说话的话，就有很多烂事情会找上你们来。

当然，这样性质的组合，闭上眼睛也可以想象出，不可能因为引进了什么的先进武器、工程或者什么东西就会有战斗力。

会发生的事情必然就是，在任何能够稍微有一点战斗力的事情组织起来以前，大家自己已经先打翻天或者闹翻天了。

同时，最有本领的人像闪电一样逃走了。谁跑得最快，跑得最远，跑到另一边的最NB。

假如生活在明朝士大夫的那种生活环境中，我可能会变成一上提笼架鸟，没事写点小诗，尽可能地在原地懒惰下去的大懒虫。

没有一个成功的成员会有丝毫信心，但是指不定外面有一拨人真的相信帝国崛起。

他们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像我在这一行就等于是创造者，不断发明新的范式的。

如果我不断停下来跟这个那个质疑者吵一架，那就完蛋了。

大量的编户齐民。

明清之变以后，出生在明朝，然后中年以后被清朝统治的这些人，做你老一套是可以的。

大清皇帝是能容忍的。

但是如果你是出生在大清入关以后，你就不能再反清复明了。

你再像顾炎武那样做，是犯忌甚至是要杀头的。

因为你生下来就是清朝人。

华人的特点是，没有官府管的话，自己管不了自己。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所谓的燕巢于飞幕之上，鱼游于沸鼎之中。

即使明知道马上就要被煮熟了，但是还是若无其事。

之所以若无其事，不是什么镇定自若，而是因为走投无路。

难民修养。说成是伟大的生活艺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大多数不是人，是人多少有点出路。

江湖好汉认为，我要上梁山拉杆子。

靠狼牙棒，这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策略，根据原有和现有的资源来使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其去做民小清新，还不如组织黑社会来得合算。

一起在书店读过哈耶克，在单位摆出先知的伟大架子，有一拨粉丝。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模仿得成而大清却模仿不成？

因为日本的封建社会的承载能力高于大清国的士大夫社会。

其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徽商虽然有资本主义精神，而徽商所在的大明朝却不是能够承载得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社会。

中国社会实际上只能够承担得住曾国藩这样有一点点思想，但是还是随时都要从事政治的人。

这个政治架构就要做到，有朝一日，小部队海岸登陆，在军阀力所不及的边缘地带折腾出十几年来。

你出生在建政以后，却完全没有思想负担，而是回归传统甚至世界性叙事，是如何做到不受影响的。

洪水包含两层含义，不一定非要打仗，慢性的社会崩溃也会导致洪水。

这实际上是一个转移的问题，打仗是把整个上层消掉，不打仗呢洪水可以从底下慢慢淹上来。

把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小城市给淹掉。

把那些地方遗弃掉，变得黑帮横行的地方，力保大城市。

红高歌伟大胜利走钢丝，最后迎来大崩盘。

意识形态注定是一群蝗虫，在成熟的麦田大吃大喝，吃干净没飞到新麦田上就会饿死。

新麦田在东南，30年前不完成便不再有机会。

看似愚蠢，其实也是真愚蠢，但这其实都是被锁定的路径。

大洪水的惨状及保命学。

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征调各地的资源供养帝都，基本没有自给能力。

朝代更迭之后，新朝得到的一定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前朝旧都。

北极未来两三年，惨状乘以十倍，是为景象。

能否熬过大洪水，一看地理禀赋，二看民间组织能力。

传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的多样性是抵抗大洪水的良药。

农业帝国的扩张实际上就是帝国用自己的传统消灭排挤其他传统的过程。

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容易保存传统。

帝国治下的社会形态相当于高度性的麦田，虽然高产，但一旦来点外来物种入侵，那很容易就一个都不剩了。

恪守自己传统的多国体系地区就像是热带雨林，各种生态位都蓬勃生长，你很难有一种生物能消灭掉所有其他生物一家独大。

离帝国中心越近越危险，那些民风淳朴而剽悍的帝国边陲地区，存活可能性更高。

种子和土壤的分野其实很简单，活下去的作为种子，死了的化为土壤。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没有人能分辩谁是种子谁是土壤。

洪水当头，正确的做法是先撒出去再说。

种子作为精神延续的实体，不会忘了纪念那些给予了自己生命力的土壤，文明如此生生不息。

鼓起勇气做正确的事，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得到相应的奖赏。

广州可能是最安全的角落之一。

人格和基因决定了个人的风险适应度，能否准确鉴定自身和各种局部生态环境才是关键。

科举型人格绝对必须逃避乱世。

个人的力量取决于他掌握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发育取决于所在的小生态环境。

牵涉广泛的长时段运动不能以人为的方式修改，比修改天气还难。

近代以来，土豪的地位从民国到国府到国际每况愈下。

过去满洲蒙古在入主中国以后，由征服的王朝变成中原王朝，转而为中国服务的过程。

要把自己由石勒那样的“我本胡人”，变成康熙皇帝那样，我就是出身满州的中国皇帝。

首先就是要取得正统性。

只要南明和郑成功能在云南和台湾，大清的正统就建立不起来。

只要东晋朝，你看在建康，那么符坚的正统便建立不起来。

你要在中国，变成一个帝国继承者，那你就不能有燕云十六州、北元、南明这样的势力留下来。

有这样的势力留下来，那么新的王朝根基不固。

所以宋徽宗在经历100多年以后，不得不北伐燕云而招致亡国。

这是一个帝国的诅咒。

思想的意义在於提高预判的准确率，百分百是不可能的。

但是人每天都在做大大小小的决策，能高一点也是很有用的。

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

古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後。

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费拉美学，大规模冲突的旷世奇观与人文感慨。

马克吐温说的，Never argue with stupid people, they will drag you down to their level and then beat you with experience.

一个善良的人，心胸开阔，接受不同观点，能够唤醒。

一个已经被洗脑，脑子固执己见，本身已经无法唤醒。

愚蠢的人和邪恶的人中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组织团体，社会变革，95%的工作，就是第一步，是精英人士的集结。

能否实施，只能说是冥冥中的天意，真才实料的本事派到身边。

思维层次非常清晰，搞政治难得材料，实际动手如何尚不可知。

反阶级论，反攻倒算。

共同体构建，大多是需要藉助外力，自身力量有限，单打独斗。

各个族群互相助力，兄弟登山，各自使劲各自出力。

人如果虚荣心满足，就会燥热起来。尽量要冷一点，因为关注低一点，头脑清醒。

自媒体是博弈核心的非常外环。谋生，名利。国际导游。

地图开疆，推特建国

知进退，懂节奏。

2023-11-24 12: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