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福音与政治
　　

　　这不是我重点想谈的，我的重点是福音跟政治的关系。政治也是文化的部分，也需要一个基督化。基督徒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要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的基督化有负担和渴望。这种渴望是人之常情，连外邦人都会有。基督信仰从来不抹杀人之常情，基督徒比外邦人不同的，是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作光作盐的时候，我们知道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什么。我们既不会迷信穷苦人的暴力，也不会崇拜国家权威的偶像。我们用一种相反的力量去改变社会，那就是爱与非暴力。这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更高的力量，是从每个人的腹中流出的活水江河。它以不受制于政治的方式去更新政治，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的伟大就在于它有力量改变政治，但却不会被“政治化”。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受到政治权力的捆绑，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自由。如蔡卓华弟兄传播《圣经》仍然会受到政权的迫害。很多传道人和大量的信徒，也仍然受着世间权力的逼迫。那么这种局势下，我们怎么才能自由地传福音？怎么才能在传福音的时候彻底去掉内心的恐惧？因为福音是释放我们的，不是使我们恐惧的。怎么才能公开地传播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而不是偷偷地传扬？如保罗说的，传福音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而不是一种羞耻。家庭教会也许有一种误区，就是以“地下状态”自许，自我非法化，甚至以“非法”和“地下”为荣。以为地下状态是坚持真道的结果，是被分别为圣的标志。借用知识界的一个概念，这可能是一种信仰的“犬儒化”。所谓地下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以福音为耻”的状态，是令主蒙羞的状态。“家庭教会”这四个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基督徒的光荣，但不要忘了，这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教会应当在大街上，不是只在客厅中。十字架应当悬挂在每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教会如果今天仍然以地下状态自以为义，不为摆脱这种状态而努力，不克服恐惧，从这种地下状态中得自由，那教会就大大得罪了神。1999年，中国的几个乡村家庭教会系统，联合公布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近年来一些受到逼迫的教会也开始以法律的方式，温柔但是坚定地，寻找为自己辩解和维权和空间。教会的公开化，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化，社区化，和日常生活化，也是真正的民间化。我们现在不叫“民间”，只能叫“江湖”，意思是在民间里面，都是边缘化和神秘化的。
　　基督徒怎么才能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化和福音化的中国?政治和政教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是被专制者所霸占的政治，也不是狭义上的、仅仅与公共权力的划分和直接运作相关的领域。其实“政治”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就是每一个人群乃至每一个人在一个共同体中去彰显和表达自己的机会。对教会来说，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去彰显福音，去表达我们的见证和赞美。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基督徒的政治观，借用捷克总统哈维尔的话说，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基督徒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不直接针对国家机器和狭义上的政治制度，基督徒只是当这些制度和暴力违背基督的教导时，向着标竿直跑，在乎无亏的良心，而无视恶法的存在。但只要基督徒诚实地宣告上帝的话语，就一定会对人间的政治构成压力和影响。因为上帝的道与这个世界的冲突是如此尖锐。但信仰对政治的影响在整体上仍然是“非政治化”的，而非政治化的。就和耶稣受到罗马的审判一样，耶稣的教导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非政治化”的，但这一教导的效果却引发了“政治性”的影响。
　　基督徒以自己向着标竿直跑的行为，以爱与非暴力的方式，以自己甘心受苦并主动饶恕的生命样式，希望并且迫使这个世界的制度，向着公义的原则更新。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有“政治野心”，这个“野心”就是上帝的主权要遍满地面。但基督教的意思，是否定和拒绝以政治的方式去实现“政治野心”。事实上，当通过政治去实现人类的自由和梦想的道路被否定之后，这个“野心”就不再是政治了，而是信仰。所以基督教其实是超政治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制度跟基督教之间的一个关系。中国这一百年，一开始可能去学日本、学德国、学法国。但今天在我的观念里很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宪政制度，包括宪法概念的产生，和立宪主义的发展。就是从英美的清教徒传统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权力必须受约束的观念，与圣约的传统息息相关。人类的立宪主义，几乎就等于英美清教徒的立宪主义。它基本上不是在欧陆的政治制度和观念革命中萌发出来的，相反，欧陆非清教徒国家的整个宪政制度的尝试是非常失败的，法国失败，德国也失败。如果没有二战胜利的奇迹，没有基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英美这一支，那么整个欧陆的宪政化，可能永远得不到一个修正的机会。

王怡 2013-08-23 16:5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