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杂说》潘旭澜 科举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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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怪胎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绝对不会想到,在有人对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候,它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虚岁的1827年开始参加考试,一考就成为童生。随即乘胜前进,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经三十虚岁,还是没能跨过这道比较低的门槛。

  童生是由县官所主持的童试合格者,就是被承认的最低级的学历。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论你多大年纪,在年轻的举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是经过考试合格而进了学的,表示你有资格由县学管教的学生,是报考举人的一种资格,还不能称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这么一个低级学历,洪火秀考了十七年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能看到洪火秀的当年的考卷,也许永远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来的文字来看,他是不应“进学”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张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无法无天的思想,文白夹杂、颠三倒四的文字,在应考中无论怎么小心谨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来,从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轨范。只要有明显出格之处,即使整个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会、不敢判为合格。这一点,洪火秀自己终于也觉察了。当他开始造反时,就将孔子作为革命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宣传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层意识中,有强烈的报复情结。因为八股考试,作文内容必须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从破题到束股,也有严格的模式规定。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曾经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人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每一次名落孙山都会引发特别强烈而又复杂的反应。他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那心路历程,一万个弗洛依德也解释不清。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煎熬中的挣扎,二是在极度刺激之后造成轻度的神经分裂症,三是清醒夹杂些许梦幻后的超常反弹,四是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五是考虑如何借助《劝世良言》创立宗教进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丧、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诸如此类的心态都会有。最基本、最现成的想法和表达,是认为考试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质的逆反心理的产生与形成。是“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他巳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作秀”既是为眼前遮羞也是为以后造反放出的气球。他十几年后成了天王,说这次的大病一场、装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桥水(计谋)”。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没有完全精神崩溃,故而能在挺过第三次落榜的难堪之后不医自愈,能够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对清政府的八股取士还没有绝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桥水”。第四次落榜,导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实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过。

  从现在所知,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内容有根本性的变化。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如果说,考《四书》《五经》是以陈旧的传统文化来束缚思想的话,那么太平军的考试则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参加考试的。大多出于被迫应付,少数是谋求功名。但这些人没有人认真研习过洪氏邪教,太平军的统治实在没有什么好恭维,而且也怕写豁边了以文贾祸,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试卷。有一首流传下来,被以吹捧“太平天国”为能事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试帖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写道:“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从头到尾全是由空话、套话、谎话堆砌而成,内容贫乏,文字恶俗。比清政府的举人、秀才的一些试帖诗更加平庸无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诗和“新民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整个太平军统治区科举考试的水平。实际上,太平军的领导人也并不要求应试者写出什么好诗好文,只要你表示归顺、洗洗头脑、凑凑热闹也就可以了。

  考试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约去应考的,只要能够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的内容,便都给中一个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说的,“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无冠,再次者给红绿绉短袄。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就自然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有人考过后,等等未见授职任用,问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岂若仍作吾之掌书大人为佳乎!”乡试中武者起初也叫举人(后来改分博士、约士、杰士,相当于原来的举人、廪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场,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应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只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人。每人奖点什么。比如黄巾、红缎包头,都是“圣库”里富余的东西。给你们一个空名,让你们来表示归顺,听听你们歌颂,消除些胡思乱想.弘扬一通洪氏教条。粉饰一下升平,表示一点德政,满足我的报复心理,享受我的王权威风,都是从“本为祝寿”生发出来的。领了奖算完,大约连游街也不游。从南京到省里,从逼考到考试到唱名到发奖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闹剧而不是闹剧,像猴戏而不是猴戏。这是变了味的科考,是科举制度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支插曲。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虽然,这只是短暂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为这怪胎和插曲的出现,人们暂时停止了对老朽的科举制度生存权利的质疑和挑战,推迟了它寿终正寝的日期。


潘旭澜 2013-08-20 1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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