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十)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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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常讲,小不忍则乱大谋,蒋介石很信奉这一点,常常告诫自己要忍辱负重。蒋介石喜读曾国藩的着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中就有“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内容;1925年年初,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力图按这些训诫处事。

       国民党内部时有斗争,蒋介石有时会采取忍耐的策略。

       19315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想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拟与粤方合作,但接到汪精卫所拟通电稿,“多诬辱之句”,蒋极为恼怒,不过仍决定暂时忍耐,“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胡汉民曾被蒋介石软禁,恢复自由后,自然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认为“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对他是满腔怒火,但还是决定忍耐,不仅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唯有忍辱负重,以尽职责”,而且发表演讲声称,“只要团结能早日实现,任何委屈痛苦,都能忍受”。

       蒋介石的“忍辱负重”,更多的是表现在他的对外政策上。

       19285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时,日本悍然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挑衅,蒋介石竟然决定忍辱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上,因为不想因此“小不忍”而影响北伐“大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虽然痛愤于日本侵略,有准备北上抗日的打算,但最终还是怯于和日本作战,下不了抗战决心。他认为“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因此只能在日记中写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等词句,并无抗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战艰难,美、英等国虽然对中国有所援助,但蒋介石认为“美国之欺我、侮我,英国之嫉我、制我,毫不能予我国以助力”,令其含垢忍辱,未有了期”,除发誓“自力更生”外,只能以“今日之蒙耻含辱,忧患重重,正上帝玉我以成之时也”来激励自己不气馁。对美国之交涉,对俄国之外交,蒋介石经常无奈“示弱”,日记中留下大量“忍辱蒙羞,含辛茹苦”、“应暂忍耐”、“忍痛自制”、“再三忍辱茹痛”、“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等字眼。蒋介石明知在外交上“示弱太甚”,但认为“对外处境,惟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使敌人“有隙可乘”,而中国没有外援,“势必陷于绝境”。因此,“无论任何苦痛与耻辱,必须虚心忍受,如此国家民族终有光明之望也”。

       面对强敌入侵,蒋介石没有胆量抵抗,一味强调“忍辱负重”;面对强国外交,蒋介石也不敢“据理争胜”,只会一再“采取和缓忍耐方针”。这种所谓的“忍辱负重”,已经有负于其本意,而成为一种软弱、妥协。

       但是,蒋介石并未凡事都能忍耐,有些事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1944年,美国欲派观察组视察延安,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联络共党”、“牵制中央政府之计也,其用心甚险”,一反以往对美国外交“逆来顺受之道”,坚决“依理力拒”,“严正拒绝,不能有所迁就”。美国要求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此等涉及军事指挥权之大事,蒋介石当然“决不能有所迁就也”,而要“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结果以史迪威被撤职回国而告终。

       何事能忍,何事不能忍,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他曾嘱托美国特使赫尔利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无论任何牺牲均所不恤耳。”他还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指示办理外交要旨:“外交方针可以应时屈申,但必须以不失主权与不损国家威严,而尤以实现三民主义,不使中国共党赤化中国为基础,其他无不可洽商谦让也。”可见,当国民党和蒋介石自身利益受到挑战时,他就不“忍辱负重”了,反对起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来,他可是非常坚决,绝不忍让。对外软弱,对内强硬,蒋介石的“忍辱负重”,可谓选择不当。


网载 2012-08-05 10: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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