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十一）凡人皆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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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不只当面骂，背后也骂，他在日记中，几乎批评过所有人，却很少见到他赞扬某人。

1919年1月7日，有黄某来谈事，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几个月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连他自己都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多年也未能改掉此恶习，他的日记中有很多这种记载：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

1921年10月22日，“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

蒋介石知道这样不对，立志设法改正，做到“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但是收效不大。有些人年轻时虽然气盛，年长就逐渐“息心静气，凝神和颜”，但蒋介石的“厉色恶声”、“暴戾狠蛮”却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减退，至其中晚年，依然如故。

1945年2月20日，蒋介石召集国府委员会议，对孙科厉声训斥，斥责他在新华日报谈话荒谬，丧失革命人格，“且已成为总理之叛徒，政府不能容此败类，危害党国”。会上骂完还不解气，继续又在会客室再加痛斥，孙科“不敢以一言声辩”。蒋介石认为自己骂得对：“此种不肖之子，不得不加以痛戒”。

1947年12月3日，蒋介石召见财政部俞鸿钧部长，以及四行联合总管理处徐秘书长。因为徐某工作不力，蒋介石当面斥责了他，而俞鸿钧也因督导不严，被蒋介石指摘。事后，蒋介石感到有些歉意：“俞实代人受过，于余心甚不安也。”

当面斥责不少，背后批评更多。蒋介石日记中，对他人的指责比比皆是，兹择录若干于此。

不满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报刊舆论“对领袖妄肆批评”：

1944年6月30日：“文人之面誉背毁，口是心非，有如傅某者（注：指傅斯年），其依赖外力不以为羞。”

1945年1月3日：“昨日报载黄炎培等元旦颂词，其幸灾乐祸、投机取巧、颠倒黑白、媚夷侮夏之心理，情见乎词…如大公报者，名为公论，而实则投机。”

1945年7月15日：“左舜生、黄炎培等参政员借名共党反对国民大会……此等无耻政客实为汉奸之不如……”

谩骂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为“卑劣无知之民意机构”：

1947年9月30日：“监察、立法委员多以攻讦政府、毁谤官吏为能事，道德风格，扫地殆尽，足为国家前途忧也。”

1948年6月27日：“河南在京之立法委员以及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无志节，无廉耻，自私自利，偷生怕死，以人民代表而不负责尽职，诋毁政府，侮辱军队，徒为共匪张目，为本党之败类，在立法院中提案质询，形同狂犬，诚不胜为国家前途悲怆之至”。

1948年11月24日：“监察委员对宋、孔两家之攻讦，纠缠诬蔑，日甚一日，如此卑劣无知之民意机构，其不顾大局，为匪作伥者。”

痛斥美国人刁难轻侮、阴险卑劣、狰狞、幼稚、智识浅薄，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腿有残疾也不放过攻击：

1944年9月16日、21日：“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史迪威之阴险卑劣已达极点”。

1944年10月7日：“若未有此三电，则不能发现罗斯福狰狞之面目，而余犹以其真为和平救星矣。昔闻先慈尝言，凡斜目跛脚者必非善人，今益信而有证矣。”

1944年11月11日：“美国人之幼稚，只有被英国欺诈与俄共蒙混……余初认为以赫尔利之经验与老成，赴共交涉，必不如其他美国智识浅薄者流，易为共匪所诱惑，殊不知竟大谬不然也”。

1948年6月27日：“自国民大会开会以来，政治失败，军事棘手，经济崩溃，外交陷于孤立，此虽为共匪内乱所造成，而使我国今日陷于如此绝境者，实马歇尔阴狠有以致之。”

宋、孔、陈家族，本为蒋介石政治经济依靠，但也存在矛盾与利益之争，对于曾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蒋介石也有不满，日记中曾言，“内亲不正之事，更使人添愁，思之抑郁无已”：

1945年7月15日：“参政会傅斯年等突提出对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注：孔祥熙）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1945年7月22日：“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固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昭然若揭。至于彼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

1945年7月25日：“去年对美之外交恶化，几至绝境者，可说皆由庸之操纵中行，不愿告余实际存数，使余不能不对美作强制要求也。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

1946年9月30日：“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仍未见好转，尤其外汇汇率提高以后，美元大涨，物价波动，此乃子文经验不足与疏忽之故也”。

1947年1月31日：“外汇基金日减，黄金渐空，子文不学无术，败坏国是，不胜焦虑之至”。

1948年5月21日：“立夫对余亦玩弄手段，以伪投票方式使余不能不从其意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藉以排除其政敌张群，殊为痛心。”25日，召见陈立夫部长，“对其好弄手段，不知反省，一意怪人，弥觉痛心。”

1948年6月12日：“召见陈果夫，斥责其所培植之干部，在立法院之言行，徒贻反对者所快，为共匪造机会，使我党自趋灭亡。”

批评高级将领、党员干部不负责任、怯懦无能、无胆识、无血性、无志气、不识大体：

1944年5月4日、6日：“蒋（鼎文）汤（恩伯）而长官决定放弃虎牢关与登封，来电话请示，将领怯懦无能，竟至于此，殊为可痛。”“铭三（注：蒋鼎文）如此无胆识，此诚为意料所不及也。”

1945年5月1日：“健生（注：白崇禧）量浅心狭至此，何能担当大事。”

1945年12月19日：“召见敬之（注：何应钦），听取其报告，对于重要业务与军事部署，毫无行动，皆限于沉睡状态，辄谈各处共祸之如何严重，而并未提出处置办法。如此不负责任，不知职守，无血性、无志气之习性，仍如往昔，毫未改变。……陈绍宽之狭小无能，乃为陆海无独有偶，处处非我亲到，即一切皆呈瘫痪现象，无一息生气，尤以南京为然。……干部如此，何能建国，思之郁闷。……终日毫无乐趣，实为党国无才悲也”。

1948年4月3日：“桂系（指白崇禧、黄绍竑等广西人士）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如不遂意，则以分裂本党、广西代表不出席、推翻国民大会为威胁”。“其不惟不择手段，抑且绝无廉耻。无耻如此，真不可救药矣。”

1948年4月21日：“副总统竞选，各人之丑态百出，无德无耻，党纪扫地，更不堪言矣。”

1948年8月4日：何应钦“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培养三十余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心血。此亦为余平生最大失败之一也。”

1948年8月31日：“敬之（何应钦）诿过尤人，对上不忠，对下无信”。

1948年9月2日：国防部何应钦部长“思想言行之乖违与卑劣，实已不可救药矣”。“敬之主持军政事宜，二十年来，因循苟且，不能建立军队之人事与经理制度，致成今日国破民困之窘境，而犹不知自省，反厚颜自得，谓其无负于国家与人民矣。……如此固执性情，褊隘气度，将来误军国大事者，必此人也。”

1949年5月31日：“昨日李宗仁提出以居正继任行政院长案，最为毒辣，其必欲彻底毁灭本党革命基础之阴谋，已毫无忌惮矣。所可痛者，本党中央干部皆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而何应钦不能担当艰巨，任人处治，周至柔与陈诚私见甚深，忽由沪赴粤，而不愿来台，因其欲谋台省主席而不得。”

1949年8月27日：“一周内最感痛心之事莫过于墨三（注：顾祝同）对保卫广州之指示阳奉阴违，蒙上欺下，任人戏弄，不负责任，必使粤局败坏至不可收拾而后止。至薛伯陵此时尚争权夺利怨天尤人而不知危在旦夕葬身无地也。”

1949年10月1日：“伯川（注：阎锡山）意志固执，德邻（注：李宗仁）意气用事，彼等以私害公，均不识大体”。

这么多党政军要人，在蒋介石眼里，竟然无一人没有缺点，“无一人可与言大事决大计也”。凡事都是人家的错，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责任，他自己却很少作深刻检讨，只是一味批评属下。这样的领袖，怎能赢得人心，让大家同心同德呢？蒋介石并非不知，动辄对他人“痛斥深责，而且过甚其词”，“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自失威信”。他也告诫自己应该“不急勿燥，持志自守，养气戒怒”，要“持志慎言”，“止言静安”，“沉默寡言，不轻发怒”，这样才能“人人皆乐为我用”。可惜，蒋介石改不了自己性格上的这一大弱点，没能留住人心，救国并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