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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台上看世界，常常发现很多珍贵的东西。我身边很多朋友才华横溢，却安于寂寞，疏离于世间。我会慢慢聊聊他们，和朋友们分享这些珍宝。

今天我要献出的，是好友李修文的几篇散文。有些长，但一定值得你慢慢看，并且想一想。

修文的文字，如同我喜欢的艾莱岛的威士忌，有强烈的冲击，有婉转的低回。值得的人生无非也就如此，你有真情，也有共鸣，世间的一切悲欢，都值得返回到自身。

修文一直是一个古代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把情谊和道义视为准则，即便背负无数，依然决绝而坚信。不是所有的人都追逐呼啸成群粉丝如云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沉迷于喧嚣的，清醒的孤独感恰是一些人的尊严所在。他让我相信了一点：固然我们无法自由驰骋整个天地，但却可以谨守内心坚固的一处。

修文的风格，如同夜间的樱花，蔑视飘落，只管盛放。情深的人，需要更强的心灵，信然。

李修文散文三篇

在人间赶路

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他一辈子的确经历过很多不幸，其中最大的一桩，就是直到晚年才迎来真正的五谷丰登，相比年轻时的兵荒马乱，来日无多的人间光阴才是最要命的东西，我大致理解他：在他的朋友中，有的是牙齿坏了才第一次吃上苹果，有的是眼睛看不见了儿孙才买来电视机——这世上让人绝望的，总是漫无边际的好东西。

这庸常的人间，在我祖父眼中，不啻是酒醉后的太虚幻境。每次前来武汉，如果没有照相机跟随，他就不愿意出门。在红楼门前，在长江二桥上，在宝通禅寺的银杏树底下，这城市的无数个地方都留下过他并不显得苍老的身影，每一张照片中的他都在笑着，笑容热烈得得与年龄不甚相称，恰与站在他身边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告诫我，不要愁眉苦脸，看看他，去年还写出过“大呼江水变春酒”的句子，他认为，即使放在李白的诗集里也几可乱真；他又告诫我，要向阿拉法特学习，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若无其事——看，我的亲爱的祖父，仅仅通过一台电视，他便对这世界了解得比我要多得多，就在几天前，在东湖里的一座山峰上，他郑重地告诉我：“超级女声里有内幕！”

这一次，他是负气出门，原因是我父亲不让他做胃镜检查，于是他要来武汉找他的长孙，不料，我也向他表达了和父亲一样的反对，并且一再告诉他：对他这样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每顿饭只喝半斤酒是正常的，他不可能再像八十岁时那样一喝就是八两，而所有做过胃镜检查的人事后回忆起来，无不都是心有余悸，他当然不信，只差说我是不肖子孙。

这欲说还休的一个星期，我的祖父每天都要对我施予小小的折磨，比如他居然要看到电视上出现雪花才肯睡觉，比如每天天一亮就要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很明显，他是在和我赌气。终有一日，趁着我出门，他上楼下楼地跑了一下午，打听遍了所有的邻居，这才确信他这个岁数的确不宜做胃镜检查，到了这时候，他还是和我赌气，竟然要拉着我去东湖爬山。

小时候，我每天出门上学之时，他都要对我大吼一声：跑起来呀！于是我就不迭地跑了起来；这么多年之后，爬山的时候，我怎么拦都拦不住，看着他远远地跑到了我的前面，又转身对我吼了一声：跑起来呀！但是，毕竟体力不支，喊了一半他就再也喊不出声来了，想了又想，只能坐在台阶上喘气，害羞地看着我。

我走上前去，和他坐到一起，两个人都在气喘吁吁，小小的战争宣告结束，我们迎来了温情脉脉的时刻，不知道何时起，他变成了个听话的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似乎含有满腹委屈，但他已经不用伸冤，刹那之间，我全都了如指掌：无论怎么变着法子和我赌气，他其实都是在寻找生机，他只有弄出声响，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只要他觉得有人注意到他，他就是快乐的；写诗也好，熬夜看电视也罢，这些都是他喝下的药，这么说吧：因为近在眼前的死，我的亲爱的祖父，正在认真而手忙脚乱地生。

与此同时，这些天，我在寻找一个失踪了的朋友，正是他，在八年前告诉我：如果人生非得要有一个目标，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彻底的失败。他说到做到，这些年，他辞去了工作，一直没有结婚，偶现江湖也是一闪即逝；半个月之前，他当年的女友在江苏的某条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突然泪流满面，打电话给我，拜托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

这下子好了，为了找到他，我一个星期打了比往常一个月还多的电话，参加了好几个形迹可疑的聚会，不断有人宣称知道他的消息，但是，每次当我喝得酩酊大醉从酒吧里出来，他仍然作为一个问题悬在我眼前。应该是在长江边的苏荷酒吧里吧，我突然有一种错觉：我怀疑我的朋友并未真正离开，说不定，他就躲在离苏荷酒吧相距不远的地方打量着我们，就像村上老师的名言，“死并非在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

“向如此更新的世界告别是心酸的，”米沃什说，“他羡慕着，并为自己的怀疑羞愧。”我相信，对于米沃什的话，我的祖父一定深有同感；但是在我的朋友那里，这句话应该反着说，至少应该把心酸换作无谓二字，这么多年，他像一个生活在魏晋或者唐朝的人，我当然不至于将他看作是我们时代的嵇康与孟浩然，但他的确已经将生活看作一个玩笑，然后，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在许多时候成为一个笑料，所谓“梦中做梦最怡情，蝴蝶引人入胜”。是啊，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进入酒吧，进入电视和报纸，另有一个人，他的目标为什么不能是离开、接连不断的离开呢？

言归正传。好说歹说全都没用，昨晚，在火车站，祖父拒绝了我的护送，一个人坐上了回去的火车，归途中，我突然想起了海子的诗，也想起了我连日来遍寻不见的朋友，正是他当初借给了我海子的诗集。苍茫夜色中，我的祖父和朋友都在人间赶路，上升的上升，下降的下降，坐车的坐车，徒步的徒步。

一如海子所说：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对不起，亲爱的祖父，我可以将你说成一株青稞吗——你听我说，今夜的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把信写给埃米莉

我要说起你了，埃米莉·狄金森。就在昨天，我结束旅行，坐火车回家，在山区小镇寒伧的候车室里，我看见了一个哭泣的中年妇女，还有她沉默的女儿。我并不知晓她们被搁置在了什么样的难处里，但我大致还是能明白中年妇女的哭泣：生而为人，谁能逃脱这些哀恸？无论何时，我们身外的世界里一定有人在流下眼泪，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后来，我和她们一起上了车，几乎算得上是邻座，因此，一路上，中年妇女的痛哭声始终在我耳边萦绕不去，反倒是哀戚的女儿，就像是接受了已经降临的悲苦，确切地生出了不得不的淡定，替母亲擦去眼泪之余，她就靠在窗子边上看书，埃米莉，她读的是你。

假如你是我想象过的那样——你不在阿默斯特的坟墓中，而是就在我的生活里——你应当都看见了：十几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读你，许多次，当我也陷入悲苦，无论是在手术室外，还是在送葬途中，我像救命稻草般攥在手里的，全是你的句子。那么多人，或是轻微的不屑，或是径直的嘲笑，多半都会如此相待于我的十几年读你，但是，如此甚好，我偏要过我的独木桥：最好没有一个人读你，如此，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好。“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把门紧闭，”你早就说过，“ 她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

关于我和你的遭逢，它一直都是记忆里最突出的部分：十七岁的暑假，作为一个多年如一日的差生，我对学校生涯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尽管到了后来，机缘转换，我重回了学校，但是，暑假一开始，我还是兴奋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前往一个偏远的税务所，就此成了收农税的临时工。有一回，我路过水库边上的铁匠铺，遇见了铁匠的女儿，这个远近闻名的老姑娘，终日幽闭不出的乡村语文教师，竟然跟我谈起了诗歌，谈论的结果，是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埃米莉·狄金森”这个名字，受了她不少奚落，当夜，我就赶回城里，直奔新华书店，买回了印着你名字的三本书，它们是你的诗歌、日记和书信。

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八月、青春和桃花源，埃米莉，我接受了你，不不，是我疯魔了你，我带上税票，骑着自行车走村入镇，经过了河渠和簇拥的灌木，经过了果园和月光下的玉米田，你的声音响起了，它们不光是一直在我身体里翻滚却说不出来的话，甚至是眼前万物的画外音，你说：“一颗小石头多么幸福！在不经意的朴素里，把绝对的天命完成。”你还说：“为每一个喜悦的瞬间，我们必须偿以痛苦至极，刺痛和震颤，全都正比于狂喜！”你都看见了：在那荒僻小镇，除了把幽闭不出的老姑娘想象成了你，我只差没把铁匠铺看作尖顶教堂，我也几乎将绵延的菜地都看作了阿默斯特的玫瑰园。

——谁能告诉我，这平常的所见，为什么横添了从未见识过的奇幻和庄严？到头来，我还是要去你的诗歌与书信中寻找答案：“我的伴侣是小山和夕阳，他们全都比人类优越，因为他们懂事，但却并不诉说。”

你知道，我总是在失败，即使是在异国的东京，也没有例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走了那么远的路，胆子都被吓破了，这便是我远渡重洋和手足无措的十九岁。总是在下雨，我又总是迷路，而且，不管我还在种满了山毛榉的分梅町住多久，落荒而逃都已经成了定局，接连搬家，签证过期，卖假电话卡混一口饭吃，这些，都成了定局，所以，趁着还有饭吃，我干脆下定决心：不再出公寓一步，画地为牢，再把牢底坐穿，以此证明自己的彻底无用。

但是，慌张和恐惧，全都如影随形，我根本不可能赶走它们，幸亏有了你，埃米莉，一本诗歌，一本书信，一本日记，它们都快被我翻烂了，我恶狠狠地读着它们，就像初入佛门的沙弥，睁眼便有万千勾连，还是赶快将双目紧闭，让经文拷打身体，最好是着火，烧遍五脏六腑，说不定，火焰里还能滋生出些微算得上安慰的谵妄：既然你的孤绝与艰困我能明白少许，那么，是不是说，有一天，我也能像你一样，用书写驱赶疑虑与不安，用书写将自己的一生都圈禁在中意的囚牢里？果能如此，我现在就不用再沦于羞愧，因为那根本就是我的福分。

解脱竟然来得如此容易，而你也竟然无处不在：这是有了你的困顿和流离，这也是有了你的秋叶原和武藏野，我是真正有了你的我。自此之后，无论是被房东赶出了门，还是宿醉之后的不知身在何处，它们全都有了出路：一个念想诞生了。这念想，是从天而降的崭新的肝胆，却也不要忘了，时刻怀抱自己的虚弱与无用，埃米莉，如你所说：“我就像一个路过坟场的孩子，因为害怕，我唱起了歌，先生，这就是我的写作。”

实在是，人人都需要一个埃米莉，别管她的姓氏，是狄金森，还是赵钱孙李，只要她是埃米莉。把信写给她，她再回信给你，那回信里有她的呼救声，更有她赐还回来的奇迹。假使你站在垂危亲人的床榻前，她说：“死亡就像大众一样，它们都是我无法驾驭的。”又或者，你在上司的责骂声里无地自容，她说：“正因为你先使我流了血，所以，香膏才显得弥足珍贵。”还有更多失望的时刻，因为爱与不能爱，因为生与不能生，我们都没能等到那个跪求的结果，还好，有她的声音传来：“假如它属于我，我不能避开它，假如它不属于我，我还在追逐中空自度过漫长的一天，这样，我的狗都会嫌弃我。”

而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你？容我暂做使徒，对旁人说起你的名字，不为布道，为的是，一旦落入虚空，我就要磨洗我的功课：埃米莉·狄金森，1830年降生在马萨诸塞的阿默斯特小镇，二十五岁那年，她抛弃身外世界，就在自己的闺房里，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闭门幽居，即使家人也只能隔着门缝和她说话；一生中，她只穿白裙，在她眼里，世界上最庄严的事情，就是“一身洁白地去见洁白的上帝”；她疾病缠身，时常被眼疾所困，有许多年更是深陷于精神错乱；爱过几个男人，但都没牵过手，就连让她在数年里摧心碎骨的那一个，终其一生，也不过只跟她见过寥寥几次面而已；写诗，写信，写日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但她却并不愿意让人知道，她将它们深藏在直到自己死去才被妹妹发现的箱子里；1886年，她辞别人世，葬礼上，她仍然身着白裙，“没有皱纹和白头发，难以言说的安宁”。

我还要说起你，埃米莉·狄金森。对于我，皱纹和白头发定然会不请自到，可是，我想知道，活在这劳苦的尘世，究竟要踏上怎样的一条道路，才能获得“难以言说的安宁”？如你所知，我来到了此时此地，此时是青春已然结束、繁缛的中年掀开了序幕；此地也不再是月光下的玉米田，而是厨房、菜市场和怀抱病中的孩子朝医院奔跑的路上。就像石头渐渐露出水面，这一场生涯正在显露它的原形：医院里忍气吞声，酒宴上满面堆笑，历经多年折磨，我也终于学会了那些别人爱听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再也不心惊胆战；可是，那个害羞到怯懦的人去了哪里？不管是置身在小镇的灌木丛，还是踟蹰于东京的电车站，那颗都要在微光里攥住一点碎末去疯魔的心，它去了哪里？

再说一次，埃米莉，幸亏有了你。要么是在无由的焦虑之后，要么就是在早晨起床后的悔恨里，我再开始读你，恶狠狠地读你，并没有花去多长时间，很快我就重新确认了：自从与你遭逢，你投射的光影，还有发散的福分，它们都不曾将我背弃，这福分虽然像真理一样缄默，但它始终都在，不过是我多年的厮混将它拆成了碎片，现在，聚拢魂魄的时候到了，这魂魄不在他处，就在奔跑途中，就在责难声里，是的，一如既往，它仍然是、从来都是我们的虚弱与无用——“一旦被黎明或晚霞的景色所吸引，你看，我就成了美景中唯一的袋鼠了，多么奇怪，美景对我已经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这苦痛，不止是弃世和自绝，也可能是打字机上的酸楚和办公室里的痛哭，但它们都是苦的；这美景，不止是埃米莉的黎明或晚霞，也可能是我们亲人的大病初愈，但它们都是美的。

我们只能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我们只能亲近这里，而不是跪拜在那里。

闪电般的指引，不是锦上添花，是让我自己开出花来：脱落迷障，减去道行，站在疑难、困顿和窘迫的这一端，重新回到弱小和羞怯的阵营，举目四望，是厨房，是菜市场，是病床，但它们恰好就是我应该继续潜伏的战场，将它们放在阿默斯特，它们只怕全都是埃米莉的闺房，闺房里有深渊和暴风，但它首先是黄金与白银般句子的温床。我此刻踏足的，即使只是一条夜幕下的中年的绝路，你又怎么知道，走到最后，那回不去的八月、青春和桃花源又将扑面而来？

埃米莉，你一直在这里：晨昏有别，你在黄昏里；狂喜与痛苦有别，你在痛苦里；在所有庞大物事对面的阴影中，你就端坐在那里，等浪打来，再等浪尽，绝非认命，而是清醒。我曾经走开了，现在我又要走回来，像你一样，在面包屑上看见盛宴，用蜜蜂、三叶草和白日梦缔造一片草原，假如奇迹和造化前来敲门，我只能像你一样：“握住你从黑暗里伸过来的手，然后转身走开，因为我说不出适当的话。”

——是啊，人人都需要一个埃米莉，把信写给她，她再回信给你，当你披星戴月，她说：“水手不能辨识北方，但他应当知道，磁针能够做到这一点。”当你心有余悸，她说：“要用娓娓动听的言辞，解除孩子对雷电的惊恐，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人们会失明。”当你在春风和白雪里双双失足，想掉头而去，却欲罢不能，她又说：“车辇停在她低矮的门前， 她不为所动，皇帝跪在她的席垫上，她不为所动，她从众多的人口里选定了一个，从此关闭心灵的阀门，就像一块石头。”

别管她的姓氏，是狄金森，还是赵钱孙李，只要她是埃米莉，只要她的回信能够送到我们手里。要是没有她和她的回信，我们在狂奔中如何落定？我们在瘫痪中如何起身？我们又如何才能劈开自己，从体内的黑暗里拽出躲藏着的另外一个、甚至是千百个我？可是埃米莉，这么多年，你都看见了，“假如我要感谢你，”就像你说过的，“我的眼泪就会涌出来，使我说不出话。”

羞于说话之时

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但是，却也爱恨交织。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害羞是什么？有人说，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美国人杰罗姆•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害羞竟然无解，难怪它席卷、裹胁了如此多的人群，“甚至害羞还没有来，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心脏狂跳，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杰罗姆•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

不不，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这是病，是必然，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明月正在破碎，花朵被露水打湿，抑或雪山瞬间倾塌，穷人偷偷地数钱。所有这些，它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却与挫败无关，与屈辱无关，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偶然的美和死亡，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它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必然去爱，必然去怕，必然震惊，必然恐惧。

所以，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更加徒劳，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夺目的夕光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祗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它们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足足有二十分钟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摩尼刚刚来过，又才刚刚离开，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光，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地存在，如此，当我们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

是纪念碑，不是一口口的井，如若是井，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那便是执迷，乃至是喧哗，害羞不值得供奉，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它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也就不存在奔你而去的役使和阉割：梵高害羞，在星空底下乞灵，求神饶恕他的罪，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一边迷恋刨花的香气，锤子的敲打声，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他的拒绝也是几近凶残；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说起这个人，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因为害羞，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火山的爆发，星云的漂移，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非如此，便恶狼般不肯放过自己。

我一直记得这一幕：香港电影《蝴蝶》里，名叫小叶的女孩子和名叫阿蝶的成熟女人并肩前行，空气里流动着情欲，因为青春总是容易叫人有恃无恐，小叶的挑逗几乎算得上蛮横，使得阿蝶的羞怯愈加突出，甚至引来了小叶的嘲笑，但是画面一转之后，在浴缸里，当真实的鱼水之欢上演，小叶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却原来，她才是被挑逗的那一个——害羞不光只是手足无措，它也可能是一副挂在墙上的卷轴画，掀开它，墙壁要轰隆隆作响，一个辽阔的、崭新的洞府就在眼前。

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必须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革命时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切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可是，天分四季，月有阴晴，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在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更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是增添爱欲，它便越是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上中学，几何课上，我走神了，往窗外看，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我盯着她看，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而且越来越烫，从此以后，只要有人盯着我看，不管男的女的，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

——实在是悲伤的事，到了这个地步，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它是病，是逆风执炬，必有烧手之患。我也是。“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十几年下来，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而且记得越来越牢，到最后，它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我先是饲养它，又再被它反噬。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粘附得越紧：说话的声音，翻动书页的声音，乃至碰杯的声音，都要小，都要轻，不如此便不能放心，日渐加剧之后，它便成了病，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实话说吧，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唯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说到底，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了我的骨髓：什么是写作？它就是写，沉默地写，不见天日地写，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但我不说，自然有人会说，说桥段，说转折，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轮到我说了，我几乎已经心如刀绞，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我每说一句话，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抢先落入水中。往往说到后来，巨大的虚无感降临，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时，也背叛了写作，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神秘、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写，就先说出来了，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

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期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指鹿为马，只把杭州作汴州。或早或晚，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既然结局已定，我们越往前走一步，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而得救还遥不可及，我们仍须丢弃害羞，去争吵，去斥责，去辩论，去滔滔不绝，唯有经过了这些，安静下来，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这才害羞，这才说不话出来；事实上，时代变了，你我也变了：世间照样存在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也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间隙，我还是想念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沤。”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重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一段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沤，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结实实地落入了井中，就像十几年前的那列火车，它没有停，穿过太虚国度之后也没有停，一直开进了我此刻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发现、遭逢和流连羞于说话的时刻，我就可以拿它们作为车票，不断朝前走，一直不下车。

譬如几年前在祁连山下。半夜里，道路塌方，数百辆车全都堵在了一起，我下了车，在山路上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群哭泣的羔羊。却原来，卖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进城里，怕时间来不及，于是，便寻了一块空地开始了屠宰。天上的星辰伸手可及，青草的香气在旷野上飘荡，香气里，又夹杂着血腥的气息，数十张被剥掉的羊皮就摊放在公路边，也摊放在待宰的羔羊面前，它们除了流泪，甚至都不敢不踏过血污，走向屠宰场的中心，但它们全都在流泪，月光寒亮夺目，我看得真真切切。

终究有一只羊发出了哀鸣，其后，暂且还拥有性命的羊羔们全都一起哀鸣起来，而月光照样寒亮，青草的香气照样飘荡，此时让人羞怯的，不是美景，而是生死，但，在生死的交限，我，羔羊，乃至杀羊的人，却都是无能的，我们既不能叫月光黯淡，以匹配死亡，也不能叫血腥之气消散，以抵御哀伤；不仅如此，就算离开这里，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长街和小巷，穷途和末路，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变得更加无能，一如那群羔羊，哀鸣不能使它们离开死亡，反而让它们离死亡越来越近：我，我们，竟然置身在如此乖戾的一场生涯里。不自禁地，我又想起了那句话：“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只是这一回，要再说一次：让人害羞的，说不出话的，不再是美景，而是生死，是面向生死的无能。无能的羔羊和屠宰，无能的月光和青草。无能的八千里路和十年生死两茫茫。

又譬如更早一些时候。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一行几人，买了足足三辆车的食物和药品，穿州过省，去往了距离汶川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县城。可是，当我们躲过了一路的余震、塌方和随时从山顶崩塌的碎石，终于赶到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我接连去了好几次官员们办公的地方，但是，每次都被推说人手不够，没有人帮助卸货，即使卸了货，也要自己负责看管，而另外一边，却不断有受了灾的人来到我们的车辆边求取药品，如此，我的心里便生出了怨怒，横竖不管，开始就地卸货，再给那些陆续涌来的人群发放药品。

没想到的是，来了一位官员，不光横加阻拦，还要喝退求药的人们，说是赈灾货物非得要统一发放不可，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再也无法忍住横冲直撞的怨怒了，我拽住他，跟他动了手，对方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叫来几个人，追着我往四处里跑，越是往前跑，我就越是怒火中烧，终于停下了步子，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准备迎过去，我偏要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

终究没有。我不仅没有跟他们继续殴打，而且还迅速地、满面堆笑地跑回去，向那个官员认了错，然后，一刻也不停地，搂紧了他的肩膀，叫他再不要出声，他似乎也被这突至的亲密吓了一跳，懵懂里，竟然变得顺从，之后，再顺着我的指引，跟我一起看十步之外的景象：一个孩子正在捕捉萤火虫。月光下，蟋蟀在轻轻地鸣唱，灌木丛随风起伏，一个孩子的手正在离萤火虫越来越近。但是，这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孩子却只有一只手。如果盯着他看一会儿，甚至能看清楚他的鼻青脸肿，这自然都是地震带来的结果，除此之外，地震还带走了他的另外一只手，现在，这仅剩的一只手正在从夜空里伸出去，越过了草尖，越过了露水，又越过了灌木，正在离那微小的光亮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当此之时，言语是有用的吗？悲伤和怨怒是有用的吗？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

——亲爱的，如果它们都不能让你羞于说话，那么，你就是可耻的。

朝南阳台 2015-08-23 08:4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