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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编委、《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等职。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参与编写专着8部, 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态学教科书《植物生理生态学》。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满酸甜苦辣。

　　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进行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清咸丰至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无人问津？

　　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护，30年后古松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映呢？他长叹一声，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吗？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后来《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树。如果仅调查就好了，在调查之前避暑山庄管理科长先是将韩志兴叫去“训”了一顿。原来他们两人早就有隔阂。科长责问写文章的人是谁弄来的，为什么不经过他同意？避暑山庄的事情一个毛孩子管什么？不要让他在这里做论文了。

　　幸亏韩高工顶住了，我才没有被轰出避暑山庄。管理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专门抢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这是后话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二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空气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吗？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当年参加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义。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是我们所做的4万亩试验中的一块区域。

　　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的：绿草已经齐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呼合，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会高兴地告诉大人他的发现。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

　　我更加坚定了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理念。从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写文章、上电视，宣传这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反对在草原上造林这个投资大、见效小的流行做法。一个蒙族中学生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科普与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学术演讲与科普宣传。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和“借助自然力”恢复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

　　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刘鉴强、曹筱凡的访谈文章“自然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

　　在这次访谈中，我指出：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我说，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

　　而对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我坦率地表示：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至于造防护林这样徒劳无益的事为什么还在继续，我觉得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读了该文后，对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万本太做出批示，请几位着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给国务院领导写个建议，对工作可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内蒙古院士专家生态考察团”对我负责的浑善达克巴音胡舒嘎查连续5年的生态恢复实验进行现场考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等现场考察了试验效果，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研究所的这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生态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周末》文章发表后也得到了另外的反响。有关领导看到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某领导问某县副县长。该县长与我是好朋友，他还以为领导要他打听一个“名人”哩，忙不叠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 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恨他。我在这里说了“中学生”的话，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关注怒江水电被人砸“砖头”

　　2006年3月4日,《新经济导刊》评出2005年度“十大环保风云人物”，我和刘建国出现在所谓“风云人物”名单中。这是因为刘教授“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我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我们的参与，他们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有人这样写道：“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参与到怒江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争论中，与刘建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错误是相似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刘建国介入中国宏观环境研究领域，动机是显然的——这一领域很热，借此扬名后会拿到更多项目；而蒋高明进入非专业领域，我想还是他的公益心，因为他无利可图。但他们的错误的确也是类似的——蒋高明没有起码的水电技术常识，甚至像汪永晨一样分不清基本的电力计量单位。所以，尽管他以学者身份严谨介入争论，但屡屡让方舟子阵营的若干人士当众揭穿其外行身份。”

　　这话说来很长。参与怒江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参加了由北京水电科学院委托的项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项目主持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博士，我负责陆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项目费用是8万元，是属于“使了人家的钱”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着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围绕怒江水电工程引起的土壤损失问题。一派意见认为，六库以上，土地淹没比较小，地质条件比较好，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建议考虑生态移民，将坝修得高一些，水能资源多利用一些；六库以下，耕地较多，尽量减少一些。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如果是十三级都上（就怕开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因此水电与生态的权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问题，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建议一定要控制坝的高度，将土壤的损失控制在几十平方公里以内。宁肯牺牲一些“水电”利益，也要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态系统。

　　怒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水电脱贫、世界遗产、珍惜濒危物种、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可见怒江水电开发决策的难度之大。日前，有关单位已决定要上怒江大坝。这里我要坚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实，反应不同的声音才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负责，为后代着想。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只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蒋高明 2013-08-20 10:4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