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时间 绘图/邦乔彦《穹顶之下》触动了多少人？能对治理雾霾问题起多大作用？这都不好说，但是这样的片子总能让我们去思考些什么。以下是一位普通记者想说的话。做一个记者该做的by职烨在我三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朋友圈被一个女记者——柴静刷屏了。有人在微博上统计，“《穹顶之下》早上10点推出，截止晚上20点13分统计，优酷401万，9088条评论。腾讯2620万，32760条评论；搜狐76万，172条评论；乐视305万，36条评论……一辈子做这一件事足矣。”我看了完整的两遍视频，最开始是不经意得打开，之后是震惊，随后坐立不安，整个晚上都辗转难眠。我2005年开始做记者，到今年刚好是第十年。作为一个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志愿就是当记者的人，我的职业曾经一直是我引以为自豪的。这个片子深深得触动了我——柴静做得很棒，她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她做了许多记者想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我从业的这十年，所有人都看到了，传媒业在走下坡路，记者不再是从小以为的“铁肩担道义”的形象了，他们成为拿红包者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成为公关公司的软文写手，这个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变成了众多职业中的低层次。作为其中的一员，心中一直不是滋味。尤其是这几年，我自己反复犹豫过，是不是到时间下决心，彻底离开这个行业。2005年，我刚刚进入报社。我写的第一个深度报道是在火车站发现一个河南来的10岁男孩，他不乞讨不偷窃，靠帮人在火车站拉行李每次三元挣取自己的生活费。我在火车站待了一个月，每天观察这个男孩的生活，也从而得以窥见在火车站这个鱼龙混杂的小世界里，一大群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报道出来之后，有许多读者给这个男孩寄来钱，希望他能够回去好好念书。当时，我和摄影两个人，带着这个小孩带着大家的捐款，将他送回老家河南省的南阳市。南阳市的市委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当地的电视台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来了很多记者跟踪拍摄。政府的人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招待宾馆里。到达南阳市的第一餐，我就震惊了。宾馆的边上就是一个高级餐馆，说它高级是因为充满了那种小城市想当然却审美低劣的奢华——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欧式沙发和座椅，全部都是包厢，包厢里的圆台面是我当时见过最大的，桌上已经摆满了菜，还有三瓶五粮液。我们只有两个人，一进屋就被迎入主位，当时陪同就餐的有市委办公室主任、主任秘书、司机，当地福利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司机。而我们一坐下，他们就把桌上的前手臂长的桂鱼转到我面前，让我先喝三杯，以表示对我们从上海来的“大记者”的尊重。那一年，我刚毕业，只有22岁，扎着马尾辫，就是一个小姑娘。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摆排场，什么叫做三公消费，那些人各个都大腹便便，他们喝光了桌上的酒，他们每天都要喝得醉醺醺才回家，几乎不和家里人吃饭。我记得那一家类似于政府招待所背景的豪华餐厅，有整整四层，是北方那种三面都有裙楼的环抱式建筑，每一扇窗户都是一个包厢，每一间包厢都灯火通明——有一张大圆桌，桌上铺满贵菜，放着很贵的酒。那个小孩从小长大的村子让当时的我落泪。在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偶尔去外地也是去山水风景不错的地方旅行。我第一次切实得看到什么叫做贫穷，土墙、土床，除此以外，连一张木椅子都没有。村子外面都是光秃秃的土路，没有遮挡的卡车呼啦啦得开过去卷起的尘土叫人睁不开眼睛，整个村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都很脏。男孩的爸爸在他十岁时被人砍死了，妈妈是一个严重智障人，生活在福利院中，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孩子，男孩还有一个妹妹，生下来就是雌雄同体的双性人，现在也收养在福利院中。爸爸被砍死之后，没有人照料自己的起居，男孩就扒火车一路来到上海，他听说上海是大城市，可以养活自己，于是他就留下来，直到我发现他。我当时突然意识到，这个作为随机样本的家庭也许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并不是极少数或者偶然，在后来许多年的采访中，我发现这些很穷很穷的地方，那里的人得很严重的病，并没有钱医治，更不要提什么教育。我们去了那一家福利院，同样都是简陋的砖房，残疾人的比例很高，他们很多就坐在外面的土地上晒太阳，看上去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那么坐着。福利院的院长和办公室主任在我们采访的全程一直贴身跟随，他们有两辆车，有两个司机，每次吃饭司机都会陪坐在场喝酒，没错，我们被安排每天吃三顿饭，每天从早上开始就有五粮液放在桌上。这个故事后来有一个很无奈的结局。我们送男孩回去时，让福利院的人在村里给男孩找一户监管人家，每月将钱款打入这家人的账户。钱打了一年，男孩后来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他说他后来重新跑出来了，因为那户人不给他吃东西，他每天都很饿。我当然打电话去问是怎么回事，那个监管人是福利院的人帮我们落实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福利院的职工，我们汇去的钱大部分都交给了福利院，并没有真正用在这个男孩的身上。我们打过几次电话，我甚至自己掏钱回去那里重新落实，同样是豪华的接待规模，令人瞠目。我们当然发过火，我们后来拒绝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在我们住的招待所门口等着，我们一下楼就跟上来，几乎是贴身跟随——我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的开端。那一年我去了四川的大凉山。我们的摄影老崔是个热血的理想主义者，98年他去大凉山采访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人太穷了，那里的孩子都没有书读。老崔自己掏钱给孩子们捐款办学校，他每年回去一次。那一年他带我同去，我们发现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关着门怎么都不肯开，后来我了解到因为她和弟弟两个人只有一条裤子，弟弟穿着裤子出门了，她就光着屁股在家里，没有办法见人。就在前年，我和同事去了云南的高黎贡山，当地的少数民族窘迫到什么程度，女主人当着男主人的面要求跟我的男同事“睡一觉”，她说，“给我20块就可以了。”他们一年都没有看到过什么现金，难以置信是吗？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我所在的报社是上海的一家以消费、娱乐为主的都市类休闲报纸，以行业内的标准来看，我们这个层面的记者所能接触到的事实非常有限。我曾经有几次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样的核心媒体人员一起采访，能出来与他们对话的人物显然更加重量级，他们的采访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他们也更有机会通过平台更接近事实的中心。但即便是这样，这些年，我还是看到了许多许多无法写出来也无法说出来的令我心中憋闷的事情。柴静在这个片子中触及到了很多敏感的问题，环境问题这些年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健康，而藏在后面的垄断、腐败、监管法律的缺失、执行的问题，都有了切实的触及，而且有确凿的数据和证据支撑。作为一个一线的采访人员，我知道她没有夸张，但是怎么办呢？我一度非常绝望，不知应该从哪里开始改变，一个人又可以做些什么。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就去了北川采访。看到了什么？我当时写过一组报道，写下的采访札记得到那一年的全国报人散文奖的首奖。一年后我重新去采访，当地已经造起大量的簇新商品房，原本务农的农民都开始搞起了旅游，到处都是拉着横幅的灾难游。我的作家朋友阿来先生是一个藏族人，他说北川县城重建的时候，他和很多专家一起被邀请去参加座谈，许多人提出这个地方不适合重新搬回住人，但是建议被采纳了吗？没有。那些不建议造房子的地方盖起了大片的商品房，那边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大笔的赈灾款项，许多羌寨民俗园被建起，阿来说，羌族的房子才不是这样，那些也不是羌族的文化，都是假的。这样的东西全国各地都是。08年我去龚滩采访，因为要建设乌江水电站，这个存在了近千年的绝壁上的古镇要被整个淹掉，当地的村民已经搬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像当年三峡的居民一样要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坐在当地人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喝茶，脚底下就是碧绿湍急的乌江水，那家主人有点不舍的，“虽然我们拿了几万块，但是还是不想离开啊。但是没办法呀。”后来呢？后来龚滩当然被淹了。再后来，在边上簇新的水泥地上，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新龚滩，是国家级风景区，收取门票。当时跟我一起去采访的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他去了一次新龚滩，他给我发来了那些仿造的吊脚楼的照片，说实话，看了真的挺想骂人。就在上个月，我去成都采访。当地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一个上市公司，在成都郊县的老君山风景区投资了一座现代美术馆。请来日本知名设计师隈研吾建造，花了多少钱我没有调查。但这个建筑面积3500平米的房子四面通风，挂满瓦片，相当前卫，却只有400平米可以作为美术馆的展厅。许多建筑系的学生专门去参观这个观念性很强的建筑，但美术馆布展的工作人员却说，这太难了——展厅面积太小，无法施展；运营成本又太高，空调无法打足能耗巨大，整个报告厅像个冰窖。当地的百姓不理解这座建筑是干嘛的，只觉得外形看起来是一个棺材。我当然不想评论这个建筑本身怎么样，只是原本风景秀丽的老君山如今漫山遍野都是簇新而无人居住的别墅群，我站在那儿，只觉得心痛。说实话，作为一个最普通的记者，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写报道吗？然后呢？真的有用吗？会有改变吗？这几年我时常觉得自己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写需要我写的无关痛痒的文章，与当初的毕业时意气风发想做的事相差甚远，我常常在夜里反复思考，为什么还在写，为什么还没有辞职离开。但柴静的这个视频，她在这一年里做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很多人觉得最后的结尾部分很无力，是一种徒劳，但不管再怎样微弱，至少她做了，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是有问题的，让更多人的人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人如果从自己出发的话，应该要往哪里走。作为业内人士，我一直不是很赞同柴静作为一个记者的工作方式。因为她习惯性将“我”放在最前面，这从我们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值得商榷的。优秀的记者应该隐身在现场，尽可能多得减少主观介入的成分，记者并不是明星，他应该是一个记录者和旁观者，过多的曝光度可能会影响或者去削弱你在现场获取到的信息。但是这一次的雾霾报道，她的个人影响力应该说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如果不是“她”在镜头前讲述，可能关注度不会那么高，传播速度也不会这么快，她做这件事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而共同督促政府做些改变，哪怕只有一点点。我是一个常常会被负能量笼罩喜欢抱怨的人，西西弗推石头般的徒劳感与绝望感常常笼罩我，最终导致什么都不做只是自怨自艾，但这个片子让我意识到即便是最小的努力，如果所有人都一起做，也许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变。片子中有一句话让我几乎涌出热泪，“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这样活着。”为这位勇敢的记者点赞，她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
抵抗时间 绘图/邦乔彦
《穹顶之下》触动了多少人？能对治理雾霾问题起多大作用？这都不好说，但是这样的片子总能让我们去思考些什么。以下是一位普通记者想说的话。
做一个记者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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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烨
ONE·文艺生活 2015-08-23 08: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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