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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跟中国人口唇期心理特征有关。西方的心理学经过研究，发现人的人格成长有两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他的嘴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判断一切的。能不能够去吃？这就是判断的标准。能吃的就是好的，不能吃的就是不好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说话还在说“吃亏”、“吃苦”之类的话。这是一种幼儿和世界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肛门期。发展到肛门期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儿只知道吃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可以让他吃的。如果这个世界不让他吃，他就又哭又闹，但是后来慢慢开始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只供他一个人吃的，他还要对这个世界有所谦让，有所贡献。什么时候他才知道呢？从不让他随地大小便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开始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的，他必须要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则。他要想征服这个世界，那就必须有征服这个世界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唇期的阶段，所以，他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判断就是：有用没用？有利没利？爱、信仰和美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是很不屑一顾的。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个不能吃。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还在说的话，我们就很不能理解，他们说：民主能当饭吃吗？但是当西方人进入肛门期的正常的人格以后，他就知道了，不但要追求有限的资源，而且要追求无限的资源，比如说：爱的资源、信仰的资源、美的资源，它们都是无限的。但是这个资源才是一个人真正要追求的。由此，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美感和快感无法分开的原因，就是因为始终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停留在了口唇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快感的水平上被理解，从来就没有被提升到美感层面。最典型的就是美貌。在中国，美貌往往没有上升到美的阶段被欣赏。美貌是什么呢？美貌是性的理由，而不是审美的理由。所以，在中国，美貌和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在那些文化水准很高的文化人的心目当中，美貌也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可以让所有人欣赏的美的对象。相反，它却是一个性欲望的最佳理由。因此，美貌也会作为误国的象征。我们中国人说“倾国倾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美貌当成是一种性的快感的最佳理由，那么，它当然只能被个别人占有，不可能被全民族所欣赏。例如，美貌往往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被集中在帝王的手上，而帝王的政权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就会转过来把罪责推在美貌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中国美学“红颜祸水”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可是你看一看西方的特洛伊大战。西方人为了一个美女打了十年，十年以后，这个美女在一天早上走到阳台上眺望的时候，被下面两个特洛伊老兵看见，却赞叹说：我们为她打了十年，值得！这是为什么呢？西方人在欣赏美貌的时候已经从快感提升到了美感，战争是有罪的。但西方人却没有把战争的理由归罪于美。而中国呢？中国的杨贵妃跟安史之乱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其实这都是很难讲的。但是，我们把战争的罪责都放在了杨贵妃身上。这，正是中国人的“美无能”。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能力太低，所以，在他解释历史的时候，往往因为因此而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生活里根本就容不下美感。换一句话说，生活中的中国人实际上没有美感，而只有一些生活趣味，所以，要不然就是性压抑，比如说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看作圣母，到了安徽，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些贞女牌坊。那就是中国男人的性压抑的结果。炮制了很多完美的女性来崇拜，恰恰说明中国人的“美无能”；要不然就是性宣泄，比如说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看作妓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男性去看《金瓶梅》的时候所看到的。其实，《金瓶梅》里的那些女性，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非常正常的女性。比如说，你把你的镜头放到一个县城，放到一个乡村，你就会知道，最普通的、没有什么远大理想、连文化也没有多少的中国妇女，她就只能这样生存。她在一个非常闭塞的小县城，除了想办法争取跟丈夫搞好关系以外，她除了用自己的身体来争取和自己的丈夫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之外，她还有任何的追求、还有任何的武器吗？没有啊。所以，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中国最普通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故作高雅。其实，很多、很多中国最一般的家庭，它就是这样生活的。你现在看看电视上很多家庭闹起纠纷来，都是为一些很琐碎的小事，就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去批评《金瓶梅》。因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金瓶梅》的社会，我们也还是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所以，尽管——我一定要强调——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里是有爱情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就没有爱情——尽管这个爱情往往是中国特色的，那是对我们两千多年的文明不负责，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在进入美学与文学以后，中国是没有爱情的。中国的文人没有审美能力，生活里好的东西他总结不出来，生活里坏的东西，他倒是津津乐道。这是我们中国人在审美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人特别不爱看的其实是爱情，特别爱看的是偷情。为什么呢？我们对于生命的压抑是从对于性的压抑开始的，再美好的感情也被我们看成了淫荡。在这种情况下，性的满足就必须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性的满足就必须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因为他不能够把性快感上升到性美感，怎么办呢？就要采取一种强刺激的方式。这种强刺激的方式只能用一些意外的东西来刺激他。中国小说、词赋里之所以写偷情都写得很好。道理就在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小说里写的性虐待，包括在《金瓶梅》里也有性虐待，我们往往不理解，我们觉得：啊，西门庆这个人很坏，潘金莲很坏，用这种方式来讨好西门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真实，尤其是性生活的真实。《金瓶梅》只是揭开了中国两千年的那个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你看到了中国人在性的方面被扭曲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的性快感没有向性美感转化，所以，他为了不断地加强性快感，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扭曲为性虐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美学是有问题的。再比如说，在生活里，中国男性都是喜欢看美女的，但是在中国美学里呢，从来就不承认美女是美。一说美女就是“倾国倾城”。那个“倾”还要念成“坑”——“坑国坑城”，大家才知道，美女就是要祸害国家、祸害民族的。再比如说美酒、美食。中国人讲究吃，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很奇怪，在中国的美学里，美酒和美食从来不被美学承认。我们总是说，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铺张浪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食”的快感上升到美感。所以，孔子强调“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在理论上他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现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干部要艰苦朴素，但是在中国，你能举出几个干部艰苦朴素的例子呢？在美学上都是“一箪食，一瓢饮”，但是在生活里呢？都是“酒囊饭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在美学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美的需要的压抑导致对于快感纵容的享受。也就是说，在生活里我们对快感是纵容的。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性快感的纵容，身体快感的纵容，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中国美学的本来面目，你不要再倒过来批评他，《金瓶梅》最大的真实就在于它揭露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孔夫子说的中国人，庄子说的中国人，包括《西游记》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说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我坦率地说，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上次我跟大家说过，《三国演义》里最真实的有一句话，可以放到《金瓶梅》里的，就是“一日操醉，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第16回）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个曹操是个很真实的存在，他不再是一个整天祸国殃民或者整天忧国忧民的存在了。

说到这里，相信你们已经产生了困惑。你们肯定会说：不可能，中国不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美吗？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见的美大多都是不真实的，都只是为了掩饰应该看到的美。比如说，中国人应该看到的美是什么呢？身体的美，也就是说从快感上升到美感的那个身体的美，但是我们中国人却永远要掩饰身体，中国人突出的是什么呢？是衣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身体的美是罪恶，他为了压抑这种罪恶，于是就把对身体的美的欣赏转嫁到了衣服上。你看一下《洛神赋》，包括中国古代画的仕女，身体是什么样？身材是什么样？三围有没有？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衣服的线条，中国人在这里要压抑的是什么呢？是在生活中对身体的津津乐道。但是进入美学以后，它不想让这些东西进去，结果就转向了对衣服的关注。而西方人是不要衣服的。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西方人为什么不那么重视衣服呢？他为什么要裸体呢？中国人为什么要层层叠叠地穿起衣服来呢？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美感对付不了身体。他只有在进入卧室的时候才能对付得了身体，真正进入美学他却是对付不了的。怎么办呢？只好穿起衣服，而且要多穿衣服。熊秉明先生就曾经举例说：“中国仕女画里的人物只有衣服，衣服下面没有人体。”“像《聊斋》故事里的女鬼，抱起来，轻如无物。”他并且把这叫做“一种‘无体’的女人观。” 这是中国人的“美无能”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配饰。你看看古代中国女性，比如说慈禧太后的冠，慈禧太后的簪子，很多很多的配饰。这也都是中国人在正常的美的方面没有办法发挥于是就歪门邪道地想了很多很多这样其它的东西的证明。可是你看一下西方，它都是不太重要的。还有就是器物。我一直就觉得我们要仔细研究中国人对玉的感觉。中国人特别喜欢佩玉，中国人对玉的那种温润的感觉来自什么呢？其实就是来自身体。只不过我们不敢去说身体的温润，我们只好去说玉了。这样，我们就把我们对身体的罪恶感稀释在了对玉的欣赏当中。这恰恰说明中国人真正面对美的对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还有文房四宝，我每次到安徽，看见文房四宝，作为一个美学教授，就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传统的东西太沉迷其中了。我多说无益啊。你看中国人书房里的很多很多的摆设，都是琐碎到了你不可想象的地步。为什么对真正的美你不去关注，却关注这些很琐碎、很琐碎的现象呢？这其中就掩饰了中国人对美的那种没有办法面对的罪恶感，于是就只好把它稀释在所有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器物当中。这种稀释，恰恰说明了中国人的“美无能”。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中国明代的明式家具，你看看中国的明式家具，每次看到我就觉得中国明式家具的每一个褶皱里隐含的都是中国人的无奈。正常的生活的美不敢面对的，比如生活里的罪恶，敢去面对吗？比如生活里的痛苦，敢去面对吗？比如生活里的黑暗，敢去面对吗？都不敢面对，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把这种对美的正常的审视稀释在对生活趣味的追求当中。结果中国人就做了一个心理转移，就好像我们有些女生，和男朋友闹情绪了，就跑到商店去疯狂购物。所以，我们不要对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能力估价过高。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理由。

弱者强迫症：“谁‘看起来’更道德？”

下面我还要给大家讲第二个理由。前面是从美学的一般原因上讲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正要理解中国社会，那就还要看到特殊原因，那么，这里的特殊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我们中国从宋代开始出现的那个过分严格的贞节观。中国到了宋代的时候，社会到了最软弱的边缘，几乎是没有办法维持了。大家知道，中国的中心从西北向东南一路后退，最后一站就是杭州。但是，最软弱的民族也还是得想办法自立、自救啊。既然在物质上，军事上没有办法和强敌抗争，那就会特别要求自己队伍自身的纯洁，甚至以为只要犯一个小错误我们就要亡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一种特别严格的纯洁观强加给每一个人。而这种特别严格的纯洁观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心理强迫症。什么叫心理强迫症呢？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其原因，则来自心理的强烈的不安全感觉。得了心理强迫症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比如他出门后会一再地跑回来看看门是不是没关，比如别人说了一句话，本来人家只是正常地说说，可是他却要回家想几天，想一年：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做好？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患了这样的心理强迫症。我们太软弱了，我们怕因为犯任何、任何的小错误就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因为心理太不安全，没有了任何的安全感，于是就只能靠一个办法来自救，就是100%的纯洁。我不是很软弱吗？我不是没有安全感吗？我只有一个办法来自救，就是：我把自己维护到100%的地步，我不犯任何错误，你就没有办法进攻我了。我没有办法进攻你，但是我有办法不让你进攻我。我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100%的自救，100%的纯洁。既然没有办法控制外在的世界，那就转过来控制内在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不恰当地选择了一种不恰当的生存策略。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意小节。

这种对小节的特别关注，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就首先转嫁到了女性身上，就首先要求女性的纯洁。比如说，中国人竟然以为：女性要是不偷情的话，国家就不会灭亡，中国人竟然把它们变成了一个对等的关系，认为女性首先要守贞节，并且把这个作为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的第一步。这个时候，男性就把他对道德纯洁的压力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上。你们可以看看，中国小说里所说的“淫妇”、“荡妇”，实际上都只是指的有性魅力的女性而已。而中国美学所表扬的那些“好”的女性，其实也就是没有性魅力的女性，她把她性的魅力消解到了极点。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薛宝钗。她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的特征。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宋代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实。而这种社会现实表面上是劝人为善，实际却最最不善。我们中国这个民族特别喜欢劝人为善，喜欢说：你不道德，你要提高你的道德修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越是不善的人就越是喜欢指责别人不善，自己越是恨别人什么“恨铁不成钢”的，自己肯定不是一块“钢”。因为他都不是去盯着自己，而是去盯着别人。可是，他强迫别人为善，就是剥夺了别人的选择权。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善。所以，这种“看谁更善良”，“看谁更不淫荡”就成为一种精神的竞赛。其结果不是比较出“谁更有道德”，而是比较出“谁看起来更有道德”。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宋代以后所产生的一个非常畸形的美学观。所以，我们到宋代以后，对道德的要求，对于“不淫”的要求，对于女性的要求就格外的高。在这种情况下，你拿把尺子去量《金瓶梅》，你就怎么也量不过去，本来就是美感和快感不分，你再用这样的道德竞赛的尺子去量《金瓶梅》，当然就会对它左右都看不惯，甚至会认为这是亡国之音。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诗歌里，尤其是唐宋以后，特别喜欢歌颂“蝉”。古人认为“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餐风饮露”，就是只吃空气，其他什么都不吃，什么意思呢？它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污染，它是最纯洁的，最高尚的。中国人想来想去竟然想到了“蝉”！我的天！如果用蝉的形象来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不合格。同样，用这种完美的形象来看《金瓶梅》，《金瓶梅》也肯定是糟糕透了。还有，梅兰竹菊。这四个东西很有些老干部和画家喜欢画，我不反对，何况，以书法入画，这四种东西也是最容易画的，但是我一定要说，这四个东西在中国文化里起到的作用是病态的，从表面上看是强调了这四个东西的高洁，但实际上，你把它放在特定的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现实里看，就知道它强调的不是正常的审美趣味，它强调的是一种餐风饮露的道德高尚。而这种东西恰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梅兰竹菊实际上是中国人患了心理强迫症以后的审美表现，中国美学里的对于女性的贬低也是这样，女性只要稍微张扬一点儿，就是“淫荡”，就是“淫妇”，其实关键不在于她们的“淫荡”，而在于她们是女性。所以，对她们的要求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无穷无尽的要求就逼迫女性必须把欲望压缩到最小，否则就是“淫荡”，就是“淫妇”。我一定要强调，在这种审美背后所隐含的是中国男性的“美无能”。再比如说，西方文学特别流行“灰姑娘”，一个小女孩儿，开始不行，后来一下子飞黄腾达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可是你看看中国文学里有没有灰姑娘？我倒是在中国文学里看到了大量的“灰小子”。比如黄梅戏里的董永就是个典型的“灰小子”，那样的乖孩子竟然也有艳福！这真是中国男性的“灰小子”情结，自己又不会爱，又不会美，结果他就装嫩、装乖，然后美女们就会自动飞蛾投火。类似田螺姑娘的故事也一样，漂亮、能干，帮着做饭，到书生看书时候就自动离开，又是情人，又是母亲，可又不要男人花一分钱，这就是“爱无能”的中国人的一种想象。你看梁山伯也笨得真够可以的了，一路上，祝英台怎么跟他说，他就是听不懂，他当然听不懂，“爱无能”也“美无能”啊。一个乖孩子，怎么可能听得懂呢？董永也一样，被七仙女堵着不让走，走大路走不了，走小路也走不了，就跟人家求饶，说：你怎么都不让我走呢。这就说明中国的男性喜欢“装傻”，因为他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审美的能力，只有一个能力，就是一见面就主动自我介绍：“小生未曾婚配”——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句，因为这一句只要一说，下面就都是美女自投罗网的事了，他什么都不要管。这就是中国美学的一个很不正常的心态。西方的那种9999朵玫瑰的故事，那种追求美女的故事，在中国，你根本呢就休想。中国都是美女提起裙摆自己猛追灰小子。所以，中国竟然造出“穆桂英挂帅”这样的故事，在宋代以后也就并不奇怪了。当然，在宋代以后，有《白蛇传》里的白娘子这样的女性，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男性根本就不行了，中国的女性只有挺身而出。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真有意思，美国人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其实也就是说，“男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我看看中国人，他从来不敢说皇帝是靠不住的，但是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说，“女人是靠不住的”。“美无能”在这里表现得是很突出的。而且，西方是“英雄救美”，中国可很少有英雄救美的故事，倒是“落难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中国的那些美女喜欢的都是“多愁多病身”。这些男性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既是“爱无能”也是“美无能”。在《红楼梦》里，司棋不就骂过她的男朋友？“真正男人没情义，先就走了”吗？本来谈恋爱的时候，热火朝天，主动跟司棋说“未曾婚配”，结果等到出了事，一溜烟就跑了。这就是中国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男性既是“爱无能”也是“美无能”。所以，让这些“爱无能”也是“美无能”的中国的男性去看《金瓶梅》这样的书，他不认为《金瓶梅》这样的书“淫荡”又怎么可能？！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 裸体的民族

“人性的真实”：我们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

前面我分析的是中国人看《金瓶梅》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评价。《金瓶梅》本来是美学的一次进步。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观的眼睛里它反而成了一个退步，本来《金瓶梅》冲击的就是非常糟糕的传统美学观，但是传统的美学观竟然认为它是更糟糕的美学。下面，我把这个问题再推广一点儿。中国人说《金瓶梅》不好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还认为它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就个体来说，它暴露了每一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身体，我们中国人说：那太糟糕了。如果再推广一点儿，我们还可以说，它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过去，我们是用温情脉脉的光环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体隐藏起来的，我们经常说，要写主流，要写光明的东西，要写主旋律，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在《金瓶梅》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非常真实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这就相当于我们在看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它的灵魂了，也看不到它的衣服了，它就是一个裸体的民族。而这个裸体的民族一旦被《金瓶梅》写出来，我们很多很多传统的美学家就觉得太大逆不道了，也更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理由是：《金瓶梅》写的这个裸体的中国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比它所写的要好得多。所以，这些美学家用一个词来批评它，叫做“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说，《金瓶梅》写出来的是不加提升、不加美化的生活的真实。这种生活的真实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就批评它叫做“自然主义”。实际上，这也就是说，在写到个人的裸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学就过不了关，我们“美无能”；在写到民族的裸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学还是过不了关，我们还是“美无能”，所以我们就反过来批评它仅仅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却忽视了，《金瓶梅》暴露的不是 “社会的黑暗”，而是“人性的真实”。

鲁迅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点是“瞒”和“骗” 。开始是“瞒”，“瞒”着；“瞒”不住了，就“骗”。“瞒”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这个样子的，我把它美化一下，来把它的丑恶“瞒”过去，如果“瞒”不了了呢？就改变你的眼光，就来“骗”你。这种“瞒”和“骗”实际上是中国文学一个很大的缺点。那么，从谁开始走出了“瞒”和“骗”的泥沼呢？我们一般都说是《红楼梦》，但是严格地说，应该说，是从《金瓶梅》开始的。我而且经常说，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它不如《红楼梦》，但是其中的有些东西，它却要比《红楼梦》还要好。比如说，让你想象一个大观园你还是能想象的；但是让你还原生活的一个细胞，例如一个妓女的生活，你真的是很难做到的。那是需要很大勇气和生活积累的。但是《金瓶梅》就做到了。它还原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真实的细胞。对于这个“最真实的细胞”来讲，性和个人的身体只是人性的真实的世界的一个突出表现。而民族的裸体，才是这个人性的真实本身，也才是《金瓶梅》真正的贡献。换一句话说，在《金瓶梅》里，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两千年来原来就是这样生活的。中国人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次把生活中的真实呈现出来，第一次把人性的真实呈现出来。那一块“瞒”和“骗”的美学的遮羞布被《金瓶梅》扯掉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最大的贡献。

近年我总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离《红楼梦》的世界更近，还是离《金瓶梅》的世界更近？严格地说：我们离《金瓶梅》的世界更近。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金瓶梅》的道路上。《红楼梦》，那还是中国人的美好想象，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看见《红楼梦》了吗？没看见。你看见的是什么呢？都是《金瓶梅》。我还要说，我这次是讲“四大奇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前面的三大奇书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前面的三大奇书虽然我们中国人也津津乐道，但是那是因为和中国人传统的美学观非常对应，所以，你才津津乐道，但是决不是说前面的三大奇书它所写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因为，前面的三大奇书写的是这历史故事——《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神佛妖魔——《西游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生活里你都见不到。你在生活里能见到曹操、刘备吗？你在生活里能碰上打抱不平的武松或者李逵吗？你在生活里能遇见孙悟空吗？肯定是不能的。曹操和刘备的不可能在于，他们处于朝廷之上，你不可能见到他，就好像你能轻易见到省委书记吗？那么，写省委书记的那些生活你能相信吗？宋江的不可能在于，黑社会的人你能在大街上随便就碰见一个吗？如果你不是黑社会的一分子，那你也基本见不到宋江的。孙悟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中国人所写的这三大生活领域，我们都应该想象它是一个神或者半神的世界。

但是，有一个世界你是完全可以见到的，这就是《金瓶梅》的世界。你不要去到处张望，你就看一看中国的每一个家庭，你就都会发现《金瓶梅》的影子。当然，如果带着传统的眼光来看，你会看不下去，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传》里的故事，没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也没有《西游记》里的故事，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应该写这些家庭琐事，也应该反映这种真实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金瓶梅》的故事是最好的故事。它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

《金瓶梅》的镜头：“八小时以外”的中国

我们就从《水浒传》开始吧。《金瓶梅》和《水浒传》的关系非常密切，《金瓶梅》一共一百回，其中有三十二回的文字涉及到《水浒传》。但是我们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金瓶梅》的作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看《水浒传》的时候，在《水浒传》故事的尽头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想到的是：《水浒传》的这些人物回家以后又在干些什么？刀枪剑戟、打抱不平、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大把撒钱，但是，这些事在真实生活里都是很少看到的。我们知道，到了《金瓶梅》，它就开始了一个什么变化呢？它开始写——英雄故事的尽头。就是办完这些事回家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喝酒，醉酒之后干什么去了？他晚上开梁山会议，开完会他从寨子里跑到乡下去扰民，他是怎么扰民的？这个时候，生活才开始变得真实起来。这个时候，生活才开始变得真实起来。其实，这样的故事尽头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是有的。《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军官叫庞德，他是怎么参军打仗的呢？“昔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然后，他就投了军队。你们看，如果把这个故事独立出来，它不就是一个《金瓶梅》故事吗？还有，曹操在打仗休息的时候“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如果把这个情节独立出来，再写下去，它不就是一个《金瓶梅》故事吗？可惜，在很长的时间里，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说明，《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学家。他开始了新的思考：《水浒传》里写的那些都是想象当中的故事，相当于报社社论，那我现在能不能写一点儿民生新闻呢？《金瓶梅》的作者想到了中国两千年中的“八小时以外”。中国两千年的文学都是“八小时以内”，只有《金瓶梅》的作者第一个想到了“八小时以外”，尤其是《水浒传》人物的“八小时以外”，这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水浒传》，讲的是英雄的故事，大多写的是“户外”：在大路上，在山岗上，在松林里，在演武场上，在法场内外，在城堡中，在公堂上，在酒楼上……它写的大多是这样的场景，但是，它很少写家里的场景，很少写“八小时以外”。可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它的文笔一旦涉及“八小时以外”，《水浒传》人物一旦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很有看头的。比如说武大郎的家，上下两层小楼，正是这个上下两层的小楼，才使得潘金莲认识了西门庆。她在二楼晒衣服，杆子掉下去砸到了西门庆。如果是在一楼，这份缘分可能就没有了。再比如武松杀嫂，这也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故事，但是，却是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窗口。通过这个故事来展示一下中国社会，它的司法制度，它的物质文明，它的精神文明，它的朋友关系，它的夫妻关系，它的妯娌关系，它的上下关系，它的人性关系，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角度。

《金瓶梅》选择的是“武松杀嫂”故事，这只是《水浒传》的一根肋骨，但是写出来的却是一个全新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首先，《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的故事是不真实的。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一个法律不严明的社会，善是没有善报的，恶也是未必就有恶报的，但是，我们中国所有的故事却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大团圆模式。《金瓶梅》第一次还了生活的本来面目。《金瓶梅》的作者实在是太高明了，他意识到了在武松杀嫂的背后的很多很多的真实，他开始想：这个“武松杀嫂”的故事太简单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就真的得到了维护吗？难道真的是只要英雄一出手，社会正义就被匡复了吗？一个有钱有势的男性和他的情人害了他情人的丈夫，随后被代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英雄报了仇，这种故事是否只是在纸上大快人心？社会正义的被匡复，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是很少、很少发生的。一百年有那么几次就不错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里却都存在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西门庆的大老婆月娘就说过：“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第57回）因此，《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故事是否太虚假了？是否太不真实了呢？结果，《金瓶梅》的作者就选择了让西门庆逍遥法外、让报仇雪恨的武松深陷囹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

其次，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批评之后，《金瓶梅》的作者又认为：在英雄和所谓的奸夫淫妇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大吗？潘金莲是“淫妇”？实际上，潘金莲也是一个有正常追求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她犯法是犯法，但是我们只能说，她在追求她的感情的道路时走错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她就完全是个坏人。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武松是英雄？武松有没有可耻、可鄙的一面呢？武松好得超过了董存瑞、黄继光，怎么可能呢？一个混迹于社会边缘的“愤青”，我们可以肯定他的人性也有善良的一面，但我们绝不能想象说：他好得就好像圣人一样，哪有这个道理呢？《金瓶梅》让武松也好，潘金莲也好，西门庆也好，都恢复了生活里的本来面目。在《金瓶梅》里，我们会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似之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其中所谓的“坏人”和所谓的“好人”，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那么自然，都是那么合乎逻辑。如果我们到了那个地步，或许我们也会是武松、西门庆或者潘金莲。如果我们碰到了那种情况，或许，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也不可能做得比武松更好，比西门庆做得更好，比潘金莲做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悲悯之心，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太多不幸，让潘金莲落到了这个地步，她想追求她的感情，但是她只能采取一种法律之外的方式，因为这个社会不保护她。而这种方式最终使得她犯下了弥天大罪。一个女性，你被许配给了别人，而你又看见他就烦，你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我们可以趾高气扬地去批评潘金莲，但假设你也落到了潘金莲那样的地步，你能做得比她更好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知道《金瓶梅》选择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是非常有眼光的。它比《水浒传》的浪漫英雄故事更容易写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例如，在《金瓶梅》的故事里，武松杀嫂故事被完全改写了。武松想去报仇，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杀了一个给西门庆报信的小官吏，结果被判刑、被押送走了。这样，西门庆和潘金莲就逃过了大难。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就发生在武松在监狱里面的这几年。而且，西门庆是自己病死的。这就打破了我们传统的那个“恶有恶报”的框框，西门庆偏偏是“善终”，也就是说，他做了坏事，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惩罚他。他不是被武松把脑袋砍下来的，而是自己病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合乎逻辑的社会。在这个小说里，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非常深刻的美学的基本知识和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美学的基本的训练。再如，书名叫《金瓶梅》，因为它写了西门家的三个女性，“金”和“瓶”是西门庆的两个小妾，“梅”是潘金莲的丫鬟，跟西门庆也有性关系。在中国小说里，也有写女性的，但是写的都是那种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女劳模”或者“三八红旗手”之类，但是《金瓶梅》只是写了山东的一个县里的最平常的妇女们，她们不太识字，没有理想，也没有生活的追求，而只想跟自己的丈夫搞好关系，哪怕只是成为他的妾，也还是想快乐永远。一切就是这样。可是，这样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它写了中国的妾，写了中国的普通女性。过去的小说往往是只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女性都是配角，都是因为要表现男性的如何、如何才去写女性，比如说在《水浒传》里的写潘金莲，就也不是正面写潘金莲。而是为了陪衬武松的正义、陪衬西门庆的罪恶才写了潘金莲。它没有让潘金莲成为主角，没有把舞台的正面提供给潘金莲。《三国演义》里的女性也一样，基本上都是边缘角色。连貂蝉最后去哪儿了都没有交代，为国家做了那么大贡献的一个人，有点类似于后来“文革”的时候粉碎“四人帮”的贡献啊，可是连最后貂蝉去哪儿了都没有交代。她是个完全的配角。《西游记》里的女性以妖精着称，都是为了陪衬唐僧和孙悟空的。《水浒传》里的阎婆惜、潘巧云、潘金莲，也完全是为了陪衬水浒英雄的。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就完全不同了。它写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写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女性。怎么化妆？怎么跟丈夫搞好关系？妯娌之间怎么勾心斗角？为了勾心斗角，她们做了什么？就写了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看到过这些东西。这种“妾的故事”，或者是“当上了奴隶”的女性和“没有当上奴隶”的女性的故事，想必是我们在当时生活里的每一天都看到的，但是在此前的文字作品里我们却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妻妾之争，妾妾之争，妾婢之争，婢婢之争。现在，我们在《金瓶梅》里第一次看到了。而且，过去中国文学里的女性只是从男性的眼光去写的，写她们怎么漂亮，怎么恋爱，怎么守贞，怎么持家，包括怎么打仗，但是，女性之间的嫉妒，小气，争吵和女性之间的那些小把戏，有谁写过呢？没有人写过。在《金瓶梅》里面，它第一次出现了。例如潘金莲，她不再是一个被男性所利用的美女，而是一个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追求的美女。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写潘金莲是为了陪衬别人，现在写潘金莲，就是要写潘金莲本人。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新的角度。一个我们过去所从来没有的角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它是中国小说的一个里程碑。

网载 2015-08-23 08: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