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北航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政治学学者 高全喜

高全喜（北航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政治学学者）：杨鹏是我的老朋友，他以前研究过老子，出版了《老子详解》，同时积极参与当今中国的社会建设，曾经担任过阿拉善基金会的秘书长，前年出版了《为公益而共和》，后又参与壹基金，当过这家着名的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总之，在我的心目中，在公共知识界，他是一位思想和实践并行不悖的知行合一的人物，也是中国当今公民社会最为稀缺的人才之一。

前天收到出版社快递来的这本《“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我委实有点惊异，不知道这位仁兄何时开始思考上帝问题，并且写作出版了这部具有非凡意义的专着。刚才听到诸位教授的发言，挺受启发，说起来，这两天我在家还是认真拜读了杨鹏的这本新书，我说它意义非凡，不是捧场之词，而是站在我的思想理路的角度上的有感而发，可能与赵晓、唐际根、陈明等人的发言视角有所不同，下面我略做陈述。

首先，就这本书的性质来说，我认为它属于宗教社会学的一本着作，即从韦伯意义上的宗教社会学来考察“上帝在中国”的历史源流，以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问题。这个命题若放在纯粹的学术层面，尤其是民国前后的相关研究来看，可以说，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并不少，检点一下，从不同的角度，诸如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文字学，乃至政治学、思想史、文化交通史，等等，都有着述与研究，民国前后刊布、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着作，这个我们可以从杨鹏的注释索引中管窥一二。只是这个学术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49年共产党建国之后，遭到猛烈批判，并彻底遗失掉了。

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也得到了历史考古学的反复验证，在人类的上古、中古时期，上帝崇拜、上帝信仰是一个极为普遍、非常正常的事情，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一个能够存续的历史民族，都必然伴随着自己的上帝信仰，这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诉求，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得以存续的内在力量，所以，历来为古典历史学所重视，并在现代学科分殊之后，转化为宗教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这一特征是普适性的，不仅中国，西方也是如此，可以说，任何一个稍微成就一点文明的民族，都必然有着一个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演化为上帝信仰、上帝崇拜的过程，即从原始宗教到自然神宗教，乃至到一神教的过程，这个一神教，叫“上帝”也好，叫“天”也罢，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称谓是不一样的，但其实质却是相类似的，即信仰一个具有宇宙主宰性的最高者，他是现实生活、现实制度和现实心灵得以维系的根基。如此看来，上帝信仰在中国由来已久，这个主题是人类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的一个中心议题。

从上述学术视角审阅杨鹏的书，虽然不无意义，但也并不显得特别，甚至从学术性和科学性来说，《“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可能还不如老派专家的文字考辩和田野调查做得原创和系统，全书使用的基本上都是二手文献。如果把此书置入这样一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只能说，固然它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相反，我认为我们不能从宗教社会学以及学术性来审视这部书稿，这样做反而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

因为正像杨鹏刚才所说的，他写此书并非是作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以我对他的了解，此书乃是基于关注当今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为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民族，寻找精神重振的生命源泉，所以，从思想建设、学问之道以及社会实践来说，这本书就具有了特别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正是我重视杨鹏的要点所在。如斯考察中国洋洋洒洒的传统文化，辨析古代中国人生命中的上帝信仰，以及接续民国前后学术思想的遗脉，就会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这个中国传统中的上帝信仰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地衰落了，甚至到今天，以至于被我们彻底遗忘了呢？这个心灵世界的遗忘对于当今的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意味着什么？舍去此，未来的中国文化究竟朝何处去呢？

其次，我沿着上述的思路，围绕着杨鹏这本书的现代意义，展开三个层面的回应，或从三个维度上予以讨论，一个是上帝信仰与儒家的关系，一个是上帝信仰与中国基督教的关系，第三个便是上帝信仰与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关系。

我认为，这三个当今中国知识界中的主要思想流派，从某种意义上呈现着或反映出中国人心灵生活的某种本质性图景，而上帝信仰与这三个思想流派的关系，恰恰表明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甚至还随着中国面临现代性的挑战，日益深刻地处于心灵纠结的精神困境之中。关于前面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赵晓和陈明两位教授刚才的发言都分别予以评述，我的观点与他们有异有同，进一步的梳理我下面再谈，现在我要先谈一下上帝信仰与启蒙思想的关系，尤其是上帝信仰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

上帝信仰在三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中日渐稀薄，这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确立有关，但是，儒家实质上并不排斥上帝信仰，说起来，上帝信仰的凐灭和凋敝与晚近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关联，或者说，与中国20世纪以降的启蒙思想之潮起和强劲开展有着必然性的关系。究竟启蒙思想与上帝信仰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现今大家一谈到启蒙思想，马上就会联想到反封建专制和神权礼教，以为后者是一些蒙昧、落后的东西，启蒙就是要破除这些旧思想、旧礼教和旧制度，把人的价值、人性的东西展示出来。这个启蒙的思想运动从西方到东方，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今天，启蒙思想在中国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思想谱系的笼罩之下，所谓上帝信仰之类的东西，自然就属于理应被清除的思想痼疾，一并要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启蒙思想作为早期现代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进一步的演进呈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强劲的现代思潮都是从启蒙思想中发育而来的，它们共同的思想渊源是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即以人为中心和以理性为标识的思想潮流。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思想语境下，谈上帝信仰的重新反思问题，就首先要区分两种来自启蒙思想的理论遗产，要分别针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理论来谈，因为它们的面向在今天已经截然不同，甚至处于对立的意识形态之斗争之中。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政治理论，其思想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保障与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总的来说，是有关人的权利哲学。尽管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育与反对基督教的神权专制有关，但自由主义并非本质上是与上帝信仰相敌对的，甚至从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制度的演进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政制度的一个渊源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体制，英美权利宪章背后有着悠久的高级法即自然法和神法的超验价值的支撑。杨鹏刚才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词汇“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我觉得他道出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即自由主义应该是一种厚的自由主义，人性的尊严、权利的保障、宪政的秩序、自由的生活，这一切最终都系于人要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生活，上帝信仰问题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不但不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提升，一种维系个人世俗生活不至于沦落为动物性的文明力量。因此，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得以持续发展并保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

遗憾的是，中国百年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上帝信仰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关系，而是一味沉迷于启蒙时期的薄的自由主义，把反神权的理解教条主义化，以为自由主义就是固执于个人权利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殊不知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初级形态，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和自由与一种提撕人向上的信仰力量结合起来，才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石，才是人性尊严得以坐实、权利与自由赖以扞卫的凭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杨鹏此书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具有格外重要的警示价值，固然当今思想界畅言的启蒙与再启蒙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启蒙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了，知识与理性也并不是不为人们所知晓，今日的反思启蒙，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如何在权力嚣张、道德沦落的境况下，重新扞卫人性的尊严和自由公义的生活，而这不仅需要理性和知识，更需要心灵的净化与力行的精神，这些显然需要信仰的支撑，需要上帝信仰这样的灵魂之提撕力量。“上帝在中国”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显然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知识论的源流考辩，即梳理出古典中国时期的上帝信仰是普遍存在的，并灌注于儒释道的思想源流之中，而且，我认为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富有挑战性的，它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下，提醒自由主义不能仅仅只是批判传统，而是要如何接续传统，即把传统中国的上帝信仰问题，置入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内在理路中，并发扬光大，形成一种基于中国历史观的有信仰的自由主义，不再羁绊于启蒙思想的浮萍。

下面我再简单谈一下另外一个启蒙思想的产儿，即社会主义。说起社会主义，从谱系上说，它们有更古老的传统，即古典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就有社会主义，但这个古典版本的社会主义经过了早期现代的西方启蒙思想的洗礼，尤其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之改造，在20世纪以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死亡，相反，它们在北欧诸国反而源远流长，并且演变为一种制度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苏联以及第三国际，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显然它们与古典版本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说是毫无关系，而是属于马克思加列宁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社会运动，其思想源流无疑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的深刻影响。这一脉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坚决地反对传统的上帝信仰的，但吊诡的是，这个前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却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没有彻底根除上帝信仰，而是通过一种新的宗教，即人民宗教，加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以及最高领导者的个人崇拜，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宗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主义与宗教信仰的隐秘关系。

因此，上帝信仰问题对于这类社会主义来说，就不是有无信仰的问题，而是何种信仰的问题，即信仰一个超验的上帝，还是一个神化的人，或曰领袖崇拜，是依靠一个彼岸的神，还是依靠一个人民的大救星。由此可见，从启蒙思想到唯物主义到人民大救星，这一脉社会主义的思想演变，折实是一个颇为吊诡的事情，但确实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思想变异的诡异逻辑，不由得使我们要更为严谨的对待上帝信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心灵是离不开信仰的，关键是信仰什么，如何信仰，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世俗化的启蒙逻辑的自我否定，即人不能自己成为上帝，无论是谁，哪路英雄豪杰，握有何种权柄，都是有限度的，以人为上帝，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悲剧，并且最终以喜剧收场。人要有自知自明，在人之上，有浩瀚的星空和无穷的宇宙，人要谦卑与审慎，人的幸福与安康，与上帝信仰而非暴虐性的个人崇拜息息相关。对此，德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早就指出：“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永在心中。”

前面我讨论了上帝信仰与启蒙思想（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下面我再来讨论与儒家传统和中国基督教思想的关系，对此，陈明和赵晓已经有所陈述，我借着杨鹏此事的议题予以简单的回应。

先看儒家，这一点杨鹏明确指出，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和董仲舒，他们是有着强烈的上帝信仰的，时下对于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理解是错误的，中国语境中的“鬼”“神”不是上帝，或天，孔子对于天是敬畏和信奉的，至于董仲舒更是开启了汉代儒家的天道传统，上帝信仰或信奉天道，是汉儒的中心思想和问道根基，至于宋儒，则是吸收了释道的思想精华，集儒释道之大成，成就了一个大一统的儒家之上帝（天道）观，此外，杨鹏还考辩了墨家以及老庄等其他学派的天道观，由此可见，上帝信仰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其来有自，上至三代，发黄周孔，下至宋儒，可谓生命充沛，源远流长。杨鹏的考辩自然得到了陈明的认同，两人在“孔子是一位先知”的礼赞中心有戚戚，并且共同认为儒家有上帝信仰，并且可以称之为一种宗教信仰，基于上帝信仰的儒教具有普适性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杨陈两人的发凡，我没有什么疑义，我认为早期中国，从三代开始，就有上帝信仰，尤其是经过周孔之改造，上帝信仰成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根基性的思想支撑，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我的疑问是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意义，即一个未曾经历过一场思想启蒙的儒家，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个民族的新的历史责任呢？当然，儒家是被启蒙思想，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和清算过的，但这不是一场自我更新的革命，不是自我维新的重建，而是外在的铲除。因此，古代的上帝信仰，要步入现代思想与制度的门槛，就必须面对一个如何使得这个上帝真正成为现代心灵赖以慰藉的价值依托的问题拷问。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各种新儒家的反思是远不到位的，我们要直面百年启蒙思想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全面反省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的遗毒，正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发育生成的土壤，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通过简单拾起一个远古的上帝信仰，就可以解决了的。如何让古典的上帝信仰在今天中国的思想语境中重新复活，让一个神圣的东西照亮当下世俗丑陋的个人心灵，让掌权者懂得敬畏，让贫困者获得搀扶，让肉食者知晓是非，让日益分裂的社会真正地实现公平正义，和谐起来，这些问题，杨鹏此书并没有给予深入的富有穿透力的探索，陈明的新儒家也并没有予以深切的挂怀，由此读者有理由询问：古代的上帝信仰，基督教也好，儒家也罢，又与当今的每个人的心灵寄托，有什么关系呢？又与当今的公权腐化堕落，以及优良制度的建设，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要回应一下赵晓教授洋洋洒洒的评议。我完全理解作为基督徒的赵晓对于杨鹏这本讨论中国的上帝学问题的推崇，从他刚才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位环抱着基督教信仰的中国学者对于传统中国之上帝信仰的由衷赞叹，并进而推出四个结论，即上帝信仰是中华文明的源泉，上帝信仰是中华文明的线索，上帝信仰是中华文明的过去，上帝信仰是中华文明的未来。关于这四个结论，如果从抽象的上帝学意义上说，我没有什么疑义，我也觉得上帝信仰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心灵深处，主导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因此，只要这个文明不像罗马那样因为世俗化的堕落（基于权力与财富的堕落）而趋于崩溃，那么其未来必定依然秉持有某种上帝信仰相关的超验价值作为文明的依托，虽然，就目前来看，时下的精神状况倒很类似于罗马末年，一种颓坏到根本的末世景观比比皆是，但我们依然抱有希望，哪怕是绝望中的希望。所以，对于未来，我虽然没有像赵晓那样乐观，但也并不彻底悲观。

下面我想指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赵晓的发言中，我感到他有意识地遮蔽了一个对于上帝信仰的关键性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基督教立场上的关键问题，即仅仅有上帝信仰，就可以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吗？显然，赵晓是从基督教的立场上来理解杨鹏考辩的中国上帝学的，他上述四点结论是基于基督教的思想语境，对此，陈明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上帝信仰，并不等于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中国的上帝信仰之流变，并不等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流变，信仰上帝的周孔以及儒教，并不等于基督教传统。

这个问题无疑是严峻的，其实有关这个问题的儒耶之争论，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就开始了，明清之际就曾经引发大的论争，天主教的教皇也曾经有过专门的训诫，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也是时好时坏。对于这一段历史故事，我就不多说了。在此我想说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即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学说，上帝论只是其一个部分，基督教最核心的乃是耶稣论，或耶稣救世论，信仰上帝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仅仅只是信仰一个超越的天、天道，或造物主，宇宙的最高者，等等，还更为根本的是信仰耶稣，信仰一个救世主，一个拯救者，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无辜的受难者，由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未来的末世审判后，进入天国。这样一个完整的上帝信仰，才是基督教的神学。赵晓对此显然是清楚至极的，但是他的发言却只字不提耶稣问题，只是大谈上帝信仰以及上帝信仰在中国之过去与未来。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诚实，没有把关键性的问题亮出来，以此来讨论杨鹏的着作之现代意义。

其实，我对于中国当今基督教思想的传播是怀抱支持态度的，我以为任何一种宗教的价值，都有助于改变时下堕落的民情与官场腐败，有益于道德建设，有益于中国文明的更化。我所担忧的是如何调和儒家传统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这在当今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成为现实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新儒家在积极地推进传统文化的复兴，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快速增加，据说已经有七八千万信众。我觉得杨鹏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把一个古老的上帝信仰问题，重新激活了，使得不同的思想流派来重新审视我们曾经有过的传统，我们曾经有过的上帝信仰，并由此反思当下的社会思潮以及民众的心灵诉求。

由此可见，在上帝信仰问题上，新儒家、中国的基督教，乃至自由主义，是存在着共同的公约数的，即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需要一种上帝信仰，信奉一种超越的价值，有益于克服人性的堕落和权力的暴虐，有益于培育道德伦常，有益于建设一个文明、和睦、仁爱的社会，有益于破除激进主义的虚无主义。这些对于启蒙思想（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新儒家和中国的基督教思想，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中国丰厚的古典思想传统，隐藏着灿烂的宝藏，返归传统，是重新上路的必要功课。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是古代的上帝信仰，还远不能支撑一个现代国族和现代社会的文明构建，因此，争论和思想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如何看待耶稣问题上，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与儒家的上帝信仰，就不可能化约为一体，在如何保证个人自由权利方面，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也是存在着原则性的歧见的，至于社会主义体制中变异的个人崇拜也很难一时让位给上帝信仰，这些思想形态乃至心灵深处的纷争，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今世界，随着现代性的弥漫，完全可以和而不同，通过交叉共识和协商理性，得到暂时性的缓解。我们需要戒备的是直接把思想与心灵的纷争，付诸于刀枪，应该指出，任何试图通过强权或枪杆子来解决问题，其最终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这一点屡屡为历史所验证。

杨鹏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开出了一个很好的议题，它把这个古老的问题激活了，下面我希望看到的不是源流考的续篇，而是上帝信仰对于中华文明的新生之助益，这个问题显然有待于新儒家、中国的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及其实践来共同打造。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