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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许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中，我觉得应该认真研究“我们现在究竟正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的问题。
　　我考虑了一下，认为世界百多年来经历了四个时代：
　　1.从20世纪初（也许应该再提前到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
　　2.从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个时代。
　　3.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时期，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
　　这三个时代都不是我想研究的时代。我想研究的是我们正处在的时代。它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这第四个时代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同人们说的“冷战后时代”一致。也可以考虑把这第四个时代的起点划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在我想研究的这个时代前的三四十年，这个时代的前奏曲已经开始了。
　　我这样分四个时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些看法的，是把这个“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定了个名称：“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对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作了分析。
　　为了把这个世界史的分析工作做好，我不得不从我上面写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写起。
　　我接受列宁提出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的理论。依我之见，这个时代可以上推半个世纪。
　　1850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概括。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就是这样的史实。
　　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明确，也非常精确。漠视这样的论述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规律是在一切情况下起作用的，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在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历史总是走着一条或者若干条具体的路。身临其境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作出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分析，提出这种或者那种具体的主张。因此，研究时代问题时又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总规律。
　　列宁在我上面说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中就是这么做的。
　　大概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瑞士，先到苏黎士。在苏黎士参观列宁住过的街区。我们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代表团的名义去访问的，我们要求参观的项目也是这个方面。因此，接待我们的主人，身份不低，有可能是苏黎士的市长。他非常热心，亲自陪我们在很狭小的街道里步行。找到列宁住过的房子，他还给我们看了当年列宁在警察所登记的文件。在这之后，我们又去伯尔尼。在伯尔尼，参观伯尔尼图书馆是我们的主要活动之一。在伯尔尼图书馆，一位负责人向我介绍，1915年列宁住在苏黎士研究和写作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曾经利用伯尔尼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优良的服务。按照这个图书馆的制度，读者的借书条要暂时保存五年，然后销毁。他们没有想到，不到五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列宁出了大名，于是借书条就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个图书馆还特别向我们展示那些借书条。20世纪初的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伯森就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作为书名写了一本书。列宁的研究似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开始的，他的《帝国主义论》是1916年春完成的。那时候的世界，从经济上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从政治上说，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6年的世界历史正如列宁论述的那样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的世界大战，使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这种特殊的有利条件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而且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行动，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1917年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个革命取得了胜利。无论历史学家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它以后的历史怎么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总应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是“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可以和应该讨论的是，这一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然走向失败？或者也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现在俄国（后来成了苏联）的确是失败了，这个失败，究竟是必然的——即不可避免的呢？还是可以避免，只是由于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失败？列宁1923年写了一篇题为《论我国的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违背不违背1850年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它所起的作用究竟应该作怎样评价？这篇并不长的文章，是列宁在当时俄国的国内外条件下决心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追述，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这是我们研究当前时代问题必须追溯的、必须讲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接着讲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个时代。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世界上不再是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还居优势，但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社会形态。这个时代还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时代，但是有了一个新的特点，这时候的战争和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情况下的战争与革命。斯大林把这个时代叫做资本主义总危机，这是斯大林一系列错误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说法：“帝国主义一天天走向崩溃，社会主义一天天走向胜利”，它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一个意思。
　　怎么称呼这个时代呢？似乎没有一个专门的、大家常用的名称。
　　现在我再写一段“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
　　世界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40年代。尽管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上基本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很尖锐，但是具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实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之间。这个时代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苏联和英、法、美的联盟打败德、日、意。总的说来，资本主义世界是削弱了，三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战争中大伤元气，而且在战后处在战败国的地位，另外三个大国，除远离战场的美国外，国民经济都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是威信很高，而且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家，它有了不少盟国，而且在它的盟国中有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个“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包括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还不是现在我要在讨论的那个时代。
　　前面所写都是为讲清楚“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这个时代才是我在这篇文章所要阐明和发挥的。
　　这个时代大概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这个年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国内推行“福利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政策，缓和国内阶级斗争，在国外以“打着领带的战士”代替“拿着枪的战士”，即依靠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不再依靠军事实力征服别国。这一种做法，最初我们中国人写的文章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就从战争时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陶醉在胜利之中，对自身的重大弱点、缺点没有认识，不下决心改变，仍旧按照过去那样的指导思想行事：苏联不顾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致力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被美国的星球大战牵着鼻子走。我们中国则没完没了地搞“阶级斗争”，而且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搞阶级斗争，把自己的许多力量消耗掉。结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文化上去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这样一种剪刀形的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不满。并没有经过什么暴力的行动，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用我的语言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地壳变动”。
　　应该说，世界历史又进入了新的时代。
　　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冷战后时代”、“后冷战时代”等说法，我不完全赞成这些提法，我觉得它们没有说到本质上。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这个见解我在1996年5月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是近年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时代问题的文章。
　　我这里说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意思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实行上面说过的那样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化上去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调整，经济文化上不去，结果解体的解体了，巨变的巨变了，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就是当前社会主义世界改革的历史大背景。
　　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时间会很长，很可能整个21世纪都处在这样的时代。经过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国际关系。世界究竟会变成怎样？对这我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想讲。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别人注意和讨论我的见解，我希望的是我国理论界的学者各抒己见，发表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开展讨论，取得尽可能高的科学成果。
　　关于时代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我来说是同我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有关。十几年前，我提出事实上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说，我认为有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涵义：一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起来后，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生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来没有过。它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至今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知识，由马克思最早作出的科学论断。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抽象的、观念上的东西。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合规律地产生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历史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而且越朝前走，回头路越走不成。如果全世界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历史当然不可能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那时只有一些国家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上还有没有前进到这个程度的国家，但那时已建成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已强大、巩固、稳定到决不可能退回资本主义，而那些尚未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些国家，也不是同已经建成这种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竞赛的对手。它们也不可能损害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这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某些国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由该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得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种第二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这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处于竞赛中的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前面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后面说的第二个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俄国和东欧已经转化成为现实。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条道路——改革。经过改革，争取这个国家得以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关于当前世界处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看法，第一次是在1996年5月3日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太平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阐述的。1996年9月发行的《太平洋学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1996年12月出版《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时，我把1988年9月22日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问题22次讲座”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的讲话提纲与上述发言编在一起。这篇讲话提纲近七万字，分为当代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三个部分，共33节。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系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属于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多方面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竞赛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讲话的中心内容。在这个讲话中我指出，虽然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社会发展史系列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同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分不开。十三年前的这篇讲话，今天当然要重新审视，可是关于两个社会主义社会概念的思想我是一直坚持的。1988年的这个讲话是我提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一个来源，当1996年12月出版社愿意把我在那个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出版的时候，我把1996年的那个发言和1988年的讲话编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
　　近年来写的关于时代问题的第二篇文章是1998年写的《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第一篇文章只对历史发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论述，没有从主观方面写面对我们的时代人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第二篇中我就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很好地认识时代、适应时代。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把讨论时代问题列为主要议题。这是现在世界的现状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国际责任所要求的。我认为党的十五大本来就应该讨论时代问题，可是我看当时没有这个准备，没有提出这个建议。党的十六大应该在2002年召开，在1998年我写这第二篇文章的时候，离十六大举行还有近四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理论界应该好好研究、好好讨论时代问题，为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者提供研究成果。这篇文章发表后，大约有近十家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反应还算强，但离我的期望比较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能抓紧研究讨论，能够拿出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说老实话，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没有看到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出来，我的信心已经不很足了。
　　我认为研究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的时代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因此作为肩负着指导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党来说，对整个世界的问题绝不能不拿出深刻的见解，我写《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我们又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心中总要时刻想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对整个世界不作深刻的论述不行，只讲中国如何如何，是不可能把问题解决透彻的。同时，反过来如果我们只讲整个世界如何，而不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本身处在怎样的时代作出精湛的分析，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认为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还是要再研究一番。
　　最近，我再一次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和名词是我在1981年最早提出来的，以后我一直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从80年代初起的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后来（回忆起来大概是在1992年前不久），我明确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这个思想见诸文字是在1993年晚春我为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的成立会所写的一个书面发言中。在我明确了这一观点之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了。进一步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与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个‘不发达’，到底是怎么‘不发达’法？”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必须讲得更具体些，范围更狭窄些。于是写了几篇说明这一观点的文章。
　　这里我想讲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时代问题”的关系。“时代”本来是全世界范围里讲的概念，但是也常常用来讲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作为中国人，在研究“时代问题”时，当然要考虑整个世界的问题，同时也应该考虑我们中国处在什么时代的问题。后来我想把“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同我在上面讲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作一个对比。这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形成的概念，本来是不可比的东西。但是现在我硬把它们对比了一下。这么一比，我倒从中看出了一个道理：虽然这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说的都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低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与上述第二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它必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必须有一个更高的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它的前景。没有——或者失去了这个前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我们中国现在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对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具有信心，在我国可以也需要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这是我最近才开始讲的道理，我还没有写进文章里去。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就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唯一特有的，世界上别的国家只要它们基本上具备和我们中国相同的条件，他们也就可以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前因为我们不想对别国的事情多说什么话，有意识地不去议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般意义。因此我们过去一直只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时代问题”，我认为提出上述问题来讨论一下，对于理解概念的精确化会有好处。
　　在题为《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中，我认为，时代是历史形成的，非人们的意志所能左右，但我们主观上要对它有一正确的态度，并且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这就是要去适应这个时代。文章中我还引用1848年恩格斯在莱茵河畔和友人的一次谈话，说我们应该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我认为在2002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应该把讨论时代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对时代问题的看法。
　　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说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它对我们中国当然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特别在经济方面中国受整个世界的影响更大。我们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是由全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由于中国具体的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夺取到了国家政权，同时生产力不发达。从这一点出发而得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应该承认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研究应该继续进行，这是最近我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
　　上面我是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讨论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问题，还应该从生产力方面来讲讲时代问题。我即将把我的这篇现成的稿子拿出来作为邝昕的《中国现代化论纲》一书的代序，因此，对从生产力方面看时代这件事应该多写一点。
　　1996年在太平洋学会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我也讲到从社会生产力方面看时代的问题。当时我讲了一个“我们不但要认识地球之小，而且也要认识地球之大”的观点。后来我认识到那个发言中对这方面的见解没有抓准。在看到了OECD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之后，我接受了报告中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提法。经济生活离不开知识，可以说是从远古到如今都适用的一句话。但是，“知识经济”却的确是世界历史上的新事物。知识经济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在这种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当今专门生产或者专门经营知识产品的产业越来越发达。这种现象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涵义就是：知识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特别高，或者居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到来。但是说它已经开始露头，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已初现端倪，我认为这么说是符合今天世界实际的。当然世界各国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件事情上，是很不平衡的。
　　如果现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还只初现端倪，这个时代同我前面说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并不是同时开始的。我看到一篇西方经济学家的文章，他说新经济并没有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提出什么要求。就当前人们谈的新经济来说，事情恐怕是这样。这些我都没有什么话想说。我只是对“什么是知识经济”的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OECD的报告中给“知识经济”下这样的定义：“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因为任何经济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知识”（“信息”也一样）它本身不是物质，但需要有物质载体，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如果要改变某种物质的现状，就一定要用物质的手段，知识一定要和物质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我在广州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只是想把话说得比较圆满而已。
　　差不多的理由我也不赞成把知识经济同资源经济对立起来。
　　我还说过现在怎样的经济才算是知识经济这一点没有说清楚，因此现实生活中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无法在统计上表现出来，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也就说不清楚。我主张在实践上要解决这个统计中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对知识经济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研究，但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提法是抓到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的新的时代特征的关键。
　　现在人们对“新经济”谈得很多。我不反对使用“新经济”这个名词。但是“新”与“旧”是相对的。昨日之“新”，可成今日之“旧”；今日之“新”，亦可成为明日之“旧”。只有比较稳定的东西才可以成为时代的特征。因此作为时代特征的新经济我认为就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
　　西方的学者谈论新经济时可以不谈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对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最近新经济现象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出现的，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束缚。我在上面说，现在还不能说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而我在前面一直说我们已经进入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这就是说从生产力来看的时代同从社会经济制度来看的时代可以不是同步的。我看到一篇美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发展新经济并不需要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我并不反对他的说法，但是美国现在发展新经济不需要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不等于以后一点不需要。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可以并且应该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当然目前只能做到有限度的），那就不能不以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前提，而且事实上我们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发展新经济——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就不能不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乃至意识形态方面下大功夫。
《学海》南京9～14D1社会主义论丛于光远20012001于光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191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者：《学海》南京9～14D1社会主义论丛于光远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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