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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曾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的的日美同盟失去了存在理由。然而世人却看到近年来日美两国通过“再定义”进程正大力强化安全同盟。如何减少乃至消除日美同盟“再定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课题。
　　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背景
　　日美同盟“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日美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
　　90年代初期，美国成了惟一的、但处于衰退趋势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势力萎缩，日本的崛起势头最为强劲，中国处在西方的制裁体制之下。在这种状况下，日美同盟失去了内外动力，处于要么走向解体、要么需要重新解释的“漂流”状态。（注：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第20页）指出：“随着东西对立的消失，同盟关系这一迄今为止规定日美关系的政治条件在舆论中的说服力减弱。”着名记者船桥洋一写了《同盟漂流》一书，详述了日美同盟的动摇状态。）
　　90年代中期，东亚局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即美国恢复了景气并形成了东亚新战略，俄罗斯从向西方一边倒转为“全方位外交”，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而丧失了自信，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美两国开始联手对双边同盟进行“再定义”。
　　从美国方面看，推动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出于如下几种原因：
　　1.受到“寻求敌人”战略心态的驱动
　　二战后，美国已习惯于在冷战条件下率领西方阵营遏制苏联，以至于当冷战胜利突然来临之际，它在雀跃欢呼的同时，却又对失去敌人的局面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心态，被霍克称为“缺乏敌人综合症”(evemy deficiency syndrome)。（注：［澳］霍克：《东亚的经济安全与中国的使命》，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5页。）在冷战心理推动下，美国不断寻找新的敌人，欲以围堵这一假想敌为中心目标来确定新的战略。
　　2.谋求在东亚确立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
　　基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理念，经过贝克的“扇形战略”和“耐设想”，美国确定了以保持10万驻东亚美军和强化美日安全同盟为中心内容的“新东亚战略”。其主线是：美国继续利用驻日军事基地，并得到日本的大为强化了的“后方支援”，美日联手对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周边事态”形成更强有力的平时预防威慑能力和战时军事干预能力。
　　3.谋求强化美日同盟的多重功能
　　近代以来，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防止任何其他势力独霸东亚。在现阶段，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防范的潜在挑战势力依次为中国、日本、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谋求通过美日同盟“再定义”收到既强化对中、俄的战略威慑能力，又抑制日本脱美倾向的双重效果。
　　无独有偶，此期日本也对大力强化日美同盟十分积极。日本经过90年代上半期的战略调整，从90年代初谋求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的“直接大国路线”回归到辅助美国、依靠日美同盟来强化自身地位的“间接大国战线”。日本对美日同盟“再定义”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保持良好的对美关系
　　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体制、军事装备与信息等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在对外战略上，日本尚不具备彻底摆脱美国控制的能力与意志。在经济领域，日本的海外运输通道依靠美军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立足于美国市场和日美国际协调之上。因此，日本把对美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惟恐这一关系受到损害。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社会曾出现摆脱对美依赖的强烈呼声。然而，在其后“泡沫经济”破灭和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现实面前，日本收敛了对美挑战的锋芒，作出了继续作为对美同盟者和支持者的自我定位和继续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战略选择。因此，日本朝向扩大全方位外交、增强外交自主性的步伐减慢，转而采取在美国的支持下增强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借船出海”路线。
　　2.保持对华战略优势
　　在90年代的长期经济萧条中，日本以往那种踌躇满志的心态发生了动摇。（注：日本外务省的一个专家小组于1998年末提出的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课题：挑战21世纪》的报告指出，从中长期看，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上升趋势可能出身停顿。）恰好在此期间日本又看到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重新崛起的前景，对此难以坦然相待。于是，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威胁论”取代此前风行一时的“中国崩溃论”而充斥于日本的各主要新闻媒体、书刊杂志之中。除此以外，日本一些势力把强调“日美共同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相结合，试图把中国推向对美“挑战者”的地位，以此防止美国重新回头“敲打”日本。基于此，日本把中国视为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与利益的潜在威胁，把强化日美同盟视为保持对华战略优势的最好手段。为了防止美国抛弃这一同盟，日本不惜以暗示“核武装”的可能性作为防止美军撤退的手段。（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称：“美军从亚洲撤退将导致中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化，其结果日本只能选择核武装。”（［日］《选择》，1996年第4期，第46页。）新井弘一指出：“如说出‘日本要核武装’，美国就只能维持日美同盟了。”（［日］《新国策》，1999年9月1日号，第14页。））
　　3.借助日美同盟增加保险系数
　　日美同盟不仅是联合对外的双边安全机制，而且也早已成为规定和协调日美相互关系的内在调节机制；遏制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所谓“瓶盖”作用，就是这一机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注：关于同盟的对外、对内两重功能的论述，参见［日］田中明彦：《安全保障和同盟——以日美关系为中心》，载［日］添谷芳秀编：《21世纪国际政治的展望》，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96～97页。）美国推动双边同盟“再定义”的直接目的在于在地区军事行动中得到日本的“后方支援”，但并没有要求日本发挥超越宪法第九条等自我约束框架的军事作用，更不愿看到日本的自主军事能力增强到美国难以控制的程度。（注：国防部长佩里等美国高官多次表示，美日同盟“再定义”不会超出日本宪法范围。这一“再定义”的始作俑者约瑟夫·耐也坚持这种看法。（参见约瑟夫·耐谈访，载［日］《世界周报》，1999年10月26日号，第9～10页。））而日本也自愿接受了“瓶盖论”逻辑，承认日美同盟的存在是防止自身军事大国化的有效机制。（注：如日本外务省1990年版《外交蓝皮书》（192页）称：“日美安全条约是给日本不成为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的基本政策提供国际信赖性的东西。”）日本把此作为消除周边国家疑虑的手段，同时谋求在日美同盟的容许范围内尽量增强自主军事能力。另外，长期以来日美双方在各种政策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军事装备生产、各界各层次的人际关系等方面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结构，这也是维系和强化美日同盟的强大惯性动力。（注：陈东晓：《美日加强军事联盟的背景分析》，载《国际问题论坛》，1998年第1期，第53～58页。）当然，随着日美关系内外环境的演变，两国在军事装备生产等领域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也正变得日益激烈。（注：吴寄南：《冷战后日本防卫产业的调整》，载《国际问题论坛》，1998年第2期，第47～48页。）
　　日美同盟“再定义”的进程
　　经过90年代头几年日美同盟的“漂流”期，从1994年起，日美两国都启动了有关冷战后东亚安全战略和日美同盟重新定位的新一轮研究。1994年2月23日，细川首相成立了以财界人士＠①口广太郎为会长、各界人士参加的私人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委托该会就冷战后日本的新防卫大纲提出基础研究报告。该恳谈会于同年8月份向当时的村山内阁提交了题为《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姿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研究报告（世称“＠①口报告”）。（注：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发表于1994年8月12日。（参见［日］共同社1994年8月12日电。））该报告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日本的自主防卫能力和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报告发表后，在日美两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人们视为日本追求自主防卫和脱美路线的迹象。
　　“＠①口报告”发表前后，美国国防部也在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耐的首倡下开始了新东亚战略研究。美国安全专家们从“＠①口报告”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日本的脱美倾向，这是促使约瑟夫·耐加紧制定新东亚战略的重要原因。（注：参阅［日］《世界》月刊1997年10月增刊《手册：新指针是什么？》，第255页；［日］小川彰：《安全保障政策的参与主体和决策过程》，载［日］外交政策决定因素研究会编：《日本的外交政策决定因素》，PHP研究所，1999年，第127～178页。）据说当时美国政府的“疑虑”有三：(1)日本在“周边事态”时如不能配合美国，美日同盟的存在理由将在美国国内受到怀疑；(2)“＠①口报告”显示出了自主防卫和脱美路线的倾向；(3)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注：［美］Mike Mochizuki(ed.),Toward A True Alliance:Restructuring U.S. - Japan Security Relation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p.12.）“＠①口报告”的起草者渡边昭夫承认，该报告确实包含着“亚洲志向、自立志向、多边志向”，但这并不等于脱美倾向，而是主张在冷战后有必要以这些因素来改变日美同盟。（注：［日］渡边昭夫：《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新展开》，载［日］《国际问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8年第3期。）
　　约瑟夫·耐于1994年11月到日本，其他有关人员也相继来到日本，广泛接触了日本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耐发现，日本的精英们对日美同盟的前景普遍持有怀疑，并表现出脱美和把经济与安全重点转向东亚的迹象。耐本人起初倾向于推动亚洲多边安全机制，但其后改变了方向，定下了以强化美日同盟为核心的新东亚战略基调。（注：［日］小川彰：《安全保障政策的参与主体和决策过程》，载［日］外交政策决定因素研究会编：《日本的外交政策决定因素》，PHP研究所，1999年，第158页。）他向政府建议就美日同盟举行会谈以便“消除疑虑”。1995年2月2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以“耐设想”为基础的《东亚战略报告》，对布什政权时期的以收缩兵力为特征的东亚安全战略思路作了修改。其要点有三：(1)提出在未来20年内保持10万驻东亚美军；(2)强调美日强化安全合作的重要性；(3)提出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以“耐报告”为基础，日美两国着手为双边安全同盟进行“再定义”，并商定于1995年11月克林顿访日时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然而，同年9月发生了3名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少女事件，顿时在冲绳及整个日本列岛激起了抗议浪潮，克林顿以国内问题为由取消了11月的访日计划。于是，原定在联合宣言之后发表的日本《新防卫大纲》（旧《防卫大纲》制定于1976年）于1995年11月28日先行发表。这一据说花费5年时间制定的新防卫大纲强调了在“周边地区”强化日美同盟的作用，并提出有必要对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指针》）进行修改。美国的《东亚战略报告》和日本的《新防卫大纲》是两国安全政策部门相互沟通的产物，这两个文件为美日同盟“再定义”铺设了轨道。（注：在这两个文件起草过程中，美日双方相互提供了草稿，交换了意见。）
　　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总统终于访日，日美首脑于17日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标志着美国的对日政策以及美日关系从90年代初期的经济优先重归以安全为中心的轨道。根据《联合宣言》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两国外交、国防首脑的“2+2委员会”）于1997年9月23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新《指针》”），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由此告一段落。1999年4～5月间，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这一新《指针》的3个相关法案。至此，旨在落实新《指针》的日本国内立法程序也已基本完成。通过一系列的“再定义”步骤，日美双方重新强调，日美关系是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经贸关系三大支柱组成的整体，而安全同盟是其基础。从表层看，日美把如下两点作为加强安全同盟的理由：一是影响国际视听。日美称：鉴于亚太地区潜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有必要确立起维护地区稳定的防范体制。朝鲜涉嫌开发核武器，试射“劳动1号”弹道导弹和研制更新式的“大浦洞”导弹等动向，成为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公开理由。二是影响各自国内舆论以及两国间相互说服。美方威胁道：如果日方不加强对美防卫合作，美国政府则将很难劝解国内“反对防卫日本”的强硬派舆论。日本决策层则接过美国的这种言辞，不断向国内舆论透露“如不加强对美防卫合作，就难以留住驻日美军”的风声。
　　除了上述表层原因以外，美日加强安全同盟还有着如下深层原因：
　　体制及意识形态原因。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走向改革乃至解体，“历史终结论”和经济中心主义曾在美国风行一时。当时对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虽然在“人权”问题上已在频频施压，但还没有把中国视为犹如苏联那样的强劲对手。因此，美国把恢复经济竞争力作为头等大事，在经贸摩擦中不断加大“敲打日本”的力度。然而，以1992年以后西方各国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为转机，日美两国在防范社会主义中国方面形成了共识。
　　美国的对外战略利益原因。即使撇开意识形态原因不谈，美国也不愿看到东亚出现任何可能动摇其主导地位的力量，其长期目标是把中国和日本都约束在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之中。在眼看多极化趋势日益进展的局势下，美国谋求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维持足以抑制中国的亚太安全架构，从而达到约束中日两国的双重目的。“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再定义”，体现了美国旨在东西两半球确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完整战略。?
　　日美相互需要的原因。面对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美日增强了共同制约中国的意图。鉴于美国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日本军备和中国迅速崛起的局面，现阶段日本决策层所作出的选择是，力图通过支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和扩大日美安全合作范围来增强其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地位。
　　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实质是什么？对此，渡边昭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概而言之，（再定义）就是把以日本对美出借基地义务和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交换为基础的以往的日美安全关系，改换为立足于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防卫合作精神之上的东西。”如用笔者的语言重新解释，其实质就是日本由过去只需把基地借给美军改换为参与亚太安全中的对美合作以及日美共同构筑联合干预亚太安全事务的体制。
　　概言之，新《指针》的要害，就是把日本以外的“周边地区”发生“紧争事态”时的美日军事合作方式加以确定下来。新《指针》出笼的直接的、主要的后果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其一，日美安全合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向”防卫体制开始向日美“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通过新的支援内容，日本在所谓“周边事态”时已有可能直接卷入地区冲突。
　　其二，美日共同防卫范围发生变化。《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新《指针》都把“亚太地区”纳入美日安全合作的视野，以“周边事态”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划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广阔范围，为美日共同干涉地区事务奠定了基础。
　　其三，以新《指针》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为契机，日本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其战后长期坚持的“放弃战争”、“不做军事大国”、“专守防卫”、“不向海外派兵”等基本原则已发生动摇。
　　日美同盟的未来趋势
　　未来日美同盟如何演变，归根结底将取决于在内外环境的新变化下日美双方作出何种战略调整。
　　在世纪之交，美国内的对日认识与政策处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中仍可以归纳出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见解。90年代中期以来，主张“敲打日本”的主张和舆论已平息下来。如今美国人大多认为日本不大可能在短期内重新恢复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却认为中国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崛起乃大势所趋。因此，美国人的关注焦点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有的主张遏制中国发展，有的主张加强与中国这个未来“超级大国”的合作。
　　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始作俑者约瑟夫·耐的观点，典型地反映着近年来美国的对日、对华政策思路，即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实施“防范与接触”的对华政策，同时继续以美日同盟这个“瓶盖”封住日本军事大国化这个“魔鬼”。他认为：美日同盟是东亚稳定的关键，但美日各自也应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注：［美］约瑟夫·耐：《竞争、牵制、平衡的力学——日美中不等边三角关系》，载［日］《读卖》月刊，1999年1月号。）他还指出，如果增强自卫队的攻击能力，则既将与日本宪法相抵触，又将引起邻近各国的疑虑。（注：［日］《世界周报》，1999年10月26日号，第9页。）
　　布热津斯基对日德两国的地缘政治条件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德国同北约的关系使其同欧盟国家和美国处于平等地位和承担对等的防卫义务，而美日安保条约却规定着美国对日本的“保护性关系”。过去曾遭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欧洲邻国已不再把它视为威胁，而亚洲国家对日本的看法则远非如此，这种情况大大限制了日本地缘战略上的选择。日本成为“国际性大国”的最好途径是：通过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使自己卷入反华联盟。对于美国来说，削减驻日美军是不可取的，而扩大日本军事努力也同样是不可取的。日本应该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中国则应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在这方面大中华和欧洲的作用同等重要。（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6～251页。）
　　基辛格认为，紧密的美日关系将成为日本保持稳健路线的关键，因为中国和亚洲各国担心日本的单独武装甚于日本在军事上的对美依赖。他认为，美国在促使日中两国在相互猜疑中平稳共存方面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美国只有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保持美日中三者关系的稳定。（注：［美］亨利·基辛格；《外交》，第31章。）
　　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化趋势，是美国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其调整东亚战略的重要依据。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美中日三国同时成为亚太强国，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经不起这三国发生冲突的打击。（注：［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8日。）罗伯特·罗斯则认为，21世纪的东亚将是美中两极结构保持稳定的时代。（注：［美］Robert S.Ros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wenty-First Century East Asia:The Stability of the Bipolar Structure,a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Oct.PP.22～23,1999.）美国的不少文章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导国家已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注：［日］《读卖》月刊，1999年第1期。）美国参议员杰夫·宾加曼提倡以多边合作取代美日同盟。（注：［日］《产经新闻》，1998年5月9日。）芝加哥外交学会于1998年底以约400名专家和学者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对“10年后起更大作用的国家”的提问，被调查者有97%都回答说是中国，回答说是日本的只有46%。（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5月5日。）杰拉尔德·卡迪斯则认为，中美两国其实并没有把日本视为对等交往的对象，因而并不存在日美中三角关系，追求建立三角关系的只有日本。（注：［日］《东京新闻》，1999年6月7日。）
　　在90年代后半期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上述现实主义观点构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上述观点的周围，是与之不同的各类主张，这些见解也同样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其侧重点予以分类，可以把这些见解分为地缘政治派别、意识形态派别、经济主义派别。
　　在现阶段，日本关于未来战略的主流思想和政府的决策已倒向了强化美日同盟的一边，日本各界围绕日美关系的论争处于低谷，但并没有销声匿迹。90年代后半期，日本各界精英围绕日美同盟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1)以“脱亚入美”为集中表现的亲美派政策倾向；(2)以“脱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亚洲派政策倾向；(3)以“入美入亚”为集中表现的平衡派政策倾向。
　　各界精英的意见分歧还表现在“靠美”还是“自立”的论争层次上。在现阶段，前者显然居主流地位。其共同看法是：目前日本除了“靠美”，别无其他选择。冈崎久彦认为，最高的价值并非“自立”，而是“安全”和“繁荣”，因此在与日本利益无关的问题上采取“自立”于美国的立场是毫无意义的。（注：［日］《呼声》，1998年第1期。）大滨裕认为，日本已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自我定位，这个体系不容许日本冒尖，不准出现任何日美地位倒置的局面。（注：［日］大滨裕：《解读日美中新三角关系》，载［日］《呼声》，1999年第3期，第154页。）添谷芳秀认为，日本无法单独与中国在同一层次上展开政治权力斗争；（注：［日］添谷芳秀：《日美中关系结构与日本外交战略》，载［日］《外交论坛》，1997年秋季增刊号。）对于日本来说，不论美中出现何种对立或协调也决不能动摇日美基轴路线。（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7日。）
　　后者的共同看法是，一味追随美国对日本并无好处，因而应实现“自立”。如饭田经夫指出：“十分遗憾的是，日本至今未能‘自立’”，“今后日本最大的中长期课题，就是实现‘脱美’”。（注：［日］《呼声》，1998年第1期。）
　　日本作为日美关系的追从方面，其日美同盟路线是由以“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判断和以“普遍价值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表现以及以“瓶盖论”为基础的自我约束逻辑所构成的混合物。
　　基于“强权政治论”，日本自感尚不具备与中美俄展开对等“战略游戏”的能力，（注：如添谷芳秀认为，日本不具有单独与美、中展开“战略游戏”的能力，因而只能采取以日美安全同盟为基础，同美、中都搞好关系的路线。（［日］添谷芳秀：《中国的对外关系》，载［日］《东亚》，霞山会，1998年第1期，第43页））从而固守着“与强者为伍”的传统信条，认为日本只能与某个大国结盟，目前惟有日美安全同盟才是最佳选择。日本急于改善对俄关系，就是要在“大国游戏”中获得对等角色的地位。（注：［日］田久保忠卫：《日美俄新时代的曙光》，载［日］《呼声》，1998年第1期，第198～199页。）
　　基于“共同价值论”，日本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合二为一，在那些不直接影响本国利益的国际事务中，通常采取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的方针，以所谓“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名目对美国的外交举措和军事行动大都采取推崇、追随或默认的态度。这种做法以不与日本的根本利益直接发生严重冲突为限度。
　　基于自我约束逻辑，日本以如下两难推理公式来论证日美同盟路线的合理性：即日本必须由日美安全体制约束自身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否则就有可能走上军事大国道路。其潜台词是：日本无法选择“日美安全同盟”和“军事大国化”这两条道路以外的第三条道路——“非武装中立路线”。这从一个方面反证了，日本二战后所走的和平发展路线是以美军的安全保护为前提的。很多日本人对这种“瓶盖论”逻辑感到难堪和不满。他们指出：认为日本是个“恶魔”，只有在美国的管束之下才能成为让他国放心的和平国家，这未免有失体面和太缺乏自主决定能力了。（注：［日］西胁文昭：《精神分裂症状的日本》，载［日］《世界周报》，1999年8月10日号，第26～27页。）
　　近年来，有些日本人热衷于以“海洋势力对大陆势力”的模式来论证日美同盟的合理性，并把日英同盟作为日美同盟的理想范本。前者旨在为高度依赖海上进出口通道的日本经济寻找相应的保障，其中显然包含着抑制其他国家向海洋国家发展的意图；后者旨在为日美关系描绘出以共同利益和对等交往为基础的理想状态，这种设想一厢情愿地割断了日美关系与其他未来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暴露出其脆弱性。
　　除了上述诸因素以外，日本坚持日美同盟路线，还取决于这一路线的强大惯性作用以及日本决策层是否具有作出重大战略调整的能力。如果美日双方都认为这一同盟十分必要，那么除非双方或其中一方的其他重大利益与日美关系出现严重冲突局面，日美同盟显然还不大可能走向解体。
　　二战后数十年来，日本政府已形成了易于接受美国压力的决策惯性和政、官、财、学各界中强大的亲美集团。每当日本决策层表露出一些脱美或自主倾向时，美国马上通过驻日大使、国务院、总统乃至其他各种渠道对日施加压力，从而在萌芽状态打掉日本的这种念头。日本在90年代对“东亚核心论坛”、“亚洲货币基金”及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态度，如实地反映着这种“美国施压，日本让步”的影响机制。
　　从“合理决策”模式的观点看，今后可能促使日本选择脱美道路的必要前提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安全领域有无摆脱对美安全依赖的能力与意志；第二，在对外经济领域能否降低对美依赖程度；第三，在政治领域是否具有转向独立自主外交的条件和意志；第四，东亚地区是否出现了美国无力控制的多极化和多边合作局面。（注：入江昭认为：“在军事、政治意义上，日本不可能回归亚洲。看来日本并没有这样的战略，即便有，亚洲各国也不可能接受它。”［美］入江昭：《日中关系》（日文版），岩波书店，1995年，第186页。））
　　日本是否在为日美同盟万一破裂的局面做准备呢？其实，当前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切举措，都是以“借船出海”的手法增强自主防卫与外交能力。待到羽翼丰满，日本就将不再对解除日美同盟过于担忧。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两篇报告中的结论那样，日本“正在两面下赌注”，一方面加强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一方面又在准备应付完全靠自己时将面临的局面。（注：［美］《洛杉矶时报》，1999年8月25日。）
　　在未来近期和中期内，在日本决策层中占主流地位的对美基本态度，将是以“入美入亚”为理想目标，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继续维持“脱亚入美”，同时逐步扩大“脱美入亚”的倾向。
　　综上所述，日美同盟在未来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不会走向解体，而是将继续得以维持；在近期乃至中期以内，这一同盟甚至将继续得到强化；在这一时期内“美主日从”仍将是框定日美关系的最基本架构。
　　在21世纪的头十年，日美同盟的强化趋势将继续恶化日美与中俄及其他东亚各国的安全困境。如何消除周边国家对美日同盟“再定义”的疑虑，如何在东亚地区促进基于平等合作之上的安全秩序，不能不是本地区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课题。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通
《世界经济与政治》京13～18D7国际政治金熙德20002000“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向”防卫体制开始向日美“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日美共同干涉地区事务奠定了基础。日美同盟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走向解体，“美主日从”仍将是这一时期日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日美同盟/再定义/未来趋势金熙德，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室主任。北京　邮编：100007 作者：《世界经济与政治》京13～18D7国际政治金熙德20002000“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向”防卫体制开始向日美“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日美共同干涉地区事务奠定了基础。日美同盟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走向解体，“美主日从”仍将是这一时期日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日美同盟/再定义/未来趋势

网载 2013-09-10 2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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