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析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的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这种批评涉及范围很广,从非常类似于“理想的”分析过程,经过着重强调被研究的特定作品的过程(以阐明和评价这部作品为主要目的),同时对传统发生兴趣,并发现“世界上构思和写得最好的作品”,直到一种历史批评,在分析特定的作品之后,历史批评试图将它们与它们从中出现的特定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分析将包括总是被提及的历史批评,在历史批评中,分析知性和想像的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批评也包括对生活方式中诸因素的分析,而文化其他定义的追随者认为这些因素根本不是“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此外,这类分析涉及的范围包括“理想的”重点,即发现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或至少是高级或低级的意义和价值,以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式的”重点,它研究特殊意义和价值、目的不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变化方式,去发现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一般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或“趋向”。
  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总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在我们对过去许多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认识中,我们对保持重要交流能力的主要知性和想像作品的依赖程度,使从这些角度对文化进行描述,即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理的。的确可以这样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比较宽泛地描述“社会”,我们就能够将“文化”恰当地限制在这种比较有限的指涉中。然而,“理想的”文化定义的一些因素,在我看来也很有价值,它们鼓励保留宽泛的指涉。现在记录的许多比较研究结束之后,我发现很难将人类完善的过程与“绝对”价值的发现等同起来,就像平常所界定的那样。我接受了这种批评,这些“绝对”价值通常是一个特殊传统或社会的价值的延展。然而,如果我们不将这个过程称作人类的完善——人类的完善意味着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已知的理想,而称之为人类的进化,以表示作为物种的人类的一般发展过程——我们就能够认出其他定义可能排斥的事实领域。因为,在我看来,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中发现的、社会传统所保存的特定种类的作品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确实被证明是普遍的,即,当被人们所掌握时,它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完全有助于发展人的能力,以便丰富生活、管理社会和控制环境。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以特殊技巧的形式出现在医学、生产和传播中的这些因素,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因素不仅仅依赖比较纯粹的知性学科——这些学科只有创造性地掌握经验才能产生)——而且,这些学科本身,连同某些基本伦理前提和某些主要艺术形式,被证明同样能够被汇集成一种一般的传统,而这种一般的传统,通过许多变化和冲突,似乎代表了一条共同的发展路线。
  我认为,在文化作为一个术语而使用的过程中,意义和指涉的变化,不但必须被看做阻碍任何简捷和单一定义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且必须被看做一种真正的复杂性,与经验中的真实因素相一致。三种主要定义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重要的指涉,如果情况确乎如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不是完备的。因此,“理想的”定义试图将它描述的过程从它详细的体现和特定的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把人的理想发展看做脱离、甚至对立于他的“动物本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这种定义无法接受。此外,只从书写和绘制的记载中看到价值、将这个领域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的“文献式的”定义,同样不可取。另外,“社会”定义将一般过程或艺术和学术总体当作纯粹的副产品,是对社会真正利益的消极反映,在我看来同样是错误的。然而,无论在实践上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将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即便不显着,至少通过终极指涉将我们的特殊研究与实际和复杂组织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从分析方法中拾取一个例子对此进行说明。如果我们分析某一件特殊艺术作品,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们可从理想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某些绝对的价值,或者从文献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某种艺术手段传达某些价值。无论从哪一种分析中都会得到许多东西,第一种分析指向尊崇死者的绝对价值;第二种分析通过合唱队与双重哀歌这种独特的戏剧形式以及诗歌具有的特殊的激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某种基本的紧张状况。然而,很明显,无论哪一种分析都是不全面的。作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对死者的尊敬,在剧中仅限于独特的亲属关系系统及其传统的义务职责——安提戈涅愿意为一位兄长而不是为丈夫做这一切。同样,戏剧形式、诗歌的韵律背后不仅有一种艺术传统,许多人的作品,它们不仅仅受到体验需要的塑造,也受到使戏剧传统得以发展的独特的社会形式的塑造。我们能够接受从我们最初的分析当中引申出来的内容,但我们不能继续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那由于是引申出来的内容,所以尊崇的价值或者戏剧的形式及特殊的诗歌,只有在我们赋予它们的语境下才有意义。通过这类内容浓缩的例子来认识尊崇,已超出它的语境,进入到人类意识的普遍发展之中了。戏剧形式超出了它的语境,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成为主要的一般戏剧传统中的一种因素,戏剧本身作为一种特定交往形式超越了塑造它的社会与宗教,并可能被重新创造,以便直接向想像不到的观众述说。这样,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出理想的价值或特定的文献,也不能把这些都归结在某一特定文化自身的术语之内进行解释。如果我们在任何一种实际的分析当中研究真正的关系,我们便认识到,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中研究一个一般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之中我们又无法从中抽象出或分离出一种因素。认为价值或艺术作品在不参照它们得以表现的特定的社会情况下是可以充分进行研究的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社会的解释是决定性的,或者说价值与艺术品不过是副产品的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艺术作品或价值是如何受到它们从中得以表现的整个背景的深刻影响,我们就习惯于用一种标准形式去询问和这些关系有关的问题:“这种艺术与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中“社会”是一个貌似有理的整体。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艺术之外,就没有一个坚实完整的我们以问题的形式承认其优先权的整体了。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hú@①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如果我们从这些活动中抽出任何一种,我们就能看到,有许多其他的活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按照整个组织的性质,从这种活动当中反映出来。似乎同样可能的是,我们能够区分出为某些特定目的服务的任何特殊活动,这一事实表明,没有这种活动,当时当地的人类组织的整体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艺术显然与其它活动相关的同时,可以认为它在以那个组织的措辞表达那个组织内的某些因素,而且那些因素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这就不是把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而是在不承认我们选择抽象出来的任何一种活动具有优先性的情况下,研究各种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正如我们经常遇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一特殊的活动开始彻底改变整个组织的时候,我们还不能说其他的所有活动一定与这个活动有关;我们只能在变化着的组织内部去研究各种特殊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影响的方式。因为这些特殊的活动要为变化着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目标服务,我们必须去寻求的那种变化则很少是一种简单的变化:持续、调整、无意识的吸收,积极抵制、替代性的努力等因素通常都要出现在特殊的活动与整个组织当中。
  从文献角度分析文化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产生它从中得以表现的整个组织的特殊根据。我们不能说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特殊形式或时期,也不能说我们将看到它的艺术和理论如何同它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前,我们的确不能宣称自己认识了社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这里提到它是因为,许多历史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定基础上书写的,即社会的基础,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分类构成了核心事实,而艺术和理论可以从中得以引证作为边缘性说明或“对照”。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这个过程被利落地颠倒过来了,当这些学科被描述成按它们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事物时,一种被称为“背景”的东西(在普遍的历史上居于核心的东西)也被概述出来了。显而易见,在概念讲解时选择某些活动加以强调是必要的,在暂时的分类中去追寻发展的独特线索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文化史是从这类独特的工作中慢慢地积累而形成的,只有当积极的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所有的活动都受到平等对待时,编写文化史才是可能的。文化史肯定大于这些特定的历史的总和,因为这些特定历史之间的关系、整个组织的特定形式才是它所特别关注的。我则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在这个语境之下分析特定的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它们的组织的基本种类,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现的关系。这类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模式:任何有用的文化分析始自于发现一个独特种类的模式,总体的文化分析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模式有时揭示出迄今分别加以考虑的活动中出乎意料的同一性和对应,有时又揭示出出乎意料的非连续性。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我们才能够期望本质地认识一般组织。我们能够了解有关其他地点和时代的大量生活,但是,在我看来,某些因素总是无可挽回的。甚至那些能够弥补的,也是通过抽象得以弥补,而这至关重要。我们将每一种因素当作一种积淀来认识,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一个因素都在稀释,都是一个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到的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把特殊活动结合成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一个特殊生活组织的概貌;我们甚至能够复原弗洛姆所说的“社会特征”或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社会特征——态度和行为的一种评价系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被传授的;它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方式。“文化模式”是对利益和活动的一种选择和构形,而且是对它们的一种特殊评价,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组织,一种“生活方式”。而当我们将它们复原的时候,即使这些通常也是抽象的。可是,我们很有可能获得对一种更为常见的因素的感知,这种因素既不是特征也不是模式,而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借以存活的实际经验。这可能非常重要,我想事实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时期的艺术中的这类联系。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我们拿这些去衡量这个时期的外在特征,允许单独变化的时候,仍然存在我们不能轻易定位的某种重要的共同因素。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对我们自身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类似分析,我们就能最深刻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此发现了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几乎不需要表现的一种特殊的体验群体,通过它,外部的分析家所描述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特征都以某种方式传递下去,给予它们一种特殊和独特的外表。当我们注意到从不以“同一种语言”交谈的各代人之间的对比的时候,或当我们读到社群之外的人对我们的生活的描述时,或当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方式、但未在这种方式中长大的人身上观察到言语或行为风格的细小差异,我们通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几乎任何形式描写都过于粗糙,无法表现对一种特殊和与生俱来的方式的非常独特的感知。在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中,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当我们处于来访者、学习者和另一代人的位置上,情况肯定如此,事实上,当我们研究过去任何时期的时候,我们都处在这个位置上。尽管它很可能被转向琐碎的叙述,然而具有这种特点的事实既不是琐碎的也不是边缘的;它令人感觉到非常关键。
  我建议用以描述它的术语是情感结构,它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然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期的艺术,包括论证中的独特研究方法和基调,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特点在某处得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它的表现通常是不自觉的,但却通过以下事实表现出来,在我们仅有的活过载体的被记录的传播例子中,实际的现存感觉,使交往成为可能的强烈的共同性,被自然地加以利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比起社会特征,情感结构为社群中许多个体以同样的方式占有。但我认为它是所有实际社群中一种非常深刻和非常广泛的支配,因为确切地说,它正是传播所依赖的。一代人训练自己的后继者,在社会特征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获取尚好的成功,但是,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情感结构,他们的感觉结构好像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极为独特的是,因为在这里,变化的组织产生于有机体中: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一旦这种结构的载体死去,文献式的文化是我们接触这种重要因素最便捷的途径,从诗歌到建筑和服装时尚,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从文献角度界定文化以意义。这决不意味着文献是自主的。只是说,正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根据整个组织来寻求一种活动的意义,整个组织决不是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我们一直寻求整个组织在那里表现的真实生活。最为明显的是,文献式的文化的意义在于,当活着的见证人沉默的时候,它直接向我们表现那种生活。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反思一种情感结构的性质,看到即使密切接触它的活着的人们,在掌握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大量材料的同时,也未能完全理解它,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不过利用各种渠道形成一种方法,一种粗略估计而已。
  我们需要就文化最一般的定义区分文化的三个层次。在一个特定时期经历过的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各种被记录的文化,从艺术到最普通的事实:一个时期的文化;也存在把经历过的文化和时期文化相联系的因素,选择性传统的文化。
  当一个时期的文化不能再存活下去,但以更狭隘的方式残存在记录中时,直到我们感到我们对它的文化产物,它的文化特点,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模式及其情感结构,有一番清晰的言之成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细致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然而这一时期文化的残存物不是受这个时期本身所支配的,而是受逐渐构成一个传统的新时期所支配。甚至一个时期的大多数专家也只知道它的记录的一部分。例如,人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没有人真正了解19世纪的小说;没有人读过或能读完从装订成册到廉价连载的如此大范围之内的全部小说。真正的专家可能读过几百本,一般的专家读过的稍微少一些,受过教育的读者的阅读量则递减:尽管他们对这一主题都会有明确的认识。当然,19世纪的读者也同样不会读完所有的小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读过的不过是选集。但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我认为后世任何一个个人无法全部追寻的东西:对这些小说写作时代的生活的感觉,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选择出来的作品来接近这种感觉。在理论上,一个时期被记录下来;在实践上,这个记录融入了一个有选择的传统之中;两者都不同于以前经历过的文化。
  试图理解一种选择性传统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始于这一时期自身内部;从全部活动中选择出某些事物加以评价和强调。这种选择一般会反映这一时期的整体组织,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评价和强调以后将被证实。这一点我们从过去的时期那里看得足够清楚,但是,我们决不真正相信我们自身情况是这样。我们能够以过去10年的小说为例。没有人真正读完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小说;阅读速度最快的读者,即使每天阅读20小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可是,显而易见,在印刷品和教育当中,不仅这一时期的小说的某些一般特点已有定论,而且人们已经制定出一个达成共识的合理的简短的书目,包括看起来是最佳和最重要着作的书目。如果我们使这份书目大约包括30种着作(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严格的选择了),我们可以假定,50年后,研究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专家将了解这30种,而一般读者或许将了解其中的五六种。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50年代过后,另一轮选择过程将重新开始。在减少这些着作数量的同时,新一轮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也将大大地改变表达过的评价。的确如此,当50年过后,很有可能做到比较合理的永久评价,尽管这些评价会继续波动。我们将以一种缺乏说服力的倚老卖老的方式说,“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再读某某作品了,”不光如此,而且会更为肯定地说“不,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你的看法”。因为任何一个时期都至少包括三代人,我们总是看到这种例子,一种复杂因素是,甚至在我们的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保持原来的看法不变:有许多调整我们不应该反对,有许多省略、扭曲和重新阐释我们应当加以接受或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产生这一切的变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活生生的见证人已经故去,进一步变化将会发生。经历的文化不仅仅被缩减为入选的文献;而且它将以其简化形式部分地被用作对人类发展一般路线的贡献(虽是相当小的贡献);部分地被用于历史的重建,此外,作为已经结束了与我们的关系的、所以部分被用作命名和定位过去一个特定阶段的方式。这样一来,在一个层面上,选择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难以接受和评价的层面,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弃绝。
  在特定的社会内部,选择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多种特殊利益的制约。正如实际社会状况在极大程度上支配当时选择一样,社会的发展、历史变化的进程,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选择传统。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作品的总和,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的有限范围内,这些在形式上关系到保持传统生命力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学术制度)是致力于总体传统的,而非致力于根据当时的利益而作出的某种选择。这种立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某一选择性传统的波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显被当成废纸而弃之不顾的文学作品常常被翻案和被重新发现。显而易见,只有当学术机构保存着过去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即便没有活力,但至少可资利用时,这种可能性才能存在。选择性传统遵循一个社会的成长道路,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这种成长是复杂的并且是持续进行的,所以往昔文学作品在将来的重要性是不可预料的。有一种自然的压力迫使学术机构遵循社会发展的道路,但是一个明智的社会,在保证获得这种重要性的同时,将鼓励学术机构为保存一般的作品留有充分的资源,并且抵制那种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能满有信心地提出的批评,即认为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无用的。许多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自身保持永恒不变并且抵制变化,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常常是一种障碍。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并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期之后对它进行审视,以便真正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和动荡,那么这种永恒性所具有的相应价值就将人们所称道。
  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做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特殊的发展路线将被勾画出来,往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然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一新阶段的突然出现,这些路线将被取消或削弱,从而勾画出新的路线。在当代文化分析当中,选择性传统的现存状态至关重要,因为情况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某种变化——确立有关过去的新路线,突破或重新勾画现存路线——是一种激进的当代变化。我们往往低估文化传统,不仅把它作为一种选择时这样做,而且把它作为一种阐释的程度时也这样做。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大多数往昔的着作,甚至没有努力从它们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分析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要扭转这种局势,使一部作品归复到它所在的时期,而是通过显示历史的替代选择,使阐释变得有意识;将阐释与它所依赖的特定当代价值联系起来;通过探讨作品的真实模式,使我们面对我们正在做出的选择的真实性质。我们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使作品存活是因为它真正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将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正出于自身的目的以一种特殊方式使用作品,认识到这一点,比无条件地信奉“伟大的评价者,时间”这种神秘主义要好。为了利用时间这个抽象物,我们自身主动选择的责任就是压制我们的经验的核心部分。所有的文化作品,要么能够与它从中被表现的整个组织联系起来,要么与它从中被利用的当代组织联系起来,联系得越是主动,我们越是清楚地看出它的真正价值。这样一来,“文献式的”分析从作品中走出来而成为“社会”分析,无论是在一种经历过的文化中,过去的一段时期,还是在自身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传统中。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将这个过程当作人类的完善(走向决定价值的运动),而是将它当作许多个体和群体为之做出贡献的人的一般进化的一部分来接受,发现永久的贡献将导致同类的一般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 □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食加胡
《外国文学》京61~66J1文艺理论雷蒙·威廉斯20012001赵国新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 100871 作者:《外国文学》京61~66J1文艺理论雷蒙·威廉斯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44:46

[新一篇]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

[舊一篇] 文化歷程的反思與展望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