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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小康社会在政治文明上应该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这些论述，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光辉前景。由于政治文明是党的十六大的一个新观点、新任务，其中包含着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界在讨论时也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要求我们作深入的探究，以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一、关于政治文明定义表述的问题
　　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文明这一重大理论时，首先着力于对政治文明作出定义上的解释和界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表述。归纳起来主要认为，政治文明是与政治愚昧、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就是人类社会自国家形成以来所积累和发展着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揭示政治文明所包含的这些基本含义，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然而，政治文明的进步状态究竟表现为怎样的一种状态，积极的政治成果又主要表现为何种成果呢？我们从上述关于政治文明的表述中无法明确了解。因此，我认为还要进一步探讨和确定作为体现政治文明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的标志是什么，揭示政治文明的实质是什么，以期达到全面、完整地认识政治文明全部内涵的目的。
　　作为政治文明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的标志和实质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在政治领域实行民主，或者简捷地说就是民主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一个基本观点。1844年马克思在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时，是把“集权制和政治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对立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讲政治文明，就是反对集权专制，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不同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之间既有区别性，又有共同性。作为共同性而言，其实质就在于民主政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政治文明，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上实行了民主政治。而且，一般地说，后一社会形态比起前一社会形态在国家民主和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深度上有所演进、有所拓展。古希腊奴隶社会建立了城邦的民主规则、程序和制度，第一次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贵族、平民享有自由、民主，为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封建社会废除了奴隶制，把所有奴隶变为自由人，享受自由民主权利的人们比奴隶社会更多了，这不失为一种进步。当然，封建社会政治文明有严重缺陷，因其散布神学政治思想、施行君王专制统治、造成政治黑暗而备受严厉谴责。资本主义社会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契约的思想，确立法治精神和依法治理观念，建立分权制、选举制、政党制、监督制等民主政治形式，较之封建社会，大大地推进了民主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继起的一个社会形态，使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民主政治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并在解放区率先开展了民主政治的建设实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引人注目、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政治建设虽然一度遭受曲折坎坷，但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要致力于“民主化”和“制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同上）要一步步前进发展。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同上，第208页）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崭新局面。
　　由上可见，我认为不应泛泛地把政治文明表述为是与政治愚昧、政治野蛮相对立的政治发展进步状态，而应明确指出，所谓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自产生国家以来，以民主为主旨，包含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思想、制度和行为的形成及其不断发展而呈现出的进步状态。
　　　　二、关于政治文明内部结构的问题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大体系中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个独立系统，本身表现为多层次的结构。怎样划分政治文明的内部结构呢？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治文明分为三个部分：政治思想意识、政治规章制度和政治行为活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治文明也可以称为制度文明，制度文明可以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方面。这两种分法都有一定道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第一种观点来看，制定和实施政治规章制度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职能，国家政治上层建筑还有其他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管理职能。应该把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所有职能和活动，都纳入政治文明的范围，而不能取其一部分，舍弃其他部分。从第二种观点来看，它只是着眼于整个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活动，却没有涵盖到政治思想意识和政治行为活动，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分析政治文明的结构，应该考虑以下两个因素：谁是创造政治文明的力量，哪些活动的内容与政治文明相关。马克思在早期着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多处阐释了“政治理智”、“政治精神”、“国家制度”、“政治势力”、“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这些政治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与社会的各种生活活动紧密联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整个社会结构和各种生活活动作出如下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简言之，社会结构分为物质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们以及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活动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活动方式。
　　依据上述马克思对政治现象和社会结构、生活活动方式的分析，创造政治文明的力量不外有个体和集体两种，个体即公民个人，集体即国家，也包括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势力等；与政治文明有关的活动，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产和精神生活中，体现了公民与国家的政治思想活动，国家制定与实施法规制度的活动，公民的社会政治行为。由此我认为，应该把政治文明的结构划分为政治思想、国家制度、政治行为三个层次。
　　对政治文明结构中的政治思想、国家制度、政治行为三个层次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其包含的一些基本内容。政治思想层次的基本内容有：(1)国家根本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2)社会政治思潮；(3)公民的政治观念等。国家制度层次的基本内容有：(1)国家经济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2)国家政治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3)国家文化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政治行为层次的基本内容包含：公民个人与政治团体的政治心理、情绪；公民个人与政治团体的政治参与活动；社会革命时期公民和政治团体的政治革命活动。
　　政治文明中的政治思想，在政治文明结构中居于最高层次，它对国家制度的创设、施行，以及对公民个人的政治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国家制度，在政治文明结构中居于中间层次，是政治文明的实体部分。由政治上层建筑所制定的一切制度，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方针、政策、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支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生活。政治行为，在政治文明结构中居于基础层次，对政治文明起着认同和支撑的作用。
　　　　三、关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
　　政治文明如何向前发展，有一个路径选择问题。一些学者联系我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起步，实行家族联产承包制带动了政治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开展了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实践，并且结合近年来日趋活跃的城市社区民主管理，据此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在于基层，从基层取得突破后，依次逐级向上延伸，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要走由基层、尔后向中层、再向上层的发展之路。这样的分析当然不错。毫无疑义，我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主。通过发展、健全基层民主，逐渐推进全面的民主政治建设，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在政治文明发展的某一时段上，我们确有必要强调和突出基层民主的重点。但是，如果因此把政治文明发展的路径仅仅归结为从基层向中层再向上层这样一种单一式的线性发展取向，则失之偏颇。
　　实际上从全面的发展进程看，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由上层发动，并且首先着眼于政治上层建筑改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里，鲜明地触及到了事关国家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诚如邓小平所言，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164页）“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同上，第176页）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邓小平本人也一再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说：“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0页）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同上，第282页）邓小平十分关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干部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而干部制度改革则是从破除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职务终身制着手。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入手。”（同上，第348页）邓小平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同上，第331-332页）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宣布，“党决定废除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1982年12月，《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五年，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这就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废除了政治领导职务终身制。
　　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客观上存在基层、中层和上层等不同层面的民主政治建设。我们不应把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截然分开，更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一、二、三的程序关系，以为只有走完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第三步。在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相互联动、相互促进的关系，三者都应该及时进行，协调发展。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说明，当上层改革启动后，我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是在三个层次展开的，而不是严格地固定于某一顺序，始终局限于某一方面。
　　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关系，就是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关系。在政治文明发展中，它们各自居于不同的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地说，处于微、中观地位的基层和中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反映现实快，灵活性强，易于突破见成效的特点；处于宏观地位的上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功能，对中、微观层次起着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上层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可能是被动的，似乎只能等着基层和中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来推动。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刻，总是上层民主政治建设起着主动的、决定性的作用。
　　总的来说，政治文明发展既有从上到下，也有自下而上，还有以中间影响两头的路径选择。例如省级城市深圳市有声有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是应着眼于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出三个层次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方案和措施，使三个层次的民主政治建设协调发展。
　　　　四、关于政治文明建设借鉴有益成果的问题
　　进行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什么原则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既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目前理论界作出了一些探讨，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借鉴了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共和制、选举制、任期制、法制等有益成果；同时，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等政治制度模式。这些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周全，对于实践中有些我们已经做到了或者已经提出来的借鉴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内容并没有被包含在内。以下特作出一些补充。提出并肯定这些借鉴与做法，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议会开放制度。西方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议会、国会的会议，除了讨论国家机密问题，是向公众开放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制度。现在，全国人大和部分地方人大已经开放了一些会议，实行有组织地安排各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旁听。今后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改进：一是尽可能地开放更多的会议供旁听；二是在安排单位人员的同时，留出一定的席位给公民个人，愿意参加的就去，并逐步过渡到旁听完全成为公民个人的行为。
　　2.政务公开制度。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就提出了“国家行为公开论”。康德说：“公共权力包括全部需要普遍公布”（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页）。黑格尔将“国家行为公开”具体化为“法律的公开”、“审判的公开”与“议会的公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4页）。1976年，美国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1978年，法国制定《行政文书公开法》。阳光政策、政务公开化扫除了政治封闭性、神秘化的色彩，使政治生活具有清晰度、透明感。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用多种形式让公民了解政治家活动的情况，了解国家的政治事务，了解国际的政治动向。除属国家机密之外，任何政治生活行为本身没有理由对民众加以保密、封锁或隐瞒。我国于1991年先在农村建立村务公开制度，现在已在各级政府逐步开展政务公开活动，建立政务公开制度。
　　3.普选制度。近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行了国家首脑、议会议员的普选制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也曾实施过参议员和县、乡长的普选。今后，我们仍然要开展普选。邓小平在1987年根据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曾经预测，经过某些阶段发展，我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
　　4.舆论监督制度。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号称“第四权力”，新闻记者被视为“无冕之王”，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党内外的违法违纪行为，也采取了舆论监督，发挥了舆论监督的特殊社会效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党管舆论的原则必须坚持，党是管理舆论的负责机构。但是，如果舆论监督同级党委、政府需要由同级党委和政府批准，舆论监督的功能就要打折扣。因此，加强舆论监督，我们还要不断加以改进。
　　5.民意测验活动。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对政府首脑定期进行或者每遇重大事件进行民意测验，借以反映民众的满意度。2002年，我国有10个城市对市长进行了民意测验，征求民众的满意率。杭州市委也曾就反腐败问题进行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杭州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2002年已经达到75%以上，有80%以上的群众表示对党和政府领导反腐败有信心。在我国，能就党和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出台的方针政策，以及党政领导人的政绩，定期展开调查、征求民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老百姓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反映出党和政府的威信，能及时给党和政府以警醒和激励。
　　6.官员财产经济公开。西方国家对官员规定了财产申报制度，此外，公务飞机不准搭乘家人亲友，周末不准使用公车。我国现已规定，领导干部要定期报告个人的收入、财产，还有纳税、住房情况。最近，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公开提出，双休日不用公车。
红旗文稿京2～5D0政治学许耀桐20032003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作者：红旗文稿京2～5D0政治学许耀桐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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