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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被剥夺了权力的人——以己无关——冷漠的看客

一

1644年当大清的铁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了大半过大明帝国时，弘光小朝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土崩瓦解。曾经担任监军御史的陈潜夫，决定以死来抱答大明帝国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于是便选择了死，这一慷慨激昂的行为来表达对大明帝国的无比忠诚，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帝国殉葬，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一幕。

“两夫人先联臂入于河，然后先生（陈潜夫）从焉。观者数千人，先生犹与两岸拱揖

而别。”（清徐方烈《浙东记略》

数千人的眼睛，就这样目送着三个殉难的人从容地走向死亡，无动一衷，人们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事。

最无辜的要算陈潜夫的两位夫人，她们凭什么时候要成为大明王朝的牺牲品。如果说观看的人只是冷漠，而陈潜夫称得上冷血。他尽可以去表现其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热情，却没有任何权力去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力，让两个夫与他一道成为帝国的培葬品，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两位夫人是出于自愿，既使出于自愿，也是完全不应当发生。在夫权社会下，这两位夫人，除了被迫已外，没有理由让她们作出如此的选择，因为她们至少是被吃人的礼教所吞噬。

数千人的围观者，有没有人会为此感动？有没有过人会因此拿去武器，去保卫一个与

自己毫无相干的国家政权？答案是清楚的，很少会有人作出如斯的选择。

中国人一直高唱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众多的历史史实面前，不由人有理由感到极度

怀疑。

第一， 在中国历史上铁证如山的，能够称得上爱国主义者的人物，廖廖无几，从屈

原、岳飞、李若水、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何腾蛟等等为数不多的人物，与那些数量惊人的卖国贼相比，在人数上简直就无法相比。这就不免让人心生疑窦，这历史上是否真正地存在过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既然，这不上一个普遍现象，就不应当为之定义为一种精神。

第二，就是这些公认的爱国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官僚士大夫。他们到底爱的是让他们拥有富贵和权力的国家政权还是那些爱苦受难的人民，答案同样是肯定。他们爱的是国家政权而不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因此他们只能称之为爱君主义者，而不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不过是后人出于政治需要给他们贴上的标签而已。

文天祥就比较坦诚地说：“天祥受宋恩，为宰杀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宋史·文天祥传》）到于说屈原，只是因为他有一句着名的《离骚》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便被人断定为，同情人民，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感到伤心，已至于掩面流泪。其实这不过是诗人随便说说而已，他并不是真正关心人民，他真正关心的是楚怀王，是他那个与他同姓的贵族政权。既便如此，在那些大一统狂热拥护者的眼里，屈原竟也只是个企图阻挡秦始统一大业的分裂主义分子。古人已经无法开口，只得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中国那些高傲的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过考虑过普通老百姓存在，更不会顾及到人民的感受。他们的目光永远只是集焦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身上。仿佛历史只是由这群贵族老仰们来书写，只有这些人才算得上是人，才是历史的发展的主体。而更多的中国人，只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牲口，因此他们的存在可以被无情地忽略。因此无法真正了解，普通老百姓在国家处于最危急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是乎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绝对不会去为那个将他们所有做的权力完全剥夺了的国家政权，绝对不会为了那个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君王，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试问那个住在京城里，过在后宫三千佳丽中过着天堂般生活的皇帝，与他们有何相干？对于那些整天骑在他们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政府官员，又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凭什么要去为统治者的生死存亡而担心？他们为什么不冷眼旁观？

二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奴隶变为自由人时，他们真正的自由过吗？没有。他们虽然不再被划分为井田的土地上被强迫劳动。但是仍然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不能自由地活动，从商鞅变法起，这些被称为平民的老百姓，就被那一张小小的户口本给拴住，还被编成保甲。在这个社会最基层的组织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有越轨的行为，同一个保甲时的人，哪怕是在无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要受到牵连，无端受到处罚。

人的没有迁徙的自由，土地也只是名义上的私人拥有。最为自私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产生过一部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因为中国的君主和各级政府官员，任何时候都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对个人的财产采强强制性的随意支配，而无须得到主人的同意。

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使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几乎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一如即往，贫穷、奴役、的状况没有得到过丝毫的改善。而中国的政治学说，却在儒学的思想库中找到了一个最为无耻的烂言，来欺骗着着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是建立在家庭观念上的国家学说。

国家的领导人被放置在父亲的位置上，而人民去成了这些暴徒的子民，这种被颠倒了的社会关系，使中国手社会从来就没有产生个慈父，当然，也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孝子。

只要看一下专制制度下，民之父母的地方官吏是如何对待他的子民，就可以知道，二者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脉脉的亲情。

明代中期的一位学者叶权是这样描写一个地方政府，实施法律审讯时如何的爱护他的子民的：

“民间词讼，左证干连之人，一问失对，则加夹棍。皂隶索杖钱，稍不如意，遂以夹棍之短而硬者，横错其足而夹之。往往成跛折废弃，天色险胜雨，疼不能步履。小民赖手足生活，告词连逮，不过为中见，有何大罪？而忍施酷烈，使成痼疾乎？可谓不仁之甚。”（明·叶权《贤博编》）

这里叶权所记述的受到这不公下载待遇的人，还并非是直接涉案的人员。只是作为证人出庭的普通人，只是没有满足受贿的需求，就会被打成残废。试想，真正惹上官司的人会是一样会么情景。因此，一般普通老百姓，在这个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实际上已经是对这个国家政的最大宽容了。还要让他们去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去保卫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政权，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最有资格。最有权力，有最为充分的理由将个罪恶的政权彻底摧毁和埋葬。

国家多事之秋，对国家最无伤害的是这些冷漠的看客，而那些口口声声以爱国主义为号召的人，到大多数是别有用心的卑鄙小人，而他们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才是难以估量的。

1645年，明崇祯帝吊死煤山，此时国家无主，清军南下，腐朽的明朝国家军队，除了会残害自己的自己胞手足。大肆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以外，遇上清军要么放下武器，成为侵略者的帮凶。要么溃不成军，望风逃窜。地方上一些有势力的人便伺机而起树起保家为国的大旗，建立地方武装。不要以为这些人真的是一群令人敬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真实目的不过是趁火打劫，借混乱之机，大发国难财。当时的人就指出这些人是：“名为起义，志在打粮”。在当时的松江府一个普通读书人曾羽王在他有《乙酉笔笔记》中对这些起义军的知为作了这样的记述，他说这些部队

“皆非纪律之兵，威令又不及远，以至地方到处杀人，可以冤家报复，或以抢掠劫焚。浦西人至浦东则以为尴尬。行头人至新场，则以为是细作，白日杀之，略无顾忌，在何家桥之抢掠者，地方不平，合力攻之，一时而杀九命，至如行头之杀严氏六七人，新场之杀朱氏七人，徐氏之杀闻孟嘉，闻氏之复杀徐九飞，表村高桥之杀陶待诏，丁官林奇之杀镇抚陆剑南。至六月至八月，行路者无不带刀，远出者心遭奇惨，到八月初三，大清兵破郡，其风稍定，而乡镇杀掠未已也，”

这些爱国者并没有去对侵略者发动攻击，而主要的勾当是为了抢夺同胞的财物，公报私仇相互残杀，为祸的还是自己的人民。

此时，在江苏、浙江、上海一些带所暴发的“奴变”事件，则以此不同，他们并不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大旗，而是在向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有钱有势的富人，讨回那本属于他们作人的权力。

这些奴仆一旦卖身进入豪富之家，他们的身份就很难得到改变，既便是他们的子女也无法脱离奴籍，只能是充当佣工，只有少数人能够用钱赎回平民的身份。这是一个饱受压迫的人群，当然这里面也有许多依仗主人的势力，横行乡里的坏人。

这些人组织起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索契”。即向主人讨回他们卖身为奴的凭据。这是值得人们同情的。

这个奴变的起因，颇有些戏剧性，1645年在南京，以马士英为首的权臣，拥立明宗室福王在南京登上帝位，建立宏光政权。宏光帝的登基诏书里有一句“与民更始”的话，被人解释为，“凡奴仆之辈，尽行更易，不得复奉故主”。（明清·曾羽王《乙酉笔笔记》）于是这些做奴仆的，就借此要求改变自己的身份。在上海沙川，有位乔氏人家的奴仆叫顾六，他起来号召奴仆们向自己的主人索还卖身契。而上海一带卖身为奴的人很多，一时间，奴仆们便纷纷响应，组织起来。

“不论乡村城市，凡有家人，立刻要还文契。或有平日待家人刻薄者则要杀要打，名曰：‘报冤’。稍有辟而不还契者，千人围拥，烧杀立至。即徐元扈家（明礼部尚书徐光启）系属相府，尚遭荼毒。更有威逼其主，要请酒算工钱者，坐家主之上，呼号、呼表者，稍不如愿，成群结队，无法无天。”（明清·姚廷麟《历年记》）。

后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所爆发的奴变事件在明军的清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太过于地温顺。他们太顺从于命运的安排，不得不忍受着官、匪、和侵略者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暴行。成为暴徒砧板上任意宰割的肉。在社会无序混乱时候，他们只能指望天意的保护，侥幸存活下来。对于他们的悲惨境遇，人们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加以描述。

人的权力是需要个人去争取，才有可能得到。指望别人的施舍，永远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在公理遭到践踏的时候，没有过人站出来为之辩护。当别人受到侵害时，没有人站出来去维护别人的权力，当自己受到伤害时，别人同样也只会是冷漠的看客

上海明清之际的奴变，至少表现出了一种他们有为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去争取的勇气和决心。这点，是值得人所称道的。至于那些站在富豪立场上对他们所作的批评，并非是公允的。在那个时代，所采取的一些暴力行为，虽然并不一定恰当，但是，谁又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寻求到一种非暴力的解决办法？

历史告诉人们，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是在社会矛盾还未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使对立的各方都能够达成双赢的协议，而中国的专制政权，却从来不会在这样的时机下作出这样的选择。让步和妥协，从来就不在统治者的政治思考之中，这是由中国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的历史，也就是由于这些善良看客的纵容。才使得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沦为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土匪、流氓、无赖的天堂。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