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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瞬间的灿烂——衰世的思想——理性与非理性思考的抉择

一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岸）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 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悬）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诗经••••魏风••••伐檀》

当一群伐木者在以前呼后应的方式，在繁重的劳动中表达了对社会分配的不公的愤怒，

并借此来缓解身体上的重负。而此时，没有人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心中的不满。没有人去安抚他们。压迫，一如既往，豪无半点收敛。那些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统治者，仍然在这醉生梦死中过着他们诗意的生活。对这种已经十分明白的警告，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周王朝的第十四代国君，即被人称之为厉王的姬胡，在他执政期的期间，残暴奢侈蛮横不讲道直，老百姓都在私下议论指责他。他的一个大臣召公虎对他说，“现在老百姓都已经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人们已经不堪忍受”。周厉王听十分生气，并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国人议论朝政，并派人到卫国找来一个巫师，指示他去监视那些敢于议论诽谤朝政和君王的人，凡是被告发捡的就会被杀掉。果然这个卫国的巫师按照他的吩咐，杀了不少的国人。这样一来议论的指责厉王的声音就渐渐地平息下来，

周厉王在他执政的第三十四个年头，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压。国家的老百姓因此感到害怕，连话都不敢说，生怕招来杀身之祸。人们在道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来相互打招呼。

周厉王高兴不得了，得意地对召公说：“怎么样，我有能力能够制止那些议论了吧。现在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召公听了长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大王你现在看到的只是表而现象，防止人民的言论，其后果比堵住江河还要利害。江河的水满了就一定会冲破堤坝，受到伤害的人就会很多。。所以能够治理洪水的人，在洪水还没有到来之前，就要疏通河道，让水能够畅通地流入大海。治理国家也是这个道理。要让老百姓说话，使天子在处理政事的时候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将人的嘴堵起来，就象将河流堵塞不让它流通，一但决口，那就无法收拾了。所以朝廷要经常派人到老百姓之中去，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话语，无论是诗、是典，是史是书，是赋、是诵、也不管他是官员们的建议还是老百姓的传闻等等，都可以供天子在治理国家时作为参考。”

周厉王听了，完全没有过理会。又过了三年，即公元前841年，无法忍受重压的国人，终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动。

暴动的人群将周王的宫廷围住，要将厉王杀掉。周厉王先前听到了风声便带着一批亲信与随从逃走，一直逃过黄河，到一个叫彘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一年，周朝廷上没有君王，由王公大臣们推举召公和周公一起总理国事，代行周天子的职权，史称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才有了确切的记年。这是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厉王弭谤的典故。

不听取人民的意见且一意孤行，对不同意见一味打压。最后适得其反，自己被赶下台，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不断地上演，但是统治者似乎从中却很少会学到点什么。

当社会动荡即将来临，人们对生活已经绝望的时候，死亡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具有任何的震摄力。人们心里所积集和酝酿的仇恨得不到消弭，镇压只会加深这种仇恨。此时，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种就立即燃起熊熊大火。而点燃这火种的人并需要具有特别的雄才伟略，只不过就是一个与别的人并无太大的区别的普通人。既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修养，也不需要什么深邃的思想和高深的理论。只要有一定的煽动能力就足够了。这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抉择。

北宋着名的方腊起义，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所暴发的。方腊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下子走进了历史的记忆。在这样的非理性的抉择中，得以脱颖而出。

（方腊）椎牛洒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旬，腊起曰：“天下国家，本是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酪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所赖为命者 楮、竹、木耳。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丞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无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东南赤子之膏血也。二虏得之，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庭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劳，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者不可得，诸君以为如何？”皆愤愤曰：惟命。（宋.方勺《青溪寇轨》）

这是方腊起事前对众人的演讲，算是一个动员大会。就是这样一些浅显的问答，却是对那个不公平的社会，提出了最为尖锐的质疑，表达了一种对平等自由的强烈渴望。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面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由于没有平等对话的选择，因此，实现自己要求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非理性的抉择。所以方腊才能够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并使之迅速展漫延开来。其实，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方腊还是其他的人，只又要有人公开站出来，振臂一呼，就会得到诸多人的反应。只是历史的机遇正好落在了方腊的身上。因此方勺指出：

“方腊以诛朱缅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宋.方勺《青溪寇轨》）

二

选择暴力而不是和平对话，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简便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那些

理性的思考，对于那些企图从政治制度入手改变这种社会对立的思考，除了在一部分人中得到认同，而整个社会都对此无动于衷。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启了中国文字狱的大门，继之而来的君王们无不奉之为圭臬。一切不同的声音还在未发出来就已经被扼杀，而这种对思想的扼杀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迫害，还有来自于儒学所形成的价值理念，也就是中国文化节的传承。而后者更为可怕，因为他让人在思想上形成一种不变的思维定势。凡是与这种精神价值不同的思想，都会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视炎异端邪说，从而加以排斥。而这种排斥并非全部来自统治者，更多的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人们的内心深处，早已打上儒学的思想烙印，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和言行。思想被无情地禁锢在这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他们以孔子的思想作为一衡定一切的价值考量。因此，明代中国最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李贽愤愤不平地问道：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明•李贽《焚书•答耿中丞》）

特别是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被训练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开口孔曰成仁，闭口孟曰取义，不敢越圣人雷池半步。

明未思想家黄宗羲曾经指出：

“ 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庭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者，且往往自

拔于草野之间。”（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黄宗羲对于整个专制教育可以说已经完全不抱希望，而对民间能够产生有才能的人和思想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在他的眼里这里还保留着思想成长的最后一块土壤。

而来自民间的思想者，由于行活在社会的底层，更能体会专制制度的黑喑和腐朽。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极度不满和批判，缺少理性的批判和对新型制度的思考。他们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如何去建立一个新社会制度，个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人类思想价值的重建、社会、法律、的建立等等这一切。无论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还是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都无一例无地付之阙如，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哀。

这种思考的直接后果，除了以无数生灵的丧失，换取新一代君王登上王权的宝座以外。没有人思考一下，如何不让历史重演。而这为之付出的所有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又无一例外地落在人民的身上。中国的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的轮回中，艰难地行走在历史的沼泽之中，难以自拔。

缺乏对思想与政治缜密的罗辑思维，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致命的缺陷。

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真理、正义与公正有着追求的利益集团。从来就不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阶层，他们总是徘徊在新旧统治集团之间，寻找成为获取自身利益的途径。因此除了帮闲和成为统治工具外，无力对社会进行真正实质性的革命。当新的天子登上了皇权的宝座时，便又急不可奈地投入皇权的怀抱中，坐而论道。

在社会还有能力承受政治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沉浸在盛世的虚幻之中，对潜在的社会动荡现实，无动于衷，政治改革总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他们甚至于联手对抗那些只想在现存制度下进行一点技术性改良的变革，将政治改革的一点微弱的希望地无情地地掐灭。

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本没有平等对话的机制，没有人认真地去听取广大人民的呼声，因此也没有真正理性的思考，这对中国人和中国的社会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最为可悲的是，中国人能够自由思想的时候，必然是礼崩乐坏，中央政权已经无法维

持其统治的时候，思想才会得以绽放出他那并不灿烂的光芒。

中国思想大放异彩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下产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思想高度发展的时期。而他的产生是基于周王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其统治威权的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礼崩乐坏无法无天的时代，这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大混乱的时时代。原来在周王朝时建立的一切典章制度，都已经被一个个野心勃勃的强人无情地践踏。而如何使自己在新的力量角逐中战胜对手，是每一个政治强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因此，对所有的思想都采取了放任不加限制的作法，企图在这些思想中找到一条可以通往最高权力之路或者是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局面才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有了一线生存的机会。

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一个充满自由思考的时代，但是仍强烈地表现出民族的性格，这就是文化在历史上的抉择。

一个个心怀不同目的政治家，在那个浴血的时代，表现出了罕见的宽容时，让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民主的契机：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减少）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水道决口），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开出小决口，让水流出）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这里重新将西周时期，共合行政的执政官之一的召公虎的政治主张，“防民之口甚防川”的思想重新提出来。但他的思想仍没有能够超越召公的思考范围，只是希望于统治者采取宽容开明的态度来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让人发表意见，只是君王的一种恩赐，子产没有意积到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是天赋的人权。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要保证让所在人，能哆自由地思考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而这种强调领导者个人所应有的宽容美德则靠不住的，困为他的前题是可以让人发表意见，也可以随时加以制止。这就是人为统治所具有的随癔性。因此，这种开明的个人行为，只能停留在对贤明君主出现的期盼上。不能上升成为一种制度，更不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对别人只有榜样的作用，而无任何实际意义。

专制制度，缺少对人的社会属性进行理智的分析的能力，不能从法律上规定人的权力和义务。因此，一个统治者一但从政坛上消失，也就意味着的政治上的改弦更张，这就是所谓的人存政存，人亡政亡。前代人的影响，很快就淡出了历史的视野。因此，子产的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政制度的设计上，没有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个道德的问题，现而非一个政治问题。

而明清鼎革之际，又是一个极度动荡的年代。一批具有相当思想高度的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走上了中国的思想史的舞台。这批人的出现，给沉寂了千年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种新的思想。但是在中国文化的抉择中，仍然地法走出文化的桎固。他们与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许就只有半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段小距离，使中国的思想，与世界的距离，成为一个让中国人无法跨过的鸿沟。使中国人，失去了出现跻身世界大思想家的机遇，也使中国的思想没有发展到一个足可以影响中国人思维的高度。

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在封闭了千年的社会中，破壳而出，其艰难程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得到的。

他们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统的国度中，开启了自由思想之门。把被文化所颠覆了个人的权力彰显出来，在中国的历史上，闪耀着无比灿烂的光芒，值得每一个深受思考困惑的中国人的深深敬仰。

君权在他们看来已经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罪恶的渊薮，黄宗羲公开指责君王：

“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炎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于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天下之大害君已矣。”（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里，黄宗羲已将专制君言主自私的本质召示好出来，——以国家为君主个人的私人财产。人民被剥夺了个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力。因此，指出个人与君主独裁政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就导致了人民对君主的仇视：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 当诛之，而妄言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天下和国家作了明确的界定，这是对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他宣布国家与天下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国家只是一个政权，亡国只是一个政权的覆灭。这个政权是一人一姓的政权，只有天下才是由人民组成并共同拥有的。人民到了没有生活保障，以至到了人吃人的时候，这才叫做亡天下。因此，二者并不是一个可以划等号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有责焉耳矣。”（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保卫政权那是拥有这政权的君主和他的工臣子们所考虑的事；只有保卫人民，才是保卫天下，这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具的责任。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这名名言，被许多人，歪曲与利用，将他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改动，表现了专制统治者的险恶用心。

这种以人民为国家主体的学说与过去那种简单认为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是这种具启蒙意义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这种理性思想，又再一次为改朝换代的硝烟所所吞没。

历史始终不能选择理性的思考成为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些充满了血腥的非理性的思考，作为暴力革命的基础，为国家的发展蒙上巨大的阴影。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