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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被扭屈的话语权——流言、笑话、民谣、箴言、——社会的温度计。

一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

孔夫子这名言，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政治格言之一。

一般人的理解是说，统治者对于人民只能加以引导，而不能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近来有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读，歪曲了他老人家的原来意思。然而，历来对这名言的理解，既使是误读，也是一种有意识的作法，绝对不是因误读而产生行为上的错误。因为这种解读的实质意义，对任何一个具有强烈权力欲的人来说，都具有太大的诱惑。所以，无论是误读还是正解，恰恰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政治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对资讯的控制，是人类社会所有专制政体都具有的一种典型特征，毫无例外。而在中国的专制社会形态下，更是尤为突出。

中国的专制社会，拒绝所有的人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国家的所有大政方针，是由少数人来决定的。在这些少数人的眼里，老百姓就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愚民，不配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中国的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也就是官僚政治。这种政治首先就要从剥夺一般人的知情权开始，进而剥夺人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非对某句政治格言所产生的误解、误读所致。

对统治者而言，人们所能获取的讯息，必须是经过他们甄别后，认为对自己的统治有利而不至于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些有用讯息。那些被认为不适合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讯息将被永远地窖藏起来，确保社会不会发生动荡。因此这是一种极为鲜明的愚民政策。然而所有政治精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一柄极其锋利的双刃剑，具有巨大潜在的杀伤力。既能伤害别人，自己同样也会受到致命的伤害。你可以牢牢地控制着讯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但却无法保证你所要控制的信息，滴水不漏地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更何况中国的社会强调人情事故，十分注重人际关系。就算是国家的绝对机密，也很难保证不被泄露。明代的位官僚就曾经曾经指出：

“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府，日有报贴，此所当禁也。”（明·于慎行《谷山笔麈》）

中国的专制社会，虽然极力要控制信息的传播，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其是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保密的制度与手段都无法保证信息怕不被外泄。而一旦这种信息的外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这种愚民政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流言四起，小道消息 像洪水一样铺天盖地地涌向社会。有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震荡，让人感到张目结舌和无法想象。

公元1568年，2 月9日，也就是明隆庆二年正月十二日，在秀丽而富庶的江南，人们还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热闹之中，还没有欣赏上元的灯会，还在络绎不绝的来来往往，走亲访友，然而一个令人焦急不安的消息，让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新年带来的快乐。

传说朝廷要在江南选绣女入宫侍候皇上，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无论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还是平头百姓，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所惊呆了，惶惶不可终日。一时间，凡是家里有十三岁以上女孩子家，赶紧找个夫家嫁了出去，以至于未婚男人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什么门当户对，什么嫁娶礼仪，都已经不在人们的讨论范围，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迎娶自己女儿的人就已经是万幸，是祖宗积德。甚至于到了遇上从自己家们经过，青年男子，便让人一涌而上将其强拖硬拽，拜堂成亲。几乎是家家红烛高烧，处处听到的是婚礼进行曲的演奏，走错路碰到的都是迎娶的队伍。一场充满悲情的人间喜剧无时不在上演，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抢新郎”，一出古代真实的黑色幽默。

而这并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无独有偶的是，清初，类似的事情在江南再次发生。

清顺治四年（1647年）的这一年夏天。

“讹传朝廷采选秀女，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人在家者，俱惊惶无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岂论贫富不匹。限时限刻，从早至暮，从暮达旦，无论日之吉与不吉，周堂利与不利，遍地结亲，亦希遇之事。当时有人将诗一首传颂云：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

夜来明月楼头望，只有嫦娥未嫁人。’

时事大如此，二月之后，讹传渐息”（明清·姚廷麟《历年记》）

类似这种流言，并没有因此而人们已经有了历史经验而得到停止传播，反而一而再再三地发生。

还是在上海，清顺治十年（1653），也就是上次流言刚过去才六年。事情同样又发生了。

外间“哄传江州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州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正值亘古未闻事也。” （明清·姚廷麟《历年记》）

而这一次的流言，显然是在民族矛盾下一些别有用心的炮制出来的。但中所造所的影响，和结果去与上相似。

这种讹传为什么会屡屡发生？人们又为什么会屡屡信以为真？这一切都说明了在信息被管制的社会，人们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而专制政权又是一个为所欲为的政权，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人人都只想到万一的可能是存在的，谁也不希望，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此这种流言不但能够在人们的心里产生恐慌，而且还以惊世骇俗的速度加以传播。

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当地的政府官员不出来澄清事实，将真相告诉人们？

事实上，就连政府官员们也地法确定这一信息真伪。在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中下级的官员也无法了解高层的政治黑幕。何况，朝廷选秀并非没有可能，所以连他们自己也是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个信息开放自由的国度，这种流言很快就失去他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而不至于造成社会的不安和震荡。

西方有句谚语叫做“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说，流言在具有理智分析能力的人面前，就会快地被誉为识破，从而失去了传播的可能。而在中国的社会中，没有谁会在流言的面前，去扮演智者的角色。就连曾参那样中国历史上的贤人，他那位最了解儿子的母亲在多次听见儿子杀人后，也都放下手里织布的工作，夺门而逃。那么一般人又怎么能够具备识破流言的能力。更由于中国人一向就有从众的心理，大家都如此异口同声，三人成虎，就在所难免。流言蜚语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生，问题是象中国这样的传播速度，和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却是十分罕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其封闭的社会，很低少能有人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所以没有人会对流言进行理智的具有权威性的分析，也没有人能够确保这种理智的分析是靠得住的。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利益去开玩笑，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意识，情非得已。

专制社会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理性自然就会失去他生存的土地。

对信息的垄断是政府对公权的滥用，滥用的结果就是公权信誉度的丧失，最终使公权的威权及合理性发生动摇。人民有理由对他抱以不信任的态度，一但这种信任度完全丧失，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就无法避免。 因为，当流言不断扩散，而又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传播时。社会上，那些怀有极大野心而具有超常智力的人和对社会怀有强烈不满的人，便会伺机机而起加以利用，搧风点火，推波助澜，所以，那些只是被强权捂住，被压制了的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因这样一个契机而犹如火山的喷发。这就是为什么，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流言，有时也会酝成轩然大波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对信息控制所要负出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统治者本来应当对这种后果，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但是无数的历史史实表明，在面对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失望，他们除了惊惶失措之外，并没有能够找到一种成功化解的政治方略，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他们所有的抉择往往都是徒劳无益的，等待的只是一个政权化为灰烬到来的那一天。

这种社会动荡带给普通老百姓的是极其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即使向抢新郎这样没有酝成激变的事件，也给人民带来的是难以医治的创伤，那些匆忙而草率的婚姻给不知多少家庭带来的是无法治愈的伤痛。

二

中国是很早就有讯息传媒的国度，但与西方社会的新闻传媒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早在唐宋时期，中央政府控制的“邸报”或称之为“邸抄”国家刊物，会定期会向社会发布一些国家政令及统治者认为应当让他的臣民们所了解的一些重大时事。而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报道常常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使中国人失去了了解国家势态的知情权。因此专制社会一旦到了末世，凡是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社会便会乱象丛生，国家政权的威权便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迅速丧失，这不能不说是对信息控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国的专制集权社会，所有的话语权被皇权和官僚集团所垄断，普通中国人的要求和意愿被无情地扼杀。

顺治十六年（1659年）江苏巡抚朱国治下令追收各地历年的欠税，并规定，凡绅袊欠八九分者，革去名色，枷两个月，责四十板，仍追未完钱粮；即至三四分以下，亦责二十板，革去名色，但免枷号。顺治十七年（1660年）因欠交税粮的乡绅生员仞嘉定一县，就县衙抓去锁在尊经阁的人就有数十人。而吴县县令任维初更是一个贪婪残酷的人，他用酷刑将那些欠税的人打得鲜血淋漓，喊妈叫娘。而他自己监守自盗，偷卖公粮，以至于全县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第二年，顺治皇帝去世，消息传到吴县，吴县的秀才倪用宾等百余人，到文庙集中大哭，后到南京巡抚大堂请愿，跪进揭帖，要求驱逐吴县县令任维初。但是巡抚朱国治，本身就是一个大贪官，任维初就是在他的纵容不得下才得已专横跋扈，因此朱国治便作以“震惊先帝，聚众倡乱，情同谋反”的罪名将参与请愿的倪用宾等十八人，逮捕下狱，于同年七月腰斩。被处死的人中，还有着名的文艺批评家，诗人金圣叹，他被外死，家产被没收，妻子被流放到辽东。

这些心里怀揣着为“天地立心，为民请命”的书生，最终连自己的性命都赔了进去。因此更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更没有半点表达意见的权力。

主流社会既然没有民意表达的渠道，但是民意并不是因此不存在，人的思想意识总要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作为媒介将其传达出来。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民意的表达主要基于民歌、民谣等大众文化来进行传播，

这是一种相对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化而存在的俗文化。由于这种俗文化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更多地表现了大众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更加表明了一个社会更为真实而广阔的历史画面，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存在。因此，把那些直接反映现实的民歌、民谣、笑话、箴言等形式，集中起来加以考察，无疑可以观察到一个社会在政治上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矛盾的程度。

古代中国的专制社会，其实也是十分重视这种民间意见的。统治者也不是傻子，他们也需要掌握民间的动向，了解民意，以利于制定和修改政策法令。我们从经过孔子删定的《诗经》三百篇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来自于民间的民歌、民谣，他广泛地表达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及他们的心声。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这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采风活动。设置有了对民意进行监控的国家机关，即行人司，他的主要负责人称为行人。这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采风制度。《汉书•食货志》上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官员的采风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通过对民歌、民谣的收集整理，掌握民间的活动情况，让统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民间的动向。这本来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设计，但是在中国的这文化背景下任何一种看上去十分有利的作法，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他的反面。官员们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只会一味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将那些为君王所不喜欢的民间信息毫不留情地过滤掉，而将那些让统治者听上去十分惬意的阿谀奉承的东西呈上，使最高统治层与民间失去了一个有效连系的纽带。深宫大内中的君王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还真的以为天下太平，直到有一天，他真正了解情况的时候，而此时，已经为时太晚，无力回天。，积怨已深的民众，不是再用口水表达他们的意见，而是铁和血。

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的总集《诗经》来看，那些来自民间的声音实际上有许多已经不具有原生态的性质，明显地带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在没有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民间必然要形成一个相对于官方的舆论系统，他涵盖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所有方方面面，有生产、生活、爱情、风俗、婚姻、政治、等等到一而足。他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主要涉及有关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传播形式。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他建立的那一天起，人民大众实际上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假想敌而存在。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暴力才得政权，天下是他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打下来的。事实是上，如果没有民众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统治权的。这些登上皇位的统治者，心里也清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让步与控制便是统治者所应用的法宝。当国家修养生息，使社会较为安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相对的富足时，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人们对政府的态度还是较为抒缓的。人们更多的是关心爱情、两性的问题，大都是些你侬我侬的调情骂俏，插科打诨。这时的社会是一个处于上长升阶段，社会较也为安定。但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是宗教的信仰和对人的平等认同，人们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无钱无势而又没有发财和致富途径的广大人民的不满，自始自终都无法平息。而人们的不满，在社会较为平稳的时代，会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来对这种社会状况加以调侃。笑话，就是一种最易传播和最能让人接受的一种形式。

“有农夫种茄不活，求计于老圃（种菜的人）。老圃曰：此不难，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问其何故，答曰：有钱者生，无钱者死。”（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这里作茄与钱的谐音，表达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这个中国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官员们的贪腐史，这话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历来最为人们所深恶痛绝。而对这一社会现象，普通老百姓的愤怒只能通过笑话这一特殊形式对其进行讽刺和鞭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充斥着大量的政治笑话的原故：

“官值署月，欲觅避凉之地。同僚纷议，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闲，一老人进曰：‘山寺虽好，总不如此座公厅，最是凉快。’官曰：‘何以见得？’（老人）答曰：‘别外多有日头，此外有天无日’”。（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这则笑话实际上表达了老百姓对政府机构的暗无天日，表达了不满。

中国政治的腐败，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有切身体会的莫过于司法的腐败：

“一官最贪，一日，拘两造对鞫（审讯），原告馈以五十金，被告闻知，加倍贿托。及审时，不问情由，抽签竟打原告，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手覆曰：‘奴才，你讲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这虽然是则笔话，却最为真实的反映了官员认钱不认理的丑恶脸嘴，和社会真实的情况。因而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

“一青盲人（青光眼的患者）涉讼，自诉眼瞎。官曰：‘你明明一双清白眼，如何诈瞎？’（盲人）答曰：‘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爷却是糊涂得紧。’” （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人们对官员们的不满在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仍在继续和强化：

“一官断事不明，惟好洒怠政。百姓怨恨，乃作诗以诮之云：‘黑漆皮灯笼，半互助友爱萤火虫。粉墙画白虎，黄纸写乌龙。茄子敲泥馨，冬瓜撞木钟。唯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 （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以上这些笑话，还只是对一般个体的贪腐行为进行了较为辛辣的嘲笑，而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下，这种制度性的腐败是无法消除的。官场的腐败无能最终使人们的不满，不断地在积集逐渐向更为对立的方向发展：

“乡民初次入城，见木桶悬于城上，问人曰：‘此中何物？’，应者曰；强盗头。及至县前，见无数 钉于谯楼之上，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乡民不知，乃点首曰：、城上挂的强盗头，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清• 程式爵辑《笑林广记》）

将时，强盗与官府被直截了当地联系在一起，社会的的不满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步。社会需要一种和平理性的对话来消减对抗的危险，但是这种笑话满天飞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理会和关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支配着整个民族的意识。政府官员们仍然在继续着他们无耻贪婪的委径，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恶梦的开始，整过国家和社会已经将自己置身于干柴之上，哪能怕是一点火星都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于是，那种幽默的嘲讽，会为一种更激烈的民谣、箴言所取代，而这种了谣箴言，的政治目的显然已经逐步明朗。大规模的社会性对抗已经具有失控的危险。只是等待一种时机的到来，一触即发。

如果说，笑话还只是停留在一种语言上的情绪宣泄，他改变政局的目的性并不十分强烈。而童谣、箴言的出现，则预示着政治行动的开始。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有预谋的政治策划，带鲜明的政治目的。他的出现是一种舆论上的准备，为后来大规模的全国性政治行动造势。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有的传播形式，他以浅显无华的语言和朗朗上口的音节使之能够在普通人群中得到迅速地传播。他的历史非常悠久。从《诗经••魏风•硕鼠 》中就已经看到这种形式得到了运用：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

誓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得我所。

…………

中国是一个产生大量民谣的国度，这正是对民众话语权的被剥夺的一种反弹。从古到今，散见于典籍文献中的民谣浩如烟海。他与笑话不同的是，大量的民谣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对实事进行毫不留情地给予褒贬，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

如他对官员们的不满直接提出警告：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三国志•王昶传）

对于那些清正廉明的官员，民谣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书•党锢传序》）

生活在黑暗治下的人民，对清正廉明的好官寄予了极大的期盼：

“邑（郁）然不乐，思我刘君（刘陶），何时复来，安此下民”。（《后汉书•刘陶传》）

对社会不良现象更是一针见血：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台泥，高第良将怯台鸡；古人欲达勤颂经，今世图官免治生”（《后汉书•逸文》）

而对买官鬻爵的腐败政治直接给予责骂：

“灶下养，中朗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候”。（《后汉书•刘玄传》）

三

箴言，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并非那个民的特殊专利。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希伯莱人、印度人等等，箴言几乎在所有的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各种箴言被无数次地记入官方的文件和私人的着述之中。

箴言与民谣有很大的不同，民谣由于为了便于传播，语言文字的运用比较浅显易懂，而其所指的对象相对来说有一定较为具体的针对性，往往对是对社会的局部现象或具体的人和事发表意见。而箴言与民谣的最大不同之外，在于其对整过社会和某一特定事件的未来发展具有一种超前的预言性质，他所使用的语方文字常常让人感到晦涩难解，很多箴言直到社会或事件按照其所预言的轨迹发展，才会使从得到印证而恍然大悟。因此，他始终笼罩着充满玄机的团团秘雾之中，很难让人看清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箴言也不过是一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所精心策划出来，意图影响社会的一种舆论宣传方式，绝非来自神秘的天意。但是在面对这许多被记录下来的箴言时，又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有时真的要问，难道人类社会真的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难道某些人真的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能力，能够未卜先知，预测未来？

如果说两千多前那句着名的箴言“亡秦者，胡也”。不过是后来的那些心怀不满的的儒生、方式捣鼓出来，事后加以附会的话。由于时间的久远，人们已无法作出考证而得到真实的结果。那么在后来的历史朝历代中，文字以经作为广泛记录社会发展的工具，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箴言仍大量地存在，同样也令人困惑不已。

当然，有许多箴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出于某种政治势力按照其政治需要炮制出来，东汉末年张角、张保兄弟所发动的黄巾起义，在起事之前，便派人四处散布带在箴言意味的民谣：

“苍天以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苍天自然就是指东汉政权，黄色是他们起义时所使用的色彩，号召人们在甲子年（184年）起来响应他们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

明代建文元年，年轻的君主鉴于他叔叔们的权势过大，危及到中央王朝的统治，下决心削藩，先后废除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几个势力较小的藩王，当他准备对付燕王朱棣时，在南京的街道上，突然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他边走边唱：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察觉到其中的政治含意，这明显地是朱棣派出的细作，用箴言的方式对建文政权进行警告和为他日后夺取政权作舆论上的铺垫。燕就是燕王朱棣，上帝畿就是要登上皇帝的宝座，果然，经过数年的征战，朱棣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侄子赶下台而自己坐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

最让人感到神秘的是明代天顺朝，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位时，有一年天旱无雨，北京城里的小孩子们做扎土龙祈祷上天下雨的游戏。他们一边学着大人的模样向土龙叩拜，一边口时不断地唱着：

“雨帝、雨帝，城隍土地。

雨若在来，还土地。”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才让人们又想起这箴言的所有意缊。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朱祁镇在河北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与蒙古瓦刺部军队作战时被俘，史称“土木之变”，他留守京城的弟弟 王朱祁钰于九月初六被的大臣们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景泰帝。朱祁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来，英宗被蒙古人释放，回到北京，被朱祁镇禁锢在南宫里。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朱祁钰患病，十六日晚，总兵石享、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率兵人发动的政变，十七日晨从南宫中将朱祁钰拥入奉天殿宣布复辟。史称“夺门之变”。

这时，人们才想到箴言中所说的“雨帝、雨帝”就是“与弟、与弟”的谐音，“城隍”指成王做了皇帝，“再来还土地”则是指英宗的复辟重新执政。

这一箴言的神秘之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英宗执政期间。看不到存在着某种心怀不轨的政治势力，要处心积虑地争夺王权。也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判断英宗将要在战争中被俘，更无法想象另一个普通的皇子会登上皇位和后来一系列戏剧性的发展。

是什么人能够对历史的进程作出如此精确的预测？他们又是出于何等的政治目的？等等，为些不能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然而，更多的箴言，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出来表达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他的传播形式往往以儿童、云游僧、道、牌刻，等极力渲染他神秘性，让人们更相信这是天意始然。

在箴言大量出现和传播的时候，已经预告了社会的风寸雨即将来临，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就有拉开他沉重的大幕。

元朝末年，黄河决口，粮田被淹，漕运中断，盐场被毁，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元顺帝下令征发民工二十六万治理黄河，而朝庭下发的工程款又被官吏们层层盘剥，再加上政府变更钞法，滥发纸币，物价腾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教友刘福通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武装爆动。他们派人在河工之中暗地散布“弥勤佛下生，明王出世”的谣言，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并“阴凿石人，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数万人。”（元明•叶子奇《草木子》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终于就这样暴发了，干柴烈火，瞬间便成燎原之势。

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信息可以自由地流通，社会就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政治笑话、民谣、箴言。他让那些心怀叵测的阴谋家失去了发挥他阴险的才干，而社会才会获得真正的长治久安。

然而中国的文化选择总喜欢将所有的事情都纳入黑箱之中，以一群精英去为决定和规划国家的一切。而这种规划与决策是从不顾及普通老百姓的具体感受。强权成为专制社会的主要手段，因此，打破强权最终也只能与暴力的手段，而不是理性的原则。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