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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当代杂文的发展几经起落，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建立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１７年间，是杂文创作沉寂和挣扎得特别艰难的时期。在这１７年里，仅出现过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两次短暂的有限的杂文创作高潮［①］。“文革”１０年，杂文被扭曲异化，成了面目可憎、令人生厌的“帮八股”，真正的杂文却万马齐喑。
　　但是，正如杂文家秦牧所说的：“无声的时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风暴在酝酿。”［②］粉碎“四人帮”后，杂文创作开始复苏。初期的杂文“往往还留有不少‘文革’的痕迹，提法上也还有不少不妥之处”［③］。１９７８年夏天，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框框，杂文家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杂文也迎来了全面复兴和繁荣的新时代。
　　在这百花怒放的“杂文之春”，杂文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杂文创作队伍“日见其斑斓”。如果说，３０年代的杂文作者“只是亭子间里那几个人”（唐韬语），五六十年代的杂文作者主要局限于高中级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干部，那么，新时期杂文创作大军则蔚为壮观，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文景观。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杂文队伍里，有文章老更成的杂文宿将夏衍、巴金、廖沫沙、林放、严秀、秦牧、黄裳，有风华正茂的中年杂文家牧惠、蓝翎、舒展、陈四益、章明、老烈，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杂坛新秀鄢烈山、朱铁志、王向东、司徒伟智、陈小川、米博华，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杂文家邹人煜、袁成兰、陈飞、汪义群，他们组成了新时期杂文创作的生力军。还有一大批客串杂文而在杂文界享有盛誉的杂文作家，如诗人邵燕祥、公刘、流沙河、刘征、叶延滨，小说家王蒙、马识途、李国文、蒋子龙，剧作家陈白尘、吴祖光、魏明伦、沙叶新，画家黄永玉、方成、韩羽、高马得，学者施蛰存、张中行、金克木、王元化、何满子、邓伟志、王春瑜……这些“破门而出”的杂文作家“由于厚积薄发，比一些杂文专业户写得更好”［④］。新时期众多杂文作家如点点繁星，在２０世纪中国杂文的天空熠熠生辉。
　　杂文园地迅速扩大。长期以来，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和迫害，杂文成了“不祥之鸟”（林放语），“无杂文不成运动，无运动不整杂文”，导致许多报刊对杂文敬而远之，杂文的园地日趋萎缩。到了新时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出现了“无报刊不登杂文，无杂文不成报刊”的可喜局面。许多报刊纷纷开设杂文专栏，着名的有《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光明日报》“东风”副刊、《文汇报》“笔会”副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文汇月刊》“自由谈”专栏、《现代作家》“乱弹”专栏。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日，我国第一家专门刊登杂文的报纸《杂文报》在河北石家庄创办，臧克家称它“为杂文开路，打响了第一炮，响应之声，不绝于耳”［⑤］。果然，在１９８５年２月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严秀、邵燕祥等２１位杂文家提议创办杂文刊物，他们认为“五四”以后，曾有过《语丝》、《太白》、《野草》等多种杂文刊物，而解放后此类杂文性的刊物完全绝迹，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他们建议创办一种“以发表质量较高的杂文创作和杂文的研究与评论”的杂文刊物［⑥］。１９８５年５月，柯灵在《关于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意见》中，也提议创办一份“反应灵敏、目光敏锐而确有水平的杂文刊物，对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上的病态，进行经常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针砭”［⑦］。在杂文家的热情呼唤下，１９８８年吉林省出版了《杂文家》双月刊（现改名为《杂文选刊》），１９９４年安徽淮南出版了《杂文》双月刊（现改名为《语丝》）。
　　杂文总集和杂文丛书相继出版。为了检阅当代杂文创作的成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新文艺大系（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杂文集》和《中国新文艺大系（１９７６—１９８２）·杂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辑４０本《当代杂文选粹》，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中国杂文大观》。此外，从１９８０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还有三联书店的杂文丛书，广州出版社的“思想者丛书”，成都出版社的“当代名家杂文系列”，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着名杂文家漫画家幽默小品”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名家杂文精品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名家最新杂感力作”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稻草人杂文随笔丛书”。这一大批杂文总集和丛书的出版，表明了新时期杂文获得了全面丰收，显示了新时期杂文家的创作实绩。
　　杂文组织的建立和杂文作家群的形成。自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４日河北省率先成立杂文学会以来，各省市区也纷纷成立了杂文学会、杂文研究会和杂文创作委员会。它团结了广大杂文作者，结束了杂文作者单兵游勇、孤军作战的分散状态，形成了颇具特色和规模的杂文作家群，如“岭南杂文作家群”、“江苏杂文作家群”、“湖南杂文作家群”、“四川杂文作家群”。各省市区杂文学会为了展示实力，还出版了各自的杂文合集，如《燕山新语》、《京都札记》、《求实杂谈》、《幽燕纵横》（北京）、《上海杂文选》、《津门杂文选》（天津）、《岭南杂文选》（广东）、《江苏杂文选》、《湖南新时期１０年优秀文艺作品选·杂文卷》、《花边一百三》（湖南）、《闽潮录》（福建）、《门槛边上的风景》（江西）等。江苏省杂文学会连续推出“江苏杂文十家”两辑，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杂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杂文研究的不断拓展。建国后，只在５０年代初中期有过关于“杂文复兴”和“小品文的新危机”两次短暂的杂文讨论，杂文理论极为贫乏［⑧］。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杂文创作的兴起，杂文理论也得到广泛关注。１９８０年２月，《文艺报》开展了“如何繁荣杂文创作”的讨论，廖沫沙、严秀、陶白等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需要对杂文有个正确的看法，要给杂文恢复名誉”，并“希望杂文创作出现新的生气”［⑨］。１９８１年４月，《南方日报》“南粤”副刊邀请广州部分杂文作者秦牧、苏烈、岑桑、柳嘉等人，就如何提高杂文的质量、发挥杂文的功能等问题举行座谈，秦牧呼吁：“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倡和鼓励杂文，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杂文，使杂文艺术这枝花更加绚丽灿烂。”［⑩］这些讨论对于消除偏见，繁荣杂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１９８５年１月，杂文理论刊物《杂文界》在河北石家庄创办，它呼吁老中青杂文家“为建立系统的丰厚的杂文理论”和“开创出杂文理论研究的一代新风”而齐力奋进［①①］。此外，在杂文史的研究和杂文写作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邵传烈的《中国杂文史》、姚春树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以及杜文远主编的《杂文百家专访》、赵元惠主编的《杂文创作百家谈》、楼沪光主编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牧惠的《杂文杂谈》、姚春树的《怎样写杂文》、林帆的《杂文与杂文写作》、李庚辰的《杂文写作琐谈》、徐乘的《杂文学》、王保林的《杂文的写作艺术》就是明证。
　　１９８８年《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和中国作协举办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更是将新时期杂文发展推向高潮。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１日至９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为繁荣杂文创作、高扬鲁迅精神而举办的“风华杂文征文”，收到７０００多篇稿件，其数量之巨，声势之壮阔，接触面之广，作者面之普及，形式之多样都是空前的。杂文家黄裳称之为“一次新时期杂文成功的大检阅”［①②］，更有论者认为“《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将杂文热推向极至，奏出了１９８８年杂文热中最辉煌的一章”［①③］。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中，共有邵燕祥、牧惠、舒展、冯英子、陈小川、曾敏之、蓝翎、章明、林放、吴有恒１０人的杂文集获奖，这“是建国四十年以来的第一次，可能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这不能不是令人兴奋的大事”。［①④］
　　总之，从７０年代末杂文开始复苏，到８０年代杂文全面繁荣，直至９０年代杂文随笔热持续升温，新时期杂文无论从创作到理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都大大突破了旧的模式，整体水平有了显着的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唐韬认为：“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可以这样说：比起鲁迅时代，比起建国后至１９７８年这一时期，新时期的散文和杂文都有突破。我个人认为杂文又比散文突破得更多一些。”［①⑤］柯灵更指出新时期“散文和杂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杂文，明显地超越３０年代的一般水平”。①⑥］新时期杂文创作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它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空一道最鲜艳夺目的彩虹！
　　 二
　　新时期杂文不仅在作者阵容的强大、发表园地的拓展以及作品数量的繁多等方面，在当代杂文史上居空前水平，而且，“更可贵的是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①⑦］。这种自觉的、彻底的、执着的批判精神，“不是小打大帮忙的搔痒痒，不是‘宁弯不折’的变通灵活，也不是盲目莽撞的随帮唱影。而是要像鲁迅那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以最硬的骨头，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我们民族和人类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不懈的战斗。……鲁迅杂文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便是鲜明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①⑧］因此，杂文家叶延滨指出，“杂文是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是没有媚骨的散文。”［①⑨］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陷于“左”的迷误和狂热，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天生通体光明，无须在自我批评和自我扬弃中求得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种近乎天真幼稚的愚昧想法，窒息了杂文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极左文艺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杂文界一再重复的并不是“言者无罪”的宽宏大度，而是“以言治罪”的历史悲剧，使我国现代以来的一些革命和进步的杂文家屡遭厄运，有的甚至为杂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真可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诗）杂文家林放回顾建国后２０多年来的杂文史，认为：“倘从消极方面吸取教训，那末，可以得到一条‘经验’：写杂文是要担当一定的风险的。为了个人的安逸和太平，洗手不干是上策。”［②⑩］因此，长期以来杂文的批判精神严重失落。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热情的复苏，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自觉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驱使大批杂文家积极参与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他们大胆直面现实人生，用杂文革故鼎新，激浊扬新，匡正时弊，张扬真理，在与封建愚昧、腐败专制、教条僵化、抱残守阙的思想行为以及种种歪风邪气作斗争中，比较集中地发挥了杂文批判战斗的作用。
　　被喻为“重振杂文旗鼓的代表作”——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打响了第一炮。这篇杂文从传说中鬣狗抢吃猛兽吃剩的残肉碎骨说到人类社会中“人吃人”的种种世相，揭出“文革”中某些“看到气候差不多的时候就奔上前来咬点骨头”，事后又“会立刻装成个文明人、没事人的样儿”的现象，批判了这类具有鬣狗性格的人物凶残又怯懦、卑鄙而猥琐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径，在新时期最初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宋振庭的《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针对当年江青一伙通过电影镜头把教师在课堂上讲授“马尾巴的功能”当作“笑话”来嘲讽，并借此宣扬“知识无用”的恶劣行径，在文章中旁征博引，讲述了蝌蚪、兔子、牛和马的尾巴各有特殊的功能，然后笔锋一转：“马尾巴并不像江青的假发一样，仅仅是一种骗人的装饰，没有其他‘功能’。”这篇杂文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杂文中大量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之后，杂文家开始对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进行深深的反思。巴金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到１９８６年８月，用了８年时间写作《随想录》，他的目的就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②①］。巴金在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２日所写的第１１则随想《一颗桃核的喜剧》里，从沙俄时代皇太子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命运，谈到“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的荒唐闹剧，他认为：“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巴金又一次想起孩提时代在广元县衙门旁观审案的见闻，他郑重指出：“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不断地重复“反封建”这一主题，直到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２日他在给《巴金译文选集》作序时，仍然表示：“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果然，巴金在１９９５年又出版了《再思录》，在“没有神”的宣言之下，一个无畏的无神论者和直面人生的坚强战士继续着自己的“再思考”。
　　巴金的杂文创作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真正发人深省的命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运用现代文明知识来战胜我们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封建意识残余，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当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巴望有一个“现代唐太宗”时，邵燕祥于１９８０年写下了《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他犀利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他主张“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并说：“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作选择。”在８０年代后期，他又从一些人鼓噪所谓“开明专制”和“新权威主义”的喧嚣中，看出“巴望‘好皇帝’”的皇权意识，于是，邵燕祥在《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论据》中，从《我的奋斗》一书里摘抄出几段希特勒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对议会民主制以及共和制的仇恨和他所肯定、推崇、颂扬的“朝纲独断”的语录，便活生生地揭穿了这种“主义”的封建法西斯本质。可以说，反对封建愚昧，呼唤科学民主，是邵燕祥杂文创作的一个重点。
　　封建愚昧之所以得以畅通无阻，很大程度上与它以革命、“左”的面孔出现有关。舒展从他１９７９年复出重写杂文的第一天起，就和极左思潮展开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在《论扯皮》、《论拍马》、《论无耻》、《论愚昧》、《论腐败》、《论冻结稿酬的伟大革命意义》等一系列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杂文里，从各个角度揭破极左的可恶、可憎。在他笔下，那些“左得利”、“左倾投机分子”、“革命左派”、“封建极左的鸱鸟”、“左爷”、“左家庄庄主”一一现出原形，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杂文家意识到，某些精神上的“惰性”对改革的阻碍往往甚于有形的力量，于是，他们不仅驱散社会上的“毒气和鬼气”，而且也反省自身心理和性格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劣根性。正如杂文家牧惠所说的，“我们的任务，仍然主要是同这种种封建愚昧的恶德作战。而要成为一名眼明心亮有战斗力的战士，首先就得清除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像鲁迅那样严格地解剖自己。”［②②］
　　新时期杂文所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以现代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为思想基础，包含了杂文家对现实和历史中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文化现象、国民性格以及杂文家自我的分析、批评和解剖，有着广阔丰富的内涵。可以说，理性批判精神是杂文家社会审美理想的核心，是杂文家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标尺，是杂文的灵魂，从中我们看到了新时期杂文希望的曙光。
　　 三
　　新时期杂文在艺术追求上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杂文家黄裳指出：“人们大胆地打破了数十年来形成的理论模式与写作模式，逐步争取到个性创造的精神心态。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新的突破。”［②③］
　　古人说“文无定法”，杂文本来是一种非常灵活自由的文体，在取材、对象、抒写情性、表达方法、文体样式上是最不受局限，杂文家可以在尺幅之间挥洒自如，曲尽心意。然而，长期以来杂文创作却存在着某些不成文的框框套套，认为杂文的写法只能是针对某一现象和问题发表议论，议论中引经据典，千字内起承转合，这样的杂文多了，难免会使人产生“千人一面，万众同腔”的感觉。新时期一些优秀的杂文家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破套而出，杂文创作鲜活多样，如闲云在天，舒卷自如；似清泉出谷，缓急随势。
　　新时期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史论性的历史杂文。杂文的取材，首先是来自现实生活，但往往也涉及历史。从根本上说，杂文家笔下的历史，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他解剖历史就是解剖现实。杂文家常常借议论历史，以讽喻现实，即所谓“借古喻今”。在新时期，黄裳、牧惠、王春瑜是写作此类杂文的佼佼者。黄裳熟悉并酷爱晚明史，写了许多明清易代之际人物的杂文，如《关于柳如是》、《陈圆圆》、《关于吴梅村》等。他知人论世，能将人物的灵魂深处显示于人，将世相的复杂显示于人。尤其是他的杂文集《笔祸史谈丛》，深入挖掘中国“文字狱”的根源，提醒人们记取历史的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王春瑜是明清史专家，着有《明清史散论》等学术专着，也出版了杂文集《“土地庙”随笔》等。他的杂文《“语录”考》、《烧书考》、《“株连九族”考》、《“万岁”考》，都是挖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祖坟的力作，于史实的索引钩沉、旁征博引中探幽发微，颇得“太史公曰”的真精神。
　　新时期还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评论中国古典小说名着的杂文。这类杂文的写作要求作者在学养、见识和艺术表现上都具备相当功力，在执笔为文时，既评论小说又借题发挥，嬉笑怒骂，纵意而论，没有一般文艺评论的学究气和枯燥味。牧惠是位着名杂文家，又是个古典文学专家，他的两本杂文新作《金瓶风月话》和《歪批水浒》，以现实的眼光观照古典名着，将《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扯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将《水浒传》“歪”出许多感慨，“批”出许多新意。两本书融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炉，冲破了杂文创作的“形格势禁”，营造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青年杂文家王向东也以《红楼梦》和《水浒传》为对象，创作了《红楼絮雨》和《水浒国风》两部杂文集，赋予了古典名着以新的生命力。这类独辟新路、别出机杼的作品可谓杂文创新的成功范例。
　　谈到新时期杂文创作上文体格式和艺术表现的创新，刘征和叶延滨的“故事新编”式的杂文不能不提到。这类杂文同史论性的历史杂文有所不同，用廖沫沙的说法是“取一点历史的‘因由’，‘随意点染’”［②④］，作者把他对现实的批评融化在故事的铺演中，少发议论，甚至于不发议论，而以故事的逻辑来表现作者议论的逻辑，以审美判断来表现逻辑判断。刘征的杂文名篇《庄周买水》活用了《庄子》中的濠梁观鱼和涸辙之鲋两个典故，通过学者庄周弃文从商，想养鱼致富，却接连遭受打击的故事，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官倒爷们”以权谋私、投机发财的罪恶行径。黄裳认为：“《庄周买水》之于《故事新编》，都是注入了新内容的对鲁迅的继承与发展。”［②⑤］叶延滨的杂文《包公铡了陈世美后秦香莲还在喊冤》、《请教马克·吐温先生》、《林黛玉小姐收到聘书》，都跳出了借古喻今的写法，直接让古人跑出来发表见解，看似荒诞，却收效奇佳。
　　此外，８０年代以来，黄永玉、流沙河等人的“世说新语”体杂文，陈四益的寓言体杂文，邵燕祥的诗话体杂文，聂绀弩、荒芜、刘征的杂文诗，等等，都在杂文的文体格式上，为当代杂文的百花园增添了新品种、新风采。
　　９０年代新随笔的兴起，更是给新时期杂文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随笔这一杂文形式曾在２０、３０年代兴盛一时，后来由于时代政治思潮的需求不同，渐渐式微。早在１９８２年，唐韬就建议：“应该把杂文的形式更扩大些。……我们可以提倡写随笔式的杂文。”［②⑥］但是，唐韬也指出：“凡是能以这种文体风动一时，名闻天下，甚至压过他的其它作品而为人称道者，大都学殖丰富，才情横溢，对人生现象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②⑦］因此，我们才在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萧乾、施蛰存、王元化、余秋雨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笔下，感受到了新随笔的智慧之美、知识之美和趣味之美。＊
　　①参见拙作《建国十七年杂文发展概观》，《文教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４、５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②秦牧：《不拘一格出杂文》，见《阿Ｑ真地阔了起来》，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第１版。
　　③严秀：《中国新文艺大系（１９７６—１９８２）·杂文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２月第１版。
　　④牧惠：《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第１版。
　　⑤臧克家：《夸〈杂文报〉》，《杂文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１版。
　　⑥见《杂文报》１９８５年３月５日第１版。
　　⑦见《文心雕虫》，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第１版。
　　⑧参见拙作《变异与传承——建国十七年杂文理论管窥》，《福建论坛》（文史哲版）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⑨见《文艺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⑩秦牧：《探索和发展杂文艺术》，《南方日报》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２日第４版。
　　①①《〈杂文界〉创刊缀言》，《杂文报》１９８５年２月５日第１版。
　　①② ②⑤黄裳：《继续走鲁迅的路》，见《阿Ｑ真地阔了起来》一书。
　　①③刘建民、孙珉：《民主盛杂文兴》，《工人日报》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２版。
　　①④唐达成：《散文杂文的繁荣时代必将到来》，《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①⑤唐韬：《我观新时期散文和杂文》，《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①⑥柯灵：《散文的新走向》，《散文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７期。
　　①⑦邵燕祥：《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散文与人》（第五集），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①⑧朱铁志：《杂文的政论 政论的杂文》，《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①⑨叶延滨：《“对号入座”》，见《阿Ｑ真地阔了起来》一书。
　　②⑩林放：《杂文之春》，《文汇报》１９８１年５月３日。
　　②①巴金：《探索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７月第１版。
　　②②牧惠：《驱除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见《牧惠杂文随笔自选集》，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②③黄裳：《杂文的路》，见《杂文创作百家谈》，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１版。
　　②④廖沫沙：《鹿马传·后记》，见《廖沫沙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月第１版。
　　②⑥唐韬：《对杂文的几点意见》，《新观察》１９８２年第２４期。
　　②⑦唐韬：《王友琴作〈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序》，见《唐韬文集》（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78-8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袁勇麟19971997新时期杂文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杂文队伍蔚为壮观，杂文园地迅速扩大，杂文总集和杂文丛书相继出版，杂文组织的建立和杂文作家群的形成，杂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杂文研究的不断拓展。这些都表明了新时期杂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随着杂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杂文形式的突破和创新，让人们看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杂文希望的曙光。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福州78-8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袁勇麟19971997新时期杂文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杂文队伍蔚为壮观，杂文园地迅速扩大，杂文总集和杂文丛书相继出版，杂文组织的建立和杂文作家群的形成，杂文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杂文研究的不断拓展。这些都表明了新时期杂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随着杂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杂文形式的突破和创新，让人们看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杂文希望的曙光。

网载 2013-09-10 2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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