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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万物中的位置

　　秋风论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陆启蒙运动的迥异。需要补充的是，在欧陆的启蒙运动内部，同样也有两种启蒙与复兴的差异。军宁先生引用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来支持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体至尊。这恰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帕斯卡尔是当时天主教内倾向新教立场的法国冉森派的主要发言人。不久前我在巴黎特别参观了他隐修其间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废墟。他的《思想录》中，有一句更着名的话，“没有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是启蒙时代的两位巨人，看起来他们都高举人的思想与理性，但他们恰恰代表了两种启蒙、两种复兴的迥异。
　　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当年奥古斯丁挣扎于个人生命的深渊，最终从希腊哲学向着基督信仰归正，找到了人类智慧的真正归属，就是在恩典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和生命。但中世纪后，天主教会的神学倾向，开始过多的依靠自然神学来解释上帝，高举人类理性或普遍启示。从阿奎那开始，教会开始向着希腊文化掉头，而笛卡尔则开创了一个向着希腊狂奔而去的异教化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上帝”变成一个抽象的、唯理主义的和泛道德化的概念，变成一个彻底希腊化的、柏拉图式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完整的“天父的世界”，从笛卡尔开始断裂了。从此信仰与理性、价值与事实的断裂的二元主义世界观，拆毁了基督信仰。从笛卡尔到康德，启蒙运动一路走上“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一点点剥去，上帝的特殊启示被一点点轻视。所以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一开始都立足于基督信仰，最终却演变成反宗教的浪漫主义狂飙。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天地之间，人的绝对存在从此依据人自身而确立。因人的自负，恩典被取消了。就如加尔文所说，人怎样轻看自己的罪，也就怎样轻看了十字架。于是那一位“T AM WHO I AM”的、自我启示的和道成肉身的上帝，就被拉下了宝座。尽管笛卡尔仍自称为天主教徒，但他的“我思故我在”，对欧洲而言，犹如亚当吃下了第二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帕斯卡尔恰恰针锋相对，反对这种自给自足的傲慢。冉森派的主要神学立场，就是回归奥古斯丁的传统，唯独仰望神的恩典。帕斯卡尔说，“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为指导，唯独基督徒受到约束，要在他之外去寻求耶稣基督留下的救赎之道”。于是他在那个目中无神的时代，说出这句既温暖又令人伤感的话，人的尊严的确在乎他的思想，但“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这个着名的比喻来自圣经《以赛亚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帕斯卡尔看来，没有对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真理的敬畏和顺服，就没有尊严可言，也就无所谓道德。没有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救恩，一根芦苇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此他说，唯有基督信仰才能带来这种人的尊严和地位的确据，“因为上帝不肯在其他的宗教中显出这样的标志（十字架）来”。
　　文艺复兴式的反抗，太过藐视一切超乎理性之上的神圣价值，把每个人的意志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接下来把国家的意志摆在国家的宝座上，就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梦魇。而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却以更谦卑的态度，来认识人在万物中的位置。新教改革同样以最尖锐的立场，反抗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对思想的禁锢，但它的回答是，让我们摆脱那个辖制性的教会体制，回到起初的信、望、爱，回到最初的平安喜乐和敬虔的生活吧，让每个人在个体生命中与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相遇吧。西方近代以来文化复兴的真正源头就在这里。既不是以君王、国家或政党这样的“想象的乌托邦”为本位，但也不以虚假的个人主义的至尊至大为源头。
　　幸运的是，西方的信仰和道德传统在新教改革之后得到了保守和更新，并为这个因“非道德化”的人性张扬而带来的欲望的世代，一直苦苦的守望着。人的真正复兴要回答三个问题，人与真理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万物的关系。自由主义也好，文艺复兴也罢，缺乏对这三个问题的完整回答。文艺复兴是对人与真理的关系的彻底颠覆，自由主义是颠覆之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群己权界”式的修补。只有新教的世界观给出了一种完整的回答，即加尔文主义或叫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第二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基督特定的救赎，第四是圣灵有效的呼召，第五是信仰者永蒙保守，经过世界的苦难，“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五大要点的中心，就是承认人的罪性，并在个人生命和人类历史中敬畏上帝的主权，顺服在爱与公义之下。新教徒相信人性中深藏着以自我为宇宙中心的倾向，真正的恶不是具体的罪行，而是对真理的冒充。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原罪，或政治学上所说的“幽黯意识”。从中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欧陆理性主义所宣称的个体为尊，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导致腐败”的人性预设恰恰是矛盾的。新教徒也相信上帝创造和护理这个世界，这世上有苦难，但这世上也有真理。真理就是至高的善和牺牲的爱。真理本身保证了万事的结局一定是以善胜恶，而不是“为恶所胜”。真理要没有这个本事，真理就不叫真理了。人的全部尊严和价值，就建立在这样牢不可破的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上，这才是帕斯卡尔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相信真理是一项恩典，靠着这恩典人就可以站立，就可以宣称“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在新教徒看来，复兴不是创新，而是恢复。人因着十字架上的代赎，恢复了人与真理的和平，从而能够恢复人与人的平等。人因着对人之上的价值的敬畏，从而领受了在万物中昂首站立，“修理看守”的使命。这就是人在万物中的位置。偏低一点，人就变得比万物更卑贱，但偏高一点，人就变成了自己的偶像。
　　人的尊严和价值，永远不可能凭着各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而得到真正的复兴。人要是找不到敬虔的理由，人就找不回真正的尊严。崔卫平的文章，把文艺复兴的呼唤与反对“拜物教”勾连起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人若坚持认为“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就仍然活在“拜物教”当中，不拜物质，就拜精神，拜的都是自己。你仍然无法摆脱价值相对主义的噩梦，我的欲望和你一样光芒万丈，你无法解释你的精神欲念的正当性，就比别人的物质欲念更高尚、更值得拥有。

王怡 2013-08-23 16:4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