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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1)02-0024-05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体制转型不但没有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反而带来了即期的经济增长。体制转型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这在世界上应该算是一个奇迹。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增长除了要归功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外，卓有成效的宏观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也功不可没。本文拟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出发，对1978～1990年间我国宏观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度分析。
　　一、宏观制度变迁的内容
　　从宏观角度看，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宏观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产权制度多元化
　　产权制度多元化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内容，即所有制结构（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又包括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本文讨论的是前者。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不完全是由经济体系的内部决定的“内生变量”，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决定，所以，我们将其列入外生的“制度”的范畴。在计划体制下，我国长期以国有经济为主，在许多领域甚至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以来，上述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非国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以工业为例，1978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2.8%，1988年增至43.9%，1998年更增至71.9%，20年间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对比正好倒了过来。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既打破了国有经济的垄断，有利于全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经济运行市场化
　　我国改革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改革，体制转型实际上就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化。尽管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开始并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而且曾经受到过激烈的攻击和非难，但事实上这一导向基本上是贯彻始终的，只不过在十四大以后，自发的、分散的、实验性的、局部的市场化改革变得越来越自觉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全国化而己，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一定性的转变，可以看出这一演变过程的大致轮廓。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体现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事务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78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近一半，1988年这一比例降至10%左右，1998年进一步降至不足5%。其他领域如劳动就业、物资流通、价格决定等，情况也有大体类似的变化。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高于计划配置，所以市场化对推动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
　　（三）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以国家为本位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经济利益的分配逐渐向企业本位和个人本位转化。农村改革是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城市改革则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改革的直接意义就是承认企业和农户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不再是完全从属于行政机构的附庸。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之下的农户才真正具有了生产的积极性，才有了80年代初期的农业高速增长。工业企业的情况比农村复杂一些，但正是有了这一看似原始的机制的刺激，企业才有了提高产出效率的内在冲动。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一个合乎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一过程也使得国家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有所下降。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近1/3，1988年降至15.8%，1998年则只有12.8%。国家所占份额的下降尽管不一定全是好事，但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确实对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只是给我国带来了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国际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为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有助于冲击长期闭关锁国给企业和国民带来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开启民智”），使我国逐步回归到国际社会中去。所以，它对我国经济既有直接的、有形的、即期的影响；也有间接的、无形的、长期的影响。
　　二、制度变迁的量化测度：制度变量的设计与资料
　　为了定量分析的方便，本文引入了四个制度变量分别对宏观制度变迁的四个内容进行描述：
　　（一）非国有化率(FGYH)，用来反映产权制度多元化的程度
　　转型时期产权制度多元化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由于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因此非国有化率可以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产总值（或增加值）代表。公式如下：

FGYH＝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二）市场化程度(SCH)，用来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我国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方法有十余种，本文使用的“市场化程度”指标是在参照卢中原、胡鞍钢提出的“市场化指数”指标的基础上略作改动而成的。因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及其变化特征可以从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水平等）配置的市场化和经济参数（价格、汇率、利率等）决定的市场化反映出来，所以市场化指数是上述两个方面按其重要性不同加权合成的一个指数。公式如下：

SCH＝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0.6＋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0.4

　　式中，“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用投资的市场化代表，它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因为这三项投资的规模基本是由市场决定、投资者自主决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参照市场化指数”用价格的市场化代表，它是所有商品价格中不是由国家定价的比重，由于资料的制约，本文使用农产品收购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
　　（三）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反映经济利益分配中国家分配份额的大小
　　公式如下：

CZSR＝国家财政收入／当年GDP

　　其中，国家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
　　（四）对外开放程度(DWKF)，人们习惯上用出口依赖度（出口额／GDP）来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
　　很明显，出口并不是对外开放的唯一内容。所以本文采用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三方面内容的对外开放指数（即这三方面指标占GDP比重的加权平均数）来代表对外开放的程度。公式如下：

DWKF＝进出口总值／GDP*0.4＋对外资产负债总额／GDP*0.3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GDP*0.3

　　1978～1999年我国各年的经济增长资料及相应的制度变量见表1。
　　附图
　　资料来源：1978年～1998年的资料根据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1999年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整理。
　　三、各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分析
　　从上表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经济增长与各制度变量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但各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为了比较各自影响力的大小，本文采用了灰色系统分析中的动态关联分析法。因为这种分析方法不要求知道变量的分布，也不要求变量之间互相独立，所以比较适合对本例的分析。限于篇幅，将计算过程略去，仅将最终计算结果列出（见表2）。该方法使用的指标称为关联度，它是一个介于0～1之间的抽象数值，数值越大，表明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越大，反之亦然。
　　从分析结果看，市场化程度对1978～1999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位居第一。卢中原等人的研究表明，1979～1992年间，我国GNP增长的14%来源于市场化改革的贡献，而且市场化改革与转型时期发生的物价波动和经济波动并无必然联系。表明市场化改革不但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和内在推动力，而且改善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其作用不可低估。
　　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力仅次于市场化改革，名列第二。原因可能在于，第一，非国有经济产权比较明晰，存在国有经济所不具备的硬的预算约束，所以具有相对较高的效率。特别是改革初期，改革成本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非国有企业的负担较轻，更强化了这一优势。以1995年为例，各种经济成份的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依次为：国有企业5.7%（其中大型企业10%，中型企业-1.0%，小型企业-1.9%）；集体企业9.6%：股份制企业11.7%；三资企业12.90%。因此，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支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国有经济的垄断形成了冲击，迫使国有经济提高效率。如此一来，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从壮大经济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两个方面影响着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运行。
　　表2 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联度
　　附图
　　影响力位居第三的因素是对外开放。根据专家测算，对外开放对我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2.45%，在某些地区（如珠江三角州）其贡献率甚至更大一些，有的研究还表明，进出口每增长1%，GDP增长0.524%，其中，进口的GDP弹性为0.388，出口的弹性为0.411，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力要较非国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低。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幅员辽阔，总体对外开放程度低且地区差别大，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推动有关。
　　影响力最小的是利益格局的变动。根据专家测算，1985～1994年间，企业留利水平可以解释企业产出水平增长的8%（前沿生产函数法）或10%（最小平方法OLS）：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但本文的测算并未支持这一观点。原因在于，尽管我国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但企业所得份额并未相应增加。由于企业的税外负担增加过快，企业被“让”出的“利”，又通过其他形形色色的渠道流失了。这些负担抵消了国家让利的政策效应，削弱了企业和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潜力，弱化了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的制度影响力，因此其影响力名列最后就不足为奇了。
　　四、制度边际影响及制度弹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制度变量对1978～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表1的Z1资料计算了四个制度变量（FGYH、SCH、SWKF和GJCZ）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边际影响率。所谓“边际影响率”，是指制度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百分点），GDP定基发展速度增加的单位（百分点）数。实际上就是制度变量（自变量）对于GDP定基发展速度（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利用加权最小平方法(WLS)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制度　　　边际　　　决定系数　　t检验值　　D-W　　　显着水平变量　　影响率　　　(R[2])　　　　　　　　统计量　　　（α）FGYH　　10.557　　　0.741　　　　7.557　　2.355　　　　0.001SCH 　　12.840　　　0.885　　　　8.596　　1.787　　　　0.001GJCZ　　-9.089　　　0.753　　　 -7.070　　2.550　　　　0.001DWKF　　10.251　　　0.739　　　　7.499　　1.989　　　　0.001

　　从计算结果看，非国有化、市场化、对外开放三项变量对经济发展速度都有正的边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比重有负的边际影响，这就对前面的定性分析作了数量上的验证。T检验和D-W检验完全通过，拟合度良好。每一个制度变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比较高的决定系数，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显着水平全部小于0.001，表明分析的可靠程度较高。
　　为了进一步对制度变量的影响力进行研究，还可以测算制度弹性。所谓制度弹性，是指制度变量变化1%，引致宏观经济总量（本例中就是GDP定基发展速度—JJFZ）变化的百分数。实际测算中一般用双对数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代表。各变量的弹性系数见表4。

　　表4　宏观经济总量的制度弹性制度　　弹性系数　　决定系数　　t统计量　F统计量　　显着水平变量　　　　　　　　(R[2])　　　　　　　　　　　　　　（α）FGYH　　 1.505　　　0.828　　　　9.819　　 96.420　　　0.001SCH 　　 1.583　　　0.797　　　　8.869　　 78.656　　　0.001GJCZ　　-0.995　　　0.995　　　-14.050　　220.510　　　0.001DWKF　　 1.007　　　0.917　　　 22.178　　491.858　　　0.001

　　可见，FGYH、SCH、DWKF的弹性系数皆为正值，GJCZ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而且从绝对值上看，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SCH、FGYH、DWKF和GJCZ，进一步验证了灰色系统关联分析的结论可靠性。
　　五、小结
　　1.非国有化——市场化——对外开放，是三个紧密相连的宏观制度变迁的内容，它们不但为1978～1999年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他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2.由于在这三个方面仍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根据测算，我国比较理想的非国有化比重应该在85%～90%之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至少应达到80%；比较合理的对外开放度应在60%左右。而目前这三项指标的值分别只有62.6%、69.4%和33.5%，所以制度变迁的空间还很大。应该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为下一世纪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提供制度保证，所以，“以改革求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一条重要的发展思路。
　　3.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要“变之有度”。应该看到，让利于企业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对经济发展不无贡献。但国家要履行自己的各项职能，也需要最低限度的财力保证。目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以种种不规范的税外项目侵犯企业或农户的合法经济利益，其消极作用比用税收手段公开地敛取财力更大。因此必须坚决改变这种“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局面，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利益结构中的地位，保证“国家该收的收得上，企业该留的留得下，个人该得的得到手”。这应该成为分配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4.宏观制度的变迁上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防患于未然，力争将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动荡减少到最低限度。
《财经科学》成都24～28F10国民经济管理金玉国200120011978～1999年间我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对我国的制度变迁进行了量化测度；计算比较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小；最后测定了各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和弹性系数。制度变迁/制度变量/关系度/制度弹性金玉国 副教授 山东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 济南 250014 作者：《财经科学》成都24～28F10国民经济管理金玉国200120011978～1999年间我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对我国的制度变迁进行了量化测度；计算比较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小；最后测定了各制度变量的边际影响率和弹性系数。制度变迁/制度变量/关系度/制度弹性

网载 2013-09-10 2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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