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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是欧洲文学史上最艰深难懂的作品，连德国人都对它望而生畏。许多德国人只看它易读的上部，不敢翻开它深奥的下部。自1832年《浮士德》全剧发表以来，研究《浮士德》的论着已有几千种，到本世纪之初（《浮士德》发表100周年时）就已达2千种之多。从歌德的同时代人谢林、黑格尔到当代的《浮士德》研究专家，对这部名震环宇的巨着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纳粹统治者——希特勒也要利用《浮士德》，他的御用文人竟把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比喻为浮士德，把希特勒的对外侵略比喻为浮士德开拓事业，把不断进取、不断追求、永不满足、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比喻为纳粹党的战斗精神……。可见，对《浮士德》，既有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也有政治上的歪曲利用。
　　歌德为创作《浮士德》贡献了一生，从20来岁写到80来岁。歌德自己把写《浮士德》看作是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当他临死前一年（1831年）完成了《浮士德》后，他曾欣慰地对他晚年的挚友艾克曼说：“我这一生的今后岁月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偿的赠品，我是否还工作或做什么工作，事实上都无关紧要了。”（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译文略有改动。）但歌德生前却没有把他化费一生心血的《浮士德》全部发表，他把全稿封装捆扎之后，请艾克曼把全稿在他死后再予刊印。（歌德生前发表的仅是《浮士德》的第一部、第二部的第三幕及第一幕的一部分）。歌德在他临死前五天，在给好友威廉·封·洪堡的长信中对此作过解释，他写道：“……我从计划写作浮士德至今已有60年之久……毫无疑问，如果能在生前将这份严肃认真的傻事办成，奉献给我衷心感激的远近各处的亲爱的朋友，让他们与我共享这一作品并听到他们的反应，那将是一种无比快慰的事！当今的世界荒唐而纷乱，所以我相信，我在这项奇异的工作上所付出的诚实的多年如一日的努力将得不到好报，它将被抛在一边像一个报废了的破船躺在沙滩上，接着被时光的沉沙掩埋，指导糊涂行为的糊涂的学说正统治着这个世界。”（注：Trunz:《Faust》,S.469.C.H.Beck Verlay,Müchen 1994.）
　　歌德的一生充满了精神上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使歌德写下了不朽之作），歌德一生又常为人误解，遭人抨击。可是歌德的本性又不善争论，不爱争论。这一切使歌德不愿把复杂的《浮士德》在他生前全部发表。具体的原因也许可归纳为下面三个（注：Boerner:《Goethe》,S.144,rororo-Verlag 1983.）：《浮士德》并不是超越时代的，全剧有具体针对性的段落可能会引起争论，遭到非议，歌德讨厌这种争论和非议。（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浮士德》内容非常复杂，它的全部发表必然引起各种人等对《浮士德》的各种看法，歌德不愿在生前看到对他的作品的种种误解。歌德认为自己这部工作了60年的诗剧是一部并非常人所能知解的不适合大众胃口的严肃的作品。他认为“凡是适合大众胃口的，就广为流传……而严肃的真正优秀的作品难以取得同样的成功。”（注：Boerner:《Goethe》,S.144,rororo-Verlag 1983.）他断然不愿在生前看到他60年的心血“象破船一样躺在沙滩上”受到冷落。（注：Boerner:《Goethe》,S.144,rororo-Verlag 1983.）不仅仅是《浮士德》的内容，它在当时十分超前的（前卫的）形式也难使当时的读者理解和接受（我们今天的许多读者也许还不能全部理解和接受《浮士德》的荒诞、象征、幻想、想象力丰富的表现手法）。《浮士德》极富哲理的内涵、它的概括力、它对许多问题诗化的象征性解答——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容决定了它复杂的形式，使《浮士德》变得莫测高深。但歌德追求的正是“莫测高深”，他说：“我毋宁更认为，一部作品愈莫测高深，愈不易凭知解力去理解，也就越好。”（注：Boerner:《Goethe》,S.144,rororo-Verlag 1983.）
　　正因为《浮士德》是复杂的，立体的、哲理的，所以《浮士德》才如此吸引人，如此说不尽，如此解释不完，如此有价值。歌德1831年7月20日写完《浮士德》全稿后给瑞士画家和艺术史家约翰·亨利·迈耶(1760-1832)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现在全稿放在我的面前，只有很小的地方我还须加以改正，我把它封好，然后它将增加我以后几卷的特殊份量。象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一样，最后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它肯定会使那些善解神色、暗示和小小指点的人感到高兴，他甚至会发现比我能给的更多的东西……”（注：Horst Hartmann:Faustgestalt Faustsage Faustdichtung,Volk undWissen Verlay,1985,S.179.）
　　一部复杂的、哲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往往在接受过程中超过了作者原来的想象，这在接受史上屡见不鲜。
　　歌德在他的自传着作《诗与真》里（中译本书名改为《歌德自传》）说：“我所写出来的一切，只是一大篇自白的片断，这本小书（指《诗与真》——余注）就是想使这篇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注：《歌德自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歌德的每一作品，甚至一首小诗都有创作的契因和缘起，都是他经历、感受、体验、思想的产物。《浮士德》是歌德创作了一生的作品，因此它反映了歌德一生的经历和一生的思想感受。《浮士德》全剧虽然思想非常丰富，但它的核心是浮士德的精神发展。了解歌德所处的时代，歌德的经历，歌德所受的影响及歌德的精神发展是理解浮士德精神发展的前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谁要是不能置身于歌德的《浮士德》所表现的那个追求和怀疑的时代，就会把《浮士德》看成一部奇怪的作品。”（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从浮士德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中我们随处发现歌德自身精神发展的影子。象浮士德一样，歌德的精神发展同样经历了知识追求→爱情、感官享乐追求——政治权力追求——美的文艺追求——事业追求——社会理想追求这几个阶段。我们从歌德创作《浮士德》近60年的全过程中看到了歌德的精神发展全过程，从浮士德的经历中看到了歌德的经历。从浮士德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看到歌德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浮士德》全剧融歌德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宗教观、自然观、科学观、美学观……于一体，它是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从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这一个角度来分析，《浮士德》是歌德的一部精神自传，这部“自传”既反映了歌德实际的生活经历，更反映了歌德自己精神发展和精神追求的经历。
　　从了解歌德所处的时代和歌德的经历和追求为切入口，再来理解《浮士德》，那么难解难读的《浮士德》便会变得易解易读。但是《浮士德》不能仅仅看作歌德的精神自传而已，它还反映了欧洲自15-16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叶拜仑逝世为止的300多年的历史发展，艺术地总结了这300多年的欧洲历史变化，并描绘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图象——人类的前途。
　　浮士德的经历虽体现了歌德的实际经历，但浮士德却并不等于歌德，因为浮士德是一个艺术形象，不是传记人物。他不仅仅代表一个个人，通过“特殊”反映“一般”，他还代表着人类。浮士德既是一个个体形象，又是一个群体（人类）形象，在浮士德身上体现了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前途和人类的理想。因此，《浮士德》是歌德的精神自传这个结论仅仅是理解《浮士德》丰富思想的一把钥匙，这个结论并不能涵盖《浮士德》的全部丰富内容。
　　在研究作品（《浮士德》）和作者（歌德）的关系时（《浮士德》是歌德的精神自传），须避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既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歌德通过浮士德这个形象不是要写他的真正自传（这是《诗与真》的任务），而是要反映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歌德不是要把浮士德一生的经历写得和自己的经历一致，而是要把浮士德的精神世界写得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致。因此，青年歌德虽然没有过与甘泪卿悲剧（《浮士德》女主人公）完全一样的爱情经历，但是浮士德在对甘泪卿恋爱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世界却和青年歌德在对他大学时的女友弗里德丽克恋爱中的精神世界相一致。
　　歌德对《浮士德》究竟体现什么思想这个问题有过一段着名的回答：“人们还来问我在《浮士德》里要体现的是什么观念，仿佛以为我自己懂得这是什么而且说得出来！……恶魔赌输了，而一个一直在艰苦的迷途中挣扎，向较完善境界前进的人终于得到了解救，这当然是一个起作用的、可以解释许多问题的好思想，但这不是什么观念，不是全部戏剧乃至每一幕都以这种观念为根据。倘若我在《浮士德》里所描绘的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生活能够用贯串始终的观念这样一条细绳串在一起，那倒是一件绝妙的玩艺儿哩！”（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7页。）这不是说《浮士德》没有思想和核心思想，而仅是说《浮士德》表达了很多思想，因此无法用一个观念或一句话把它们完全概括。
　　《浮士德》全剧展示了主人公一生的灵魂发展史和人生价值追求史。浮士德的精神发展是全剧的一条主线，他的价值追求目标形成为全剧的戏剧悬念。《浮士德》反映了主人公精神上从小境界到大境界的一个变化中的主观世界，又通过这一变化中的主观世界反映了欧洲300多年变化中的客观世界。
　　如果根据幕次的先后顺序，《浮士德》涉及的内容有文化教育（第一部——或上部——第一部第四场）、私生子等社会问题（第一部的甘泪卿悲剧）、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第二部——或下部——的第一，四幕）、自然科学（生命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第二部第二幕）、美学（诞生“美”的条件，“美”的价值……，第二部第二幕）、文学艺术（第二部第三幕）、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方式（第二部第五幕），最后则涉及人类前途和理想（第二部第五幕）。
　　《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德国着名的民间故事书《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这部民间故事书虽然旨在宣教（它的副标题叫：《给有好奇心的不信神者一个可怕的例子并给他们诚意的警告》），但书中要否定的尘世享乐和科学探讨（原书肯定神造一切，否定科学），客观上却迎合了16世纪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思潮。如果说16世纪的浮士德表现了人对了解外在客观世界的渴望，从而体现了文艺复光的时代特色，18世纪歌德的浮士德则通过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人对认识自己内在主观世界的渴望，从而体现了歌德时代的特色。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更多地要求冲破禁欲主义和宗教束缚（宗教蒙昧）以理解物质世界——客观世界，而18-19世纪之交历史事件纷至沓来的转折时代，人们已更多地要求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主观世界。
　　歌德为了要呈现人的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对德国有关浮士德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改造，并对它反其意而用之。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打赌订约，与民间故事书完全不同了，两者的条件是：魔鬼将尽力满足浮士德提出的种种要求与愿望，但当某个愿望得到实现之后，浮士德面对它的实现高呼：“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并再也提不出别的愿望了，这时，浮士德便得死去，那死后的灵魂便为魔鬼所有，它不能升入天堂，将永远在地狱中受煎熬。这个浮士德能对之高呼“你真美啊”的愿望便成为浮士德的人生最高、最终、最美的追求。歌德的这一改动使《浮士德》有了追求人生价值、追求人生意义的主题。在浮士德不断向“崇高”迈进的追求过程中，靡非斯特是浮士德永不分离的伙伴，他既是浮士德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内在的一个对立面（即靡非斯特是浮士德自我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内在的阻力），又是外在的一个对立面（即靡非斯特是浮士德精神发展的外在的阻力）。浮士德的精神发展便是一个不断克服、战胜内在和外在的“靡非斯特”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的辩证过程。靡非斯特这个对立面不但没有阻碍反而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正像靡非斯特在第一部第三场“书斋”自我介绍时说的“常想作恶，却反将好事促成。”）这使《浮士德》全剧充满了深刻的哲理，使人产生无穷的回味和不尽的联想。全剧叙述了浮士德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愿望，从而体现了浮士德一次比一次更高的境界，与此同时，又显示了一个又一个愿望实现后浮士德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困惑、痛苦和失望。
　　歌德60年的《浮士德》创作史实际上记录了歌德一生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目的的追求史，浮士德一个又一个的愿望正反映了歌德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因此，了解歌德的经历和《浮士德》的创作史是了解《浮士德》何以是歌德精神自传的前提。
　　歌德60年的《浮士德》创作大抵可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一）《浮士德》第一个创作阶段是1772-1775年间（歌德23-26岁）。当时歌德已从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1770年）回到家乡法兰克福挂牌做律师。但歌德无心为别人打官司挣钱（四—五年里只办了二十多件案子），却整日价“不务正业”，舞文弄墨，笔耕不辍，成为歌德一生创作的丰收时期——即德国文学史上的狂飚突进运动时期。歌德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浮士德》在文学史上称为《原浮士德》(Urfaust)，它的内容、情节主要包括浮士德追求知识和追求爱情这两大经历。《原浮士德》里还没有“天上序幕”（上帝和魔鬼的赌赛）这一场，及魔鬼来到人间在浮士德书斋和魔鬼订约的情节（即定稿本《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天上序幕”和第一部第四场“书斋订约”构成全剧（内容和形式）的基本框架，是全剧的核心和纲领，这两场只有到了歌德在人生大舞台上“有一些人生经验”并“四面探索过后”（歌德语）才能写就。它们写成于1800年前后，歌德50来岁的时候。
　　《原浮士德》写了浮士德追求知识的失望及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痛苦。从结构上分析，《原浮士德》中的爱情悲剧是完整的，几乎爱情悲剧的全部场景（除部分文字上的改动外）后来都被移用到定稿本中。歌德青年时代写就的《原浮士德》记下了青年歌德的生活经历。《原浮士德》中涉及的问题有二。一，对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伪科学的不满、对大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的不满，二、对市民女子被始乱终弃的命运的同情、对私生子这样一个当时的社会问题的深切关心。这两个问题都是歌德当时的切身经历。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里对他在两所大学学习时的经历有许多的记述，歌德对大学的不满集中在大学教学内容的陈腐和方法的死板上。因此，浮士德的不满，实际上反映的是歌德的不满。歌德从大学回故乡不久就遇上了法兰克福对一个杀死私生子的市民女子的死刑判决案，这一死刑判决对青年歌德精神上震动绝大。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作家（歌德是这一文学运动的主将）普遍关心德国当时的具体社会问题，歌德这部关心市民女子命运及反对歧视私生子的《原浮士德》可以称得上是欧洲“社会剧”的先驱。
　　《原浮士德》中的爱情悲剧是一部有独特色彩的德国市民悲剧，它同时折射出歌德自己大学时代的爱情痛苦。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时期曾与牧师之女弗里德丽克·布里翁热恋，歌德学成回乡后，却狠心地给她写了一封诀绝信。这个痴心爱着歌德的少女默默地痛苦地承受这一精神打击，她痴心无悔，永守海誓山盟，后来终身不嫁。弗里德丽克的痛苦使歌德深感负疚。德国的歌德专家弗里顿塔尔(Friedenthal)认为歌德把弗里德丽克这个如此单纯美丽并真心爱着他的姑娘狠心抛弃后的负疚心情深深地注入了甘泪卿这一形象之中。正象歌德自己在自传中所说，他不断地把他各时期的经历与感受写进他的文学创作，使自己的创作成为他各时期生活的“自白的片断”。歌德深沉的负疚心情使这部爱情悲剧产生了如此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使甘泪卿这一形象光彩照人，成为欧洲文学画廊中最优美的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之一。
　　此外，《原浮士德》中的浮士德那种不愿忍受任何约束的追求和穷究知识本质的倾向完全是狂飚突进时代精神处于“扩张”时期的歌德的精神上的自我写照。正象德国着名歌德研究家特龙芝(Erich Trunz)所说：“……他（指歌德——余注）不是要把浮士德这个形象和自己一致起来，而是要把剧中呈示的问题和自己的世界一致起来。”（注：Erich Trunz:Goethes Faust.C.H.Beck Verlag,1994,S.478.）
　　（二）歌德在青年时代完成了《原浮士德》后不久。便在1775年（歌德时年26岁）应诸侯小国魏玛的18岁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之邀前往魏玛。歌德抵魏玛不久即被邀参与政事，成为魏玛小公国的政治核心集团的中心人物，一时歌德热心从政：开发矿山、裁减军备、修筑公路、兴修水利、疏浚河流……从1775-1786这10年里他几乎没有什么创作，自然也把未完成的《浮士德》搁置了下来。由于歌德在魏玛10年来的热心从政和改革没有获得理想的成功，反而遭到种种的阻碍，这使歌德的精神感到郁闷和窒息，他迫切需要摆脱这无益的宫廷生活，寻求新的精神解脱，追寻一条新的人生之路，从而去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因此，他在1786年悄然离开魏玛前往他渴慕已久的文学之都和艺术之乡的意大利。歌德在意大利（主要在罗马）逗留了二年，他在那里深刻地研究了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化，并且接受了德国美学史家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罗马文艺的美学终结。温克尔曼认为古希罗马文艺的本质和风格特征即在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也即纯朴、宁静、和谐。歌德认为这样的艺术才是艺术美的最高理想，是“美”的最高境界。歌德天生（自然本性）属于文学艺术，他在意大利重新返回文艺的怀抱，在“无聊而空空”（《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中浮士德语）的从政后在文艺中他重新找回自我和自己生命的价值。歌德把自己重新定位在文艺上而不是在从政上。但经过从政后歌德的重新从文和他青年时代的从文已有些不同。青年时代歌德的从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自发行为——把自己的反抗之声迸发出来，一任情感任意倾泻横溢。歌德从政后的从文更多的已是一种自觉行为，即已清醒地估计到自己创作的教育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中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从政的歌德为人道主义所驱使，努力企图通过改革增加公国的收入，减轻百姓的负担，改善百姓的生活，因此从政的歌德更多的是“物质的”歌德，而重新从文的歌德是“精神的”歌德，他要通过从文“塑造民族的灵魂”。（即这一时期是歌德经历了自己的“政治悲剧”后进入追求“美的艺术”的时期）。
　　歌德在意大利两年为《浮士德》增补了两个场面，即“森林和洞窟”（在这一场里，浮士德在林中洞窟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占有甘泪卿，则将给她带来毁灭，不占有甘泪卿，则将给自己带来痛苦……）及“魔女的炼丹房”（这是浮士德从追求知识到追求爱情的过渡场面。在这一场里，浮士德服魔汤返老还童，以便魔鬼带他去“色的世界”寻求满足，以便魔鬼诱引浮士德在“小世界”——酒与色的世界里呼唤出“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
　　1788年歌德从意大利回返魏玛，他自此之后只愿担任公国文化部门的行政工作，虽然这仍是从政，但歌德对从政的幻想已经破灭，因此他把这份工作仅仅看作是他需加以完成的事务而已了。
　　1790年歌德把他的《原浮士德》题为《浮士德断片》发表，因为它情节不完整，全剧以“教堂”（甘泪卿去教堂向圣母忏悔自己）结束。
　　（三）1790-1797年间歌德完全中断了《浮士德》创作。1794年歌德与席勒结识，在席勒的再三的友好敦促下，歌德在1797年下定决心重新提笔续写困难的《浮士德》。1800年前后歌德写成了“天上序幕”和第一部第四场“书斋订约”，使全剧有了框架和戏剧悬念，1806年完成第一部，1808年第一部发表。
　　“天上序幕”和“书斋订约”使《浮士德》具有了深刻的哲理内涵，使《浮士德》的主题涉及的已是人类的前途（“坦坦正道”还是魔鬼的“邪道”？）和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追求（浮士德将对什么愿望的实现高呼“你真美啊”）。这样，《浮士德》第一部虽然仍继承了《原浮士德》的基本情节，但它已不再是单纯地记录歌德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爱情经历了，而是成为浮士德（歌德）在追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道路上的两个精神发展阶段了（追求知识的悲剧和追求爱情的悲剧）。
　　（四）1806年完成《浮士德》第一部前，歌德已着手写作第二部的第三幕（海伦悲剧），甚至已写及第二部第五幕“子夜”及“埋葬”两场。
　　1797年至1800年间，歌德为他的《浮士德》写下了一个粗线条的大纲。在这个大纲中，歌德把第一部中的浮士德写成了追求生活享受的人（“小世界”），第二部中的浮士德已是一个追求实践享受、创造享受的人（“大世界”）。（注：Erich Trunz:Goethes Faust.C.H.Beck Verlag,1994,S.430.）
　　这一大纲规定了浮士德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大致轨迹，这个轨迹也是歌德自身精神发展的轨迹。歌德1775年去魏玛从政便是歌德迈向“大世界”的第一步，10年从政的失望导致歌德去意大利追求“美的艺术”和“艺术的美”，以便自己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来塑造“民族的灵魂”。《原浮士德》是青年歌德的创作，《浮士德》第一部是中年歌德的创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则基本上完成于歌德的晚年。1808年出版第一部后直至1824年，歌德又长时期地停止了《浮士德》创作，直至1825年才重新提笔，惨淡经营，孜孜不倦，直至1831年完成。
　　1827年歌德为《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海伦》的单独发表写过一篇类似“内容简介”的所谓“通告”，歌德写道：“浮士德的性格，是在从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发展出来的高度上，展示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般的人世局限中感到焦燥与不适，认为据有最高的知识、享受最美的财富，哪怕最低限度地满足他的渴望，都是不能达到的；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他因此向各方面追求，却越来越不幸地转了回来。”（注：Erich Trunz:Goethes Faust.C.H.Beck Verlag,1994,S.444。译文转引自冯至着《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4页。）
　　这是歌德自己对浮士德性格的刻划，并说明了这种性格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这段话也是歌德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处境的一个解剖。歌德象浮士德一样，曾向四面追求，他追求过知识、爱情、从政改良，失败后又追求古典艺术理想……任一个个失败，“越来越不幸地转了回来”。
　　《浮士德》的第二部主要是宫廷情节。从宫廷情节中又派生出海伦情节（即第二、三两幕）。歌德在魏玛的宫廷经历为他写第二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海伦情节又与歌德的意大利之行有密切联系。因此，浮士德的追求知识和爱情（第一部），浮士德的追求政治权力（第二部第一幕）、追求美的艺术和艺术的美（第二部第二、三两幕），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次序上都与歌德的经历和精神追求相一致。《浮士德》下部（或第二部）中浮士德精神追求的阶段可分为政治（即：权力）追求→艺术追求→事业追求→理想追求。这几个阶段的追求在境界上都脱离了小气，脱离了精神与境界上的“小世界”，即所有这些追求尽管在行为上是个体的，但在本质上却不是为个人的而是为群体的。在内容和结构上，《浮士德》第二部可用八个字概括：即现实（第一幕）→幻想（第二、三幕）→现实（第9幕及第五幕前半）→理想（第五幕结束部分）。歌德对浮士德的艺术追求——美的追求运用了文学上的幻想形式：歌德让浮士德去古希腊的国土上追寻海伦的亡魂，他与海伦亡魂结合并生下儿子欧福良。这象征含意是：歌德试图把古希腊文化的人文精神——理想精神（海伦）和德国文化（浮士德）结合起来，即试图把为当时德国文化人所美化的希腊精神（理想精神）移植到德国来，让北方的落后闭塞的德国沐浴在南方的希腊文明的阳光之下。但欧福良学飞摔死，海伦重又飞升上天，浮士德追求美的幻想最终成为泡影。歌德到了晚年终于认识到：理想的希腊文明无法在落后的德国“安家落户”“繁衍后代”！歌德自己说过（见《歌德谈话录》中译本第150页），欧福良象征他钦佩的拜仑。拜仑可以无所约束，放任自己，但歌德不能，德国的环境（国情）限制了歌德。德国的着名日尔曼学者贡道尔夫(Gundolf)说：“歌德赞颂拿破仑，赞颂拜仑，并不是一个弱者在强者面前奴性的自卑，而是一个受了拘束的狄坦（Titan，巨神）在羡慕他的弟兄们能够畅所欲为。”（注：转引自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68页。）拿破仑、拜仑可以畅所欲为（并畅所欲言），而歌德则不能！浮士德追求美的艺术、追求希腊精神最终成为悲剧。尽管希腊文明在德国不能成为现实，但它可以教育人（浮士德），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因此经历了海伦悲剧后的浮士德重回现实（第9幕），在高山之巅立下变沧海为桑田的壮志雄心。浮士德假借魔鬼法力以假乱真，用音乐造成万马千军之势，帮助国王吓退了叛军，国家这才重新获得了稳定，国王为此恩赐给浮士?一片海疆。浮士德从此自己发号施令，头上没有主子，按自己的旨意，率领众百姓建成了事业（第五幕）。这事业即用新的科学技术战胜海水（自然），变沧海为桑田的事业，它同时也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的事业。
　　这一“事业”是歌德没有亲自经历过的，歌德没有建立过这样的事业，但他渴望建立这一事业。歌德从政时，头上一直有主子—公爵，他曾渴望通过“君主教育”把公爵改造成与他一样的人道主义者，这个努力最终证明失败了，这是歌德自己的政治悲剧。在歌德一生中，歌德的政治悲剧同时也是歌德的事业悲剧。
　　歌德一抵魏玛(1775)至出走意大利(1786)一直在魏玛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对象——贵族女子史泰因夫人。歌德在这10多年里，真诚、坦白、热烈地向这位极有见识、极有修养、极有学问、时带病容面貌极其平平的夫人敞开心扉，诉说他全部内心深处的秘密，虽同住一地，却鱼雁不断。1786年7月9日（歌德从政10年后），在他给史泰因夫人的信中称自己给公爵做事无异是一个“傻瓜”。他写道：“谁要是主管行政工作，而不是掌权的主人，那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市侩就是一个捣蛋鬼或者一个傻瓜。”（注：H.Tummler:Goethe als Staatsmann.S.25.）早在1781年3月10日歌德给史泰因夫人的信中歌德已对“君主教育”失望，已觉醒到改造公爵的不可能。他写道：“我现在一点也不再感到惊讶，这些君主们大多数都是这么疯狂、愚蠢和荒唐……他（指公爵——余注）最大的毛病我也注意到了。尽管他对善事、好事十分热衷，可是他行善时也不象在为非作歹时那样怡然自得……当他想给自己干点好事的时候，总要干点荒唐的事情出来，那怕是啃蜡烛这样的蠢事他也会干。可惜从这事看出，这是最深刻的本性使然，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注：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1页。）到了晚年歌德痛心地评价青年时代就结下友情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说：“卡尔·奥古斯特从来没有理解过我。”（注：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6页。）歌德通过自己的从政理解到头上有主子是如何地妨害着自己去建立事业。浮士德追求事业其实是浮士德追求政治权力（从政）的一个延伸。“从政”导致了政治悲剧，根源是“头上的主子”（权力受限），浮士德追求事业，并建成了事业，它的前提便是“头上没有主子”（权力无限）。浮士德“追求事业”虽不是歌德的经历，却是歌德内心的心声，它反映了歌德从政过程的最深的体验（即：要搞事业必须自己发号施令）。歌德通过浮士德建立事业实现了他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
　　浮士德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不断追求者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感到满足，这正是永远在追求完美的歌德的精神上的一幅自我肖象。浮士德从自己亲自建立事业的过程中体验到他指挥的黎民百姓还不是“自由的人民”，这海滨的桑田还不是“自由的土地”。已近百岁的浮士德此时此刻尤如已经83岁的歌德一样面对未来的理想，呼唤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出现。浮士德把他能对之高呼“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啊”的至高理想凝铸在下述几行诗中：

我愿意看见这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那时我将对这一瞬间呼唤：“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

　　浮士德的这一理想便是歌德的理想。
　　这一理想世界的核心归结于“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人民”这两个概念之上，而核心的核心又是“自由”这个概念。这是歌德对完美的人类社会的最高度最集中的概括。这个概括让学者们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自由”是个相对概念，它在政治、经济、生活、科学……各个领域中的含意因时代之不同而不同，它随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的发展而发展。这个发展永无终点、永无绝期，因此“自由”永远处在不完美中，於是也就永远不存在一个绝对领域里的至善至美的“自由”以及至善至美的“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土地”。因此歌德的“自由”及他的“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土地”既是存在的（就其相对意义），又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就其绝对意义）。但正是它的绝对意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体现了浮士德这个人类形象追求的无终极性（无限性）。这个无终极性（即无最终的完美理想和完美目标）又正好反映了（符合了）浮士德积极进取、永不满足的本性。与此同时，浮士德的这种本性又反映了浮士德追求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完美无缺的目标所具有的悲剧性（所以《浮士德》为歌德命名为悲剧）——即追求完美并为此竭尽努力永远是、不得不是悲剧性的！浮士德的这两种本性正是歌德的本性（是歌德精神上的自我写照）。歌德永远在追求、在积极进取，他的一生便是这方面的明证；歌德又永远在追求完美——至善至美。因此歌德的“智慧的最后断案”既反映了现实的歌德的一个现实世界，也反映了不现实的歌德的不现实的理想世界！
　　最后，笔者要再次强调，把《浮士德》看作是歌德的精神自传（即浮士德的经历和他的精神发展诸阶段其实反映了歌德自己的经历和精神发展诸阶段，浮士德的理想也是歌德自己的理想），这一见解和结论并不能涵盖《浮士德》全部复杂的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这一结论必须以熟知歌德一生的经历、所处时代和精神追求的历史为前提，因此这一结论正是进一步深刻理解《浮士德》的一把钥匙。歌德历来强调文艺创作中“通过特殊表现一般”这一基本规律，因此歌德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把浮士德仅写成为精神上的一个自我，他要通过浮士德这个“特殊”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这个“一般”，反映人的普遍的精神追求、人对自我不断地再认识这个“一般”。歌德通过浮士德写了人类的前途和理想，写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歌德还通过浮士德不断变化中的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反映了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欧洲不断变化中的物质世界——客观世界。第一部第一场浮士德在“夜”中即象征浮士德在15-16世纪的中世纪的黑暗；第二部第三幕欧福良之死象征拜仑之死（从16世纪到歌德时代的拜仑），第二部第一、四两幕写了欧洲封建社会的没落；第五幕则写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确立。因此《浮士德》象征地反映了15-16世纪至拜仑逝世欧洲300多年的历史，并对这3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概括。
　　不过，以上的总结还不能包括《浮士德》的全部内容，还必须添上一句：《浮士德》是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关于歌德的哲学观、文艺观、自然哲学观、宗教观、美学思想等等，人们都可在《浮士德》中找到答案，这不是“散文化的”答案，而是“诗化的”答案。《浮士德》常看常新，随着自己阅历的丰富与年岁的增长，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地得到发现、启迪和教益。
　　
　　
　　
戏剧艺术沪31～42J4外国文学研究余匡复19991999“《浮士德》是歌德的精神自传”这一结论不能涵盖《浮士德》全部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它却是打开《浮士德》丰富思想宝藏的一把钥匙。　　浮士德变化中的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反映了欧洲300多年变化中的物质世界——客观世界；浮士德这个特殊个体反映了人类这个普遍群体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认识和思考；《浮士德》还是诗化形式（不是“散文化”形式）的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　　Faust is an autobiography of Goethe's inner world.This co-nclusion could not embrace all the rich content of the Faust,but provides us with a key to it.The changing inner world ofFaust mirrors the social changes in Europe over the period ofthree hundred years and more.In addition,the aspiration ofFaust as a special individual reflects man's pursuit of idealsocieties,and her ponder o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余匡复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作者：戏剧艺术沪31～42J4外国文学研究余匡复19991999“《浮士德》是歌德的精神自传”这一结论不能涵盖《浮士德》全部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它却是打开《浮士德》丰富思想宝藏的一把钥匙。　　浮士德变化中的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反映了欧洲300多年变化中的物质世界——客观世界；浮士德这个特殊个体反映了人类这个普遍群体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认识和思考；《浮士德》还是诗化形式（不是“散文化”形式）的歌德思想的百科全书。　　Faust is an autobiography of Goethe's inner world.This co-nclusion could not embrace all the rich content of the Faust,but provides us with a key to it.The changing inner world ofFaust mirrors the social changes in Europe over the period ofthree hundred years and more.In addition,the aspiration ofFaust as a special individual reflects man's pursuit of idealsocieties,and her ponder o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网载 2013-09-10 2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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