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我们都是“世纪病人”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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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桦是诗人、作家,他曾获得过全国优秀诗歌奖,但他似乎又并不以文学为业。他有多种经历,曾入伍当兵、下海经商,远走国外。在2014年,他卷土重来发表了长篇小说《世纪病人》。小说用黑色幽默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边缘人的生存与精神状况。欲罢不能的过去与无可奈何的现状打造出的这个“世纪病人”,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更让人不由得悲从中来。


讲述者“李晓桦”一出现,是一个“领着刚满十五岁的儿子,站在加拿大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西区——这所被叫做麦吉的中学门前”的父亲。这个场景的设定,使李晓桦一开始就处在了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他离开了祖国,自我放逐于异国他乡;他也不可能进入加国的主流文化,这一尴尬的个人处境注定了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和精神地位。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李晓桦矛盾、茫然、无根、无望、有来路无去处的精神处境。在应对了无意义生活的同时,他只能将思绪安放在曾经经历的历史或过去。


一切都破碎了。历史与现实都已经是难以拾掇的碎片,既不能连缀又难以割舍。进亦忧退亦忧,前路茫茫无知己。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家为心之所在。我之所以要还乡,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把心安放。可我发现我无法找到。因为,家为心之所在,而心在流浪中已不知遗忘在何处。心丢了,家何在啊?!”小说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精神遗产的风韵,也许,只有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作家,才有如此痛苦的诗意,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和悲剧性,才会写得如此风流倜傥一览无余。


文学史反复证实,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首先是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十九世纪的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契诃夫等共同创造的“多余人”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日本的“逃遁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这些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时期文学成就。中国二三十年代也出现了不同的“多余人”形象,如鲁迅笔下的涓生、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新时期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写实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王朔的“玩主”等,也是这个“多余人”形象谱系的当代表达。


“世纪病人”是这个谱系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还在追问关于归属、尊严、孤独、价值等终极问题。他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放弃中有不舍。他的不彻底性不是他个人的问题,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属性。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孤魂野鬼式的落魄以及心有不甘的那份余勇,都如此恰如其分地击中我们的内心。于是我想到,我们都是世纪病人。



来源:北京青年报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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