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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革命与哲学创新 生物技术时代的伦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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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有一部分是特定的非哲学的问题：技术问题（是否成熟和安全，是否能够产生正常的婴儿）、社会问题（是否合法、是否会带来政治冲突等，产前孤儿，代理母亲的权益、产前性别鉴定，被专制者利用）、心理问题（是否符合心理习惯和承受力、代理母亲导致的代际混乱）。而这些问题所代表的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冲突的本质是人性原则与技术原则之间的冲突，即在被认为是人性原则（如生命神圣、人类尊严等）的东西与被认为是技术原则（如生命质量、繁殖合理性等）之间的冲突。
冲突如何解决？通常有两种方案：一是修正人性原则以适应技术原则，二是修正和限制技术原则以适应伦理原则。后者比较简单，比如禁止克隆人。而前者的理由有：第一，人性本来就是一直处在自我丰富的过程中。比如生殖控制，并不是现代技术才有的事情；第二，技术原则受到科学的支持，而科学在近代一直被认为有着最高的精神价值，它客观、有效、造福于人类，因此科学的原则本来就是符合人性的原则。
这两种冲突的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之上，即确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原则”或“技术原则”，以致另一个不那么永恒的原则需要屈从这个永恒的原则。但在我看来，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性是历史的，而且是由技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性空间。人性与世界也不是相互外在的两件事情。技术作为人性空间的开辟者，同时也是世界的开辟者。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如果说伦理是人性的守护者，那么，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好的技术会维护自然和人性，如庄子的庖丁解牛；坏的伦理也有可能违反自然和人性，如礼教吃人。
破除了这种形而上学前提之后，伦理何以可能？伦理建基于技术所开辟的世界之“世界性”，即“自然”人之“人性”，因而是自然和人性的守护神。伦理对技术的约束，与其说是具体技术手段的约束，不如说是对技术本身的“技术性”的“看护”。如果一种新技术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形成断裂，则就会引起伦理的强烈反应。令人担忧的事情正在于，生物技术这种最敏感的技术，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对世界之“世界性”和人之“人性”的建构功能，从而使得原始技术和新技术之间形成断裂，这种断裂提示人们的是“生活世界”本身的丧失。
以生育控制为例：阻止生育（避孕术）、帮助生育（人工受精、克隆人）、控制生育的质量（遗传疾病预测、产前诊断）、产前性别鉴定等，说明生命神圣原则与生命质量原则之间的抉择、人类敏殖的理性化，必然带来人类繁殖的工程化。
支持生物技术的一方会援引历史上道德本身进化的实例来说明，传统伦理道德受到新的人类境况的挑战，最后总是会适应这种新的情况而诞生新的伦理规范。技术方面的问题，政治—社会—法律方面的问题，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或迟或早都会有个解决方案的。
他们还可以提出，人类力图改变“自然状态”并不是一种新鲜事，从人类文明一开始，技术的进化就意味着对自然进化的背离。在对待人类自身的繁殖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背离“自然状态”的企图，那么，传统伦理规范面对由此而来的诸多伦理问题，最合理的选择是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技术发展的需要。
因此，深刻的问题仍在于，技术对于自然状态的背离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伦理的？生物技术时代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醒目和骇人听闻的方式，强化了这一深刻的问题。由于“技术”和“伦理”同时涉及到“自然”和“人性”最内在的问题，因此问题似乎还可以表述成技术和伦理在涉及自然人性时，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伦理是在技术所开辟的世界和人性的空间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后验的规范，对新技术行使其合法的监督和约束。换言之，正是技术赋予了伦理以超越的权力。但前提是，技术总是在提供一种世界构造和人性构造。
问题在于，新技术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对世界之“世界性”和人之“人性”的建构功能，从而使得原始技术与新技术之间形成断裂。生物技术所引起的巨大的恐慌，本质上不是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而是人类对“生活世界”之丧失的恐惧。
社会科学报沪⑤B2科学技术哲学吴国盛20032003新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其本质是人性原则与技术原则之间的冲突，生物技术所引起的巨大的恐慌，不是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而是人类对“生活世界”之丧失的恐惧。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 作者：社会科学报沪⑤B2科学技术哲学吴国盛20032003新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其本质是人性原则与技术原则之间的冲突，生物技术所引起的巨大的恐慌，不是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而是人类对“生活世界”之丧失的恐惧。
网载 2013-09-10 20: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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