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表现真诚："牛棚"中的毛主席像荐书

簡體傳統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

——真诚与表现真诚

1965 年底，教育处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挖出深藏的敌人，决定将包括业中、业大、技校在内的业余教育系统全部集中到一业中内，并成立了统一的“文革”领导小组，张××、朱××、黄××、王××等“左派”被指定为领导小组成员。

当时各单位被揪出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集中到一间大教室里住下，而且男女不分。人们习惯地把这种集中管制“牛鬼蛇神”的地方叫做“牛棚”。我记得有业大的校长朱霈镛、技校的校长朱建侯等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业中的语文老师余秉汉、江枫桥，数学老师高华翰（女），史地老师×××，再就是三业中的我，大概一共有七八个人。每人占用四张课桌，白天学习写交代材料，晚上当床铺睡觉。

星期六宣布把我们集中到“牛棚”，大部分人星期天就按指定时间到位了，只有一业中的史地老师（忘了名字）没报到，但行李到了。星期一，我们吃完早饭刚回来，只见领导小组的成员和积极分子拿来了非常大的大字报盖在这位老师的床铺上，上面写着：“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以死抗拒革命决没有好下场！”

“牛棚”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接着，领导小组召集全体老师到会议室开会。我们在“牛棚”内待命。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朱××到“牛棚”来宣布纪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阶级决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按：《毛主席语录》就在旁边，但我坚持不去查对，为的是呈现我现时的“记忆形态”。下同。）

你们听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新形势下清理阶级队伍，把台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把占住意识形态领域散布腐朽的封资修思想的反动学术权威打翻在地，还要把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因此，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伟大的节日，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对于你们来说，既不要心存任何侥幸，以为可以蒙混过关，这是不可能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当然，更不要抵制顽抗，抵制顽抗就是死路一条。有的人就是这么干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革命的风暴面前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了，他居然用投江自杀来对抗革命，这除了暴露他地主阶级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和死不悔改的绝望本性，还能动摇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根毫毛吗？！他倒是给善良的革命群众上了一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所以，我现在代表领导小组向你们宣布审查期间的革命纪律：

一、不准外出，一切行动必须请示汇报；

二、不许串供，不许交头接耳；

三、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

×××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有四五十岁吧，人瘦瘦高高、脸长长黑黑，向来沉默寡言，形影孤单，听说他爱人死了，爱人的妹妹跟了他。我只和他见面点点头，不说话的。他突然投江自杀究竟是什么原因（一业中离长江蒋家墩码头很近，蒋家墩在“文革”中改成“红钢城”），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是否平反了也不知道，对于我，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但当时他的“自杀”给牛棚笼罩的阴影是令人窒息的。

从法律上讲，“自杀”应明显地区别于“他杀”，但“文革”中这样的“自杀”人们该做如何的解释呢？讲究因果论的人，对于这样的“自杀”该做如何的因果归咎呢？在监狱中，我虽然没有再想到这个人，但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它就是，我的任何言行的后果除了我自己的原因，我自己承担，没有任何外部的原因或外部的影响。或套用黑格尔的话说，“我必须在横逆面前承担自己的罪责以便挺身为一自由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客观上为那些不能推诿其咎的社会及其决策者们开脱了罪责，是不是对那些事实上不能为自己负责的弱势群体或不幸的人太不公平——应该是吧——但对于我，必须这样面对自己的行为，我已经没有要求别人的权利了，我被剥夺已光。同时，我只能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活着来看待一切、证明一切。然而，这已是后来很久的事了。

眼前，我只能惶恐地过着每日的“牛棚”生活。

记忆是非常奇怪的东西，你搞不懂它。在“牛棚”的时间并不长，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虽然不能与后来监狱中的日子相比，或许也因为后来监狱的日子使“牛棚”的记忆漂浮得漫画化了，几乎全是可笑的事情。有三个人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是江枫桥。此公系武钢教育系统名流，据说年轻时候在延安待过，当过文艺杂志编辑，有相当深的人生阅历，不知为何屈居武钢——其实武钢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这就难免在日常闲谈中口出狂言，还说了些对“文革旗手”江青不敬甚至猥亵的话。平常可以摆老资格，运动一来，用不着谁特意挑刺，顺手便可拈来大把的黑话，所以他当“老运动员”是当出名了的，每次运动绝对跑不掉他，可最后总也奈何不了他。这一次就格外不同了，单单一个“攻击旗手江青同志”便可打你入十八层地狱。

在“牛棚”中，他首先占住了门口左侧的“第一把交椅”，通风而且方便，他胖得偏偏不怕冷。第一晚上床（上桌）我注意到他的动作很特别，我们都是先坐到床上，再抬腿上床。他不，先用一个小板凳（自家带来）垫脚，两手撑在床上，当右脚抬到床上时，并不马上翻身上床，而是“定格”在那里；开始我很奇怪这个姿式，待我刚刚奇怪还没退出意识，突然一串电光炮式屁响—让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全都吓了一大跳！——还要全身抖几抖，将余屁放光，才翻身上床。更奇怪的是，每天如此，定时定式定量。你说，他在门口，每晚睡觉前一串屁，让全屋的大家如何受得！最可怜的要算睡在中间的女数学老师高华翰，我记不得为什么非要女老师睡在中间，男老师全都靠墙。她原是头朝门睡的，顺风，她有鼻炎，屁响之后她像被噩梦惊醒了样疯狂地坐了起来，披头散发，抓起眼镜抱起被子往门口走（除了外面的长呢大衣盖在被上，她根本不脱衣睡），又很快转回来将枕头换到里面，蒙起头睡，整个动作都伴随着一句话：“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解放”后，谈起这件事，我只好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自嘲：“我们早在群众大批判之前就已经被他的电光炮般的响屁批判得死去活来了。”

第二个是朱建侯。这个“走资派”的风格和刚才的“反动权威”完全不一样，是个阴阳怪气的人。他的相貌和神态现在回想起来颇有点像动漫人物“史努比”（不不，我说的是米老鼠系列中最后出现的侦探父子造型）。脸上有两处超常的地方，一处是眉眼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常人高出两倍，所以使得眉毛总是高高的，眼睛总是眯眯的，可你别以为他迷迷敦敦不清醒，恰恰相反，正是太过精明小算盘打得太抠，技校的群众几乎没有不恨他的。另一处是鼻唇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常人高出一倍半，使得鼻头短而上翘，嘴唇薄而下啄。不知道他有什么病，那神态总给人病入膏肓的样子，动作极其迟缓；不断上厕所，提着裤子回来，开始了他的奇怪表演。他也自家带来了一个像滚筒样的圆凳，往床上一放，上面再垫一个特制的棉圈，然后爬上床坐到圆凳上，身体慢慢后仰，一直仰到腿抬起来，形成以圆凳为支点的大钝角平衡态，如此形状竟然可以维持四五分钟之久，可以想象他的腹肌会练到怎样发达的程度。事完后，慢慢坐正，下床，系好裤子，然后深深地吸两口气，在长椅上坐着闭目养神半个多小时。整个过程，一板一眼，旁若无人，丝毫没有“蹲牛棚”不便或不好意思的感觉。

也是“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有“脱肛”的毛病。

第三个是余秉汉。“牛鬼蛇神”中数他年龄最长，头发短而白，眉毛也白了，但脸色红润，总是正襟危坐，脊背挺直，两手笼袖妥在腹前，目不斜视地看着面前摊在桌上的“毛泽东选集”，鼻子极轻微地哼哼着，大概是默读的气息之声吧。他做笔记或听报告做笔记很特别，全用汉语拼音记录，正正规规，一笔不苟。余老先生的字可谓撇捺皆剑，苍茫遒劲。当时我就想，他或许不应该是前国民党银行高级职员，而应该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才是。

我这样看着别人的“风景”，说不定别人也同样看着我的“风景”。在“牛棚”中我年纪最轻。或许是我要帮忙高华翰老师将中间的“床”早收晚铺，白天改成我俩学习用的课桌对面而坐，也或许高老师是个女的需要有人搭理帮衬，所以，高老师对我很好。武汉冬天奇冷。“牛棚”当然是不能取暖的。我家在汉口，带的衣物不够御寒，高老师坚持要我穿她的长黑呢大衣。当我穿上大衣出现在公共场合如动员大会上时，我的画家朋友王粤禾老师就忍不住在背后小声打趣：“哪里来了个于连呀。”不知谁打了小报告，这下我可惨了，当即要我回到“牛棚”将大衣脱下来，理由是不准“串联”：

到现在还要顽固地散布资产阶级那一套腐朽的东西！

我从家里带来了一尊毛主席塑料像，塑料里面掺和了荧光粉，所以晚上它能闪着荧光。白天学习我就把它摆在我的桌前，形成了一个标志。这在当时太普通不过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挨批的由头。在批判我时，有一个技校的老师站起来，用一种在行于虚伪而深谙虚伪的模拟口气讽刺着：

你看他多么虔诚地把毛主席的像摆在自己桌子的中央，好像随时都在向人表示我有多么忠诚，我有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看他的头发，你看他今天穿着从地主资本家的大少奶那里风流来的黑呢大衣的样子，你能嗅得出有哪一点气味是无产阶级的吗？没有，绝对没有，有的是十足的暗中嘲笑地得意和明目张胆地挑衅，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得很，猖狂得很，猖狂到公然向无产阶级示威的地步。

这些批判的用语可以不去管它，也可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但有一个问题长久地搁在我的心里：我的行为是真诚的，还是伪善的？对毛主席，或对“文化大革命”，我是真心的，还是虚情假意，或半心半意？例如，在“牛棚”中，和那些人相比，我革命吗？是我真实，还是他们比我真实？或许，在这些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中，当时我敢肯定我是真的，但后来才意识到我对我肯定的“真”并不真懂为“真”。

即便在当时，说实在的，这样的问题，不问很自信，例如我坚信“我比谁读马恩列斯毛都读得认真”，“我是扞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战士”，但要真的问起来，则越问越糊涂。例如，对自己的某些看似平常的行为，以为怀着真诚的信念和感情，但只要反躬自问“真的如此吗？”，当下的“直接性”没有不被某种“隔”间隔开来的。

后来我真的问过我自己：“为什么要摆毛主席像？”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为与其说是内心的信念，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需要，甚至潜在地就是一种“区别”标志；而“给别人看”分明又是无对象性的，要打倒你的人根本不会看，不打倒你的人无所谓看不看，相信你的人反而觉得很滑稽，等等。所以，即便这个行为的当时，只要认真反问一下，绝对不难意识到，它其实是自保意义上的自欺或自我安慰，很蠢的自我需要而已。

相反，“牛棚” 中的其他人，都“ 老成” 到、“ 世故” 到或“反动”到不需要这样的表现了，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无效”。我当时为什么总相信会“有效”呢？唯一可以成为支撑理由的只能是—自以为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我懂所以我信。

一场“文革”对于我的意义，往简单里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换句话说，原来那么坚信的“懂”怎么会都漂浮起来了呢？这对我往后走上“哲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

2002 年春　动笔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
张志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1

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却又抱持独有的清醒独立，堪称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包括三本首次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小说阅读经验》和《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书中，张志扬谈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谈他阅读小说和电影的所思所感，彰显其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独特气质，同时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学人引导者的一生，可谓罕有而可贵的私人记忆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