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人性是人类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常新、永远充满无穷魅力的话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既不因每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能思考、都在思考而使答案变得不言而喻，也不因其复杂繁难、缠绕不清而使思想家们望而却步。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人的存在本性，形成反映时代精神的人性论，并以此为根基构建各自的理论大厦。深入研究我们还发现，不但任何社会思想体系都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基石，而且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度的架构、机制的运行、文化的变迁、价值的选择和理想的建构等社会活动最深刻的根源和背后的根本依托都是一定的人性论。由于复杂的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历史问题不敢或忽视了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当代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人们发现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到最后不但都触及到这个理论硬核，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这个硬核的突破，人们再也无法回避它了。因此，分析和考察已有的人性论，建构当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人性论是当代思想家们所面对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本文根据社会价值论提出“价值人”理论，试图为当代社会发展奠定新的人性论基础。
　　一、超越“经济人”和“道德人”理论
　　人性论中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容。但就重构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性论基础来说，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性的利己和利他问题。当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肇始于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争论。
　　斯密的“经济人”有三层含义：第一，人是自私的；第二，人的自私性主要表现为对个人物质利益无止境的最大追求；第三，人对直接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其作用机制是市场供求规律即“看不见的手”。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出的“道德人”的理论核心则在于强调个人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在于张扬人的利他本性。一个思想家在他一生中所致力于构造的思想体系中似乎提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人性论。这个令人费解的“亚当·斯密问题”引起了后人无休止的争论。
　　当前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即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性论选择，学术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性论基础是“道德人”，市场经济的人性论基础是“经济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人性论前提——“经济人”。二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都是以斯密的“经济人”理论为根本导向的。由于这个错误的人性论导向，使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彻底扭转改革的“经济人”导向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三是认为“经济人”和“道德人”所揭示的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是人性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现实中分属于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是人在不同的活动领域所遵循的不同的原则。所以既要承认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要用“道德人”来矫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系列弊端，形象说法是“市场经济要和雷锋精神相结合”。
　　比较而言，在迄今人们以谋生为主的所有生存型社会中（相对的是在人类生存问题基本解决后的发展型社会），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运行的支配性原则，“经济人”有着更强的解释能力。而且，作为对我国传统的人性观念的否定，应该说，论证和挖掘“经济人”所蕴含的人性利己论对一些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理论上“经济人”不是对人性的完整规定，用它来概括人性的总体存在，既不符合斯密本人的思想，也不符合人类生活的现实，更不能体现完整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如果我们机械地选择“经济人”作为改革的人性论基础，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亦步亦趋地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从社会实践上看，虽然斯密以后西方社会顺利地把“经济人”作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人性论基石，但是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和众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思想家们正在不断反思和批判“经济人”这一人性论基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向“社会本位论”亲近的迹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也不满意于斯密的“经济人”的狭隘的理论解释能力，因而赋予它广义的解释。例如，在贝克尔等人那里，个体利益的内涵远不限于斯密所说的物质利益，而是可以涵盖个人所追求的任何目标。这种新“经济人”理论大量地渗透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传统领域，以致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种新“经济人”理论虽然仍在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中来看待人性，是不完善的，但这种变化本身说明斯密的传统的“经济人”已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道德人”所包含的人性利他论在理论上的偏颇和“经济人”的错误是一样的。在实践中，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人性论基础正是“道德人”思想，其弊端也十分清楚。而传统的社会体制的人性论基础也是“道德人”的翻版。因而，想以“道德人”为导向，企图使社会发展的车轮退回旧的社会体制中去的观点，既无理论根据，又无实践基础，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从本质上剖析，“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人性论范式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人性的内在矛盾（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作了一种对立、割裂的理解。因此如果企图把两者混合折衷、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看似全面，实则是一种逃避矛盾的偷懒的做法，于事无补。笔者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超越“经济人”和“道德人”，建构新的人性论。
　　二、“价值人”——社会价值论视野中的人性
　　价值就是客体对人的意义和效应。从社会价值论的角度分析，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所以在总体意义上，人不是“经济人”、“道德人”和其他的“什么人”，而是“价值人”。“价值人”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准确、比较全面地概括人的存在的根本特性和总体特征。人是每一个价值体系的主体和核心，人的本性就展现在整个价值体系的运行过程之中：在主体自我需要的驱动下，并以需要为尺度和指向，借助于中介系统，利用或改造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不断满足主体自身需要。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发展，人的需要、能力、中介系统、客体的状态以及价值运行的方式和规则都愈来愈得到提升和变得复杂化。“价值人”的理论内涵可以概括为：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为从自我需要出发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价值活动；价值最大化是人进行价值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人从自我出发的价值活动内在地蕴含着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理想人格是个性和类潜能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价值人”理论表明，根本不存在不从自我需要出发的价值活动。否则，整个价值体系将失去运行的动力、方向和标准。这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的：“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所有价值活动都从自我出发，但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层次高低不同。从“经济人”对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无止境追求到“道德人”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从罪犯杀人放火到科学巨匠为社会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都是人从自我出发的价值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价值人”，在基本的人性层面，人人都一样，罪犯和伟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人和人性作出统一的科学的理解。
　　但是“价值人”理论和“性恶论”（“人性自私论”、“人性利己论”）有着本质区别。从主体的内在方面讲，人的价值活动的性质是由他的价值观决定的。而在人的价值观结构中内在地包含着个体和社会这两极的因素，体现着两极之间的张力。人既是个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生物遗传、社会文化积淀和社会关系塑造的产物。从自我价值需要出发既可以导致极端的利己主义，也可以导致“无私”的自我牺牲。从主体的外在方面讲，个人和社会在价值上是一种相互规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价值的大小最终要由个人来规定，要由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来衡量。离开了这一点，社会就失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失去了存在意义。另一方面，个体价值要由社会来规定，要由个体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衡量。社会是个体进行价值活动的大舞台，社会价值及其评价作用不但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强大力量，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而且以内化、渗透等多种形式镶嵌在个体的人性结构中。人的价值活动的根基和出发点是个体“自我”，而从个体到社会则是人的价值活动的必由之路，人的价值活动的性质和层次就在于他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也就是说，个体价值的层次取决于社会价值在他身上的实现程度，充分的个体自我价值和充分的社会价值是一致的，两极相通。
　　同样，“价值人”理论更不等同于“人性利他论”。“价值人”理论否认那种绝对的、纯粹的“利他”行为存在的可能性。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据。例如，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的那些崇高的行为同样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我们对他评价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要自我和无私，而是因为他们更好地实现了一种更大的“我”，实现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高级形式，是人生价值的升华。这样理解，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的人格形象和魅力就有了人性论的基础。
　　“价值人”在说明人的存在本性时是以主体的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在说明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是以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价值融合为主旨，因而它有着巨大的理论解释、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能力，是对“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超越。
　　首先，“经济人”所说的人的利己本性和“道德人”所说的人的利他本性可以统一于“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实现。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应该说，经济人理论所描述的人的利己本性和道德人所描述的人对他人的同情、关心乃至奉献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无可否认的社会现实，都是人性的现实表现。但是二者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拼凑相加，而是统一于“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实现。
　　其次，“价值人”吸收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合理成分，又纠正了其片面性。“经济人”把人理解为一种一心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这在生存型社会中比较符合人们的大多数的经验观察，但是，由于它忽视了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所以无法解释人的种种经济生活以外的行为。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在用“经济人”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交往中的人的种种行为后，只好认为“无私”是一种例外，是“圣人”行为。贝克尔等人的新“经济人”理论虽然概括了几乎人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进步，但没能成功地说明人的个性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并最终突破斯密的理论范式。“价值人”在扬弃了它的弊端的同时，也吸收了“经济人”（从自我出发）、“道德人”（强调社会价值）和新“经济人”（对人的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概括）等人性论的合理因素，并把它们有效地整合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之中，因而是对它们的超越。
　　第三，用“价值人”来指导实践，避免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在实践中的两难境地。今天，若以“经济人”和“道德人”为指导，人们就既要承认人的利己行为的现实合理性，同时又给予极低的道德评价；既要承认无私和利他行为的道德高尚性，同时又感到难以普及和现实化，似乎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价值人”以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透视和指导社会现实，重构社会价值观念，伸张人的价值和自由个性，同时为社会整体价值奠定了个人价值这个坚实的基础，是当代社会改革的人性论基石。
　　三、改革与“价值人”
　　着名的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朗菲指出：“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令人担忧的时代里活下去，就必须准备好对价值体系作一次必要的翻修。”（注：贝塔朗菲、拉维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价值人”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细胞和生长点，也是其建构原则。改革就是解构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复杂过程，也就是对社会价值体系的“翻修”过程。我们必须尽快确立“价值人”在改革理论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首先要批判旧的人性论，明确改革的“价值人”导向。过去虽然我们表面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性论，但实际上是在奉行一种僵化的错误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背弃了马克思的“自由个性”的光辉人性论思想，通过把鲜活的人性硬塞进僵死的框架，形成了人性论的教条。它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个人的活动的出发点不应当从自我出发，认为以人的自我的价值实现和追求为动力和目的的活动在道德上是一种“恶”的行为，高尚的人格形象都是一些“无私”、“无我”的人。进而，一切和个人相关的东西（私人财产、私生活、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等）都遭到了整个社会的贬抑。似乎社会的整体价值可以没有个体价值这个坚实的基础。旧的人性论虽然丝毫没有改变“人性”本身，但其危害却是多方面的：1.社会整体价值失去了个人价值的这个根本基础，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幻的存在，成了一个包含着巨大危机的泡沫。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表现得异常突出。2.按照这种人性论来设计的各种制度和道德规范效率低下，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3.由于失去了制度的保障，使人对个人价值的追求畸形发展。一方面个人自我价值追求偏离了真正的社会价值指向，人性中恶的一面肆意横行，野心家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人们拼命地把个人价值隐藏起来（不可能放弃），或者用整体价值的外衣包装起来，这样虚伪之风和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社会蔓延。4.当国门打开时，无法应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形势和新的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挑战和冲击。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反思，我们终于明白，人是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制度是手段，是为人而存在的，应该以人为尺度来构建和变革，而不是相反；人性是建构社会的轴心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性原则在各个领域的贯彻和运用，所以社会发展的人性化一定是历史潮流的根本方向；人性的丰富和实现程度无疑要受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人性不断地得到发育和实现的过程，越是先进的社会就越是人性充分地实现的社会。因此社会制度的人性化也应是我们进行社会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有了这样一些共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确立新的人性论。遗憾的是，虽然今天已很少有人再将人性论的研究视为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日益认识到人性论的重建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虽然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已碰到了“人性论解放”这个关节点和突破口，实践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已突破旧的人性论教条，但是时至今日，新的人性论却仍未确立。反过来，这种理论的滞后状况又严重地束缚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要尽快确立“价值人”理论，明确改革的“价值人”导向，并在今后的实践中自觉地运用它。
　　其次，要用“价值人”理论去设计我们的各项社会体制和各个领域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价值人”为改革的根本导向，除了树立“价值人”的人格形象，用它来教育人、引导人、规范人外，更重要的在于，要自觉地以它为理论基础来建构新的社会体制、设计改革方案。应该说，作为“价值人”在经济领域中特殊表现的“经济人”理论在我们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不自觉地得到了应用，因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但是经济以外的领域不能以“经济人”理论为指导来制定改革方案，而且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所遇到的深层次的问题也不可能用“经济人”理论来解决。要用“价值人”这个新的人性论基础从总体上设计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方案。基本思路是：新的体制要立足于激发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立足于人的个性和类潜能的自由全面发展，给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制度安排以及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制度改革和创新要在怎样实现和保证个人价值和社会整体价值一致上下功夫，而不是企图教育人们抑制人的自我价值追求；社会体制的设计，不但要从经济学角度，而且要着眼于广义的社会价值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多种因素）角度，努力地体现价值最大化、价值创造和价值回报相平衡的原则，重新设置和评价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相互关系，合理配置各种价值资源；要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和人的不同价值层次的追求来建构社会机制，尤其是精神文化层面的运行机制；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要重新确立和自觉地运用“价值人”这一新的人性论基础，真正进行理论创新，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思想支持。
　　第三，要用“价值人”理论来分析和透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若干重大社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棘手的问题，如国企改革问题、权力腐败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文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大体上可以说，是由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体制和规范已逐步瓦解，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因而产生体制的真空所致，所以它们最终的解决都依赖于新的体制的建构和制度创新。但是比体制更深刻的东西是人性，人性是体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样，我们用什么样的人性论来分析和透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我们新体制建构的过程和性质，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当前我们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一筹莫展，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是用一种旧的人性论来分析和看待这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产权问题，它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人性论来理解和建构不同的价值主体及其关系，尤其是企业家和企业本身之间的价值一致关系。但是我们对企业家和工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公仆”和“主人”的旧的观念上，在这种旧的观念指导下很难想像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能有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当下应做的是要把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价值主体（包括企业和国家这样的集合主体）真正当作“价值人”来看待，认真研究不同价值主体的不同价值需要，从这些不同需要出发，重新建构有关价值创造、价值追求和价值分配等各方面的机制。又比如，关于当前的道德问题，也有一个道德观念的转变和道德规范的重建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问题是要实现人性论的转变，以“价值人”为基点重新确立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我们在全社会所要树立的理想的道德人格不应是没有自由个性、主体性不强、不注重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人，而是自由个性充分发展、自我价值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和谐统一的人。我们过去对“模范”和“英雄”的宣传都忽视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这个角度，因而使这种宣传越来越失去真实性、生动性和感召力，宣传成了说教。再比如，关于权力腐败问题，目前人们都认识到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关键，不再仅仅期望对“公仆”们加强思想教育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反腐败斗争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地存在。这里有一个治“标”和治“本”的问题。具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用旧的人性论来分析和看待问题，应当看到，“官员”也是从自我出发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价值人”，没有这个认识作基础，自然就难以建立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包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因此我们应当从“价值人”理论出发对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所有者重新进行定位，按照主体价值最大化、价值创造和价值回报平衡原则重新创立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使执行权力的人的个人价值和他们所担当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社会价值达到动态的平衡和一致。总之，只有确立了“价值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和人性论前提，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几次大的思想解放，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应该说最彻底的思想解放是关于“人”的思想解放，是人性论的思想解放，今天理论的储备和实践的发展都表明这个解放应该开始了。“价值人”理论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性论，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和现时代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以它为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总结和反思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经验，重新设计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方案，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天津社会科学》39～44B1哲学原理庞井君20012001人性问题是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和根本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人性论选择。批判旧的人性论，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人性论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因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困境无法充当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性论基础。从社会价值论角度提出的“价值人”理论，把人看作价值存在，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从自我需要出发的价值活动，并合理地阐释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是对“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超越，具有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社会实践指导能力。在改革中，要自觉地以“价值人”为导向和理论基础，分析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制定社会改革方案。价值人/经济人/道德人/人性/改革庞井君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39～44B1哲学原理庞井君20012001人性问题是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和根本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人性论选择。批判旧的人性论，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人性论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因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困境无法充当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性论基础。从社会价值论角度提出的“价值人”理论，把人看作价值存在，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从自我需要出发的价值活动，并合理地阐释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是对“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超越，具有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和社会实践指导能力。在改革中，要自觉地以“价值人”为导向和理论基础，分析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制定社会改革方案。价值人/经济人/道德人/人性/改革

网载 2013-09-10 20:59:0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