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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处在尴尬的境地。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美的探讨由于无法与现实的审美实践相沟通而被束之高阁了，而现代以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形下而上”的美学也在后现代艺术[1]的光怪陆离之中失去了建构自己的支点，在一派眩惑之中迷失了自身。如果说，肯尼克的《传统美学是否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一文，和语义分析美学的美学不是科学的提法已使得美学十分尴尬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学家们面对审美的世界，大多都有一种相形见绌、无地自容之感。在全国性美学会议上，几位着名的美学家感慨到：不仅全国有名的艺术展评、影视评奖、文学大奖赛的评审人中没有美学家被邀参加，就连地方性的选美大赛这种最要求具有美学原则的活动，在评委中也没有居住在当地的着名美学家的座位。美学家正在被我们这个充满了审美形象的世界遗忘。与此同时，美学的圈子也越来越小，美学的读者也越来越少，与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轰轰烈烈和80年代初人们争购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教材的情形相比，“美学”二字，尽管其中的“美”字使人容易联想到美人、美钞、美国等具有诱惑性的名词，但只要这“美”跟“学”加到一起便失去了魅力。尽管新的美学体系一本本地出书，新的“亨利”、新的“斯坦”的大着被一部部译过来，而精明的书商，却总是把这“美”和“学”加在一起的新书征订单悄悄地窒息在了纸篓中。
　　　　1、美学需要科学？
　　托马斯·门罗在他的《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中写到，“从人类及其全部作品（包括艺术在内）都是自然现象这一意义上说，美学就应该是一门自然科学”，因此，“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描述性的探究”，是一种以“实验态度”为主的“实验美学”。但这种“实验美学”与费希纳提出的“实验美学”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实验操作，前者却只是一种实验态度。随着自然科学和横向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心理学美学、科学方法论美学层出不穷。美学需要科学，从1750年鲍姆嘉通在他的《美学》一书中对美学的界定开始，就已有了端倪。鲍氏说：“美，指教导以怎样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论的美学的任务。”[2]从此，美学既作为哲学认识论，又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就诞生了。但是，真正的“科学美学”却产生于20世纪，来自于对19世纪的形上而下的哲学思辩美学的反拔。“这主要是一种归纳的、严格说来是经验的方法,是费希纳所大胆开创的‘从下而上'的方法。”[3]当代的美学家虽然对于实验美学的失败记忆犹新，但每当他们感到美学问题扯不清楚时，无不把希望的眼光投向了自然科学。被传是马克思撰写的《亚美利加大百科全书美学词条》中那种对于美学将借助于科学而得到最终解答的话，曾使不少美学大师激动不已。用新的自然科学方法探讨美学问题，并不等于实验美学和科学主义，但它却表现出了处在长久困惑之中的美学家们为美学获得新生而做的努力。美学的确需要科学，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需要科学的结论。然而，美学毕竟是一种人文科学，审美毕竟是一种情感一价值活动，是一种无法设计模型、定量分析的复杂的过程。而且，即使有一天，科学发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对美的一些根本问题阐释是那样的绝对和无可争辩，对审美过程的描述是那样的精确，那么，这种描述和阐释也还只是一种经院式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不是“怎么样”和“怎样做”。因而，在知道美是什么和不知道美是什么之间，在实际的审美中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全部的探讨，在借助于科学的光辉而闪耀时，只要一面对实际的审美问题，就处在尴尬的境地。
　　　　2、美学需要实用？
　　美学走向实用，这是本世纪以来美学所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倾向之一。美的人皆可以欣赏但又不容易说清楚“什么是美？”的特点，说明美学本来就应该与审美实践紧密相连的。约翰·杜威用他的实用哲学看问题，认为审美经验与日常的生活经验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针对哲学美学、科学美学并不解决实际的美学问题的缺憾，实用美学应运而生，而且很快得到了普及推广。建筑美学、劳动美学、技枝美学、服务美学、爱情美学、服饰美学、商业美学、广告美学，等等，实用美学的范畴已经涵盖了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领域，生活有多丰富，实用美学也就有多繁杂。由于实用美学的直接功利价值，如商业美学有助于人们挣钱，爱情美学有助于沟通异性间的情感，服饰美学有利于人体外表装饰，因而比起传统的非实用美学来，自然多了一些读者。实用美学已成为近年来大多数文科自费专科生的必修课。实用美学的教材出了一本又一本。主编实用美学教材的，有美学专家，但更多的却是其他专业的年青教师和党政人员。然而，纵览一下我们的实用美学，却只是一般的美学原理与具体的专业技术操作的拼凑。只要能找到一些美学原理和具体行业的特殊要求，稍加演绎和比附，某一门类的实用美学就宣告诞生了。然而，这种来自于一般美学原理和特殊技术操作的实用美学，并不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如旅游美学，它只能说明旅游的心理动机来自于审美需要，但普通的旅游学中对于旅游心理和动机的分析甚至比这种旅游美学更为具体、更为全面，至于旅游中的管理和操作问题，旅游学中讲得更为真实、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化，因而比起相对外行的实用美学来也就真正能起到实用的作用。所以，当旅游美学到了旅游局去寻找知音时，却吃了闭门羹。再如商业美学，现代商人没有一个不把美观与赚钱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讲究设计美、装潢美、广告美、交际美、饮宴美，而且还有美人计等许多我们的实用美学家连想都想不到的“美学手段”。美学家一旦降到了美学操作的水平，必然会在失去了理论建树的同时，又在现实中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实际的审美操作者，从而面临双重的尴尬。
　　　　3、美学需要大众化？
　　有感天美学的深奥艰涩，与它“美”的头衔极不相称的现实，有人提出了大众美学[4]。这种“大众美学”与专业美学的区别在于，它不是高谈阔论美的一系列问题，而是谈论生活中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审美事实。一句话，生活中充满了美学问题，就连“厕所里也有美学问题”[5]。无疑，从生活实践，从老百姓的切身体验中谈美学问题，把美学从玄学中解放出来，对于进行美育、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能力、美化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大众美学”是个容易产生误解的提法，它把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一种美学学科混淆了，似乎它是一个与专业美学相对的人民大众的美学，类似？于工农兵学哲学、工农兵批林批孔，在把美学从玄学的手中解放出的同时，又把美学庸俗化了。美学曾作为一个哲学的分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精英文化，是一种高雅的学术。如果否认这一点，也就等于否认了美学的存在。眼下我们的美学不是不大众化，相反倒是十分的大众化，甚至到了泛化、淡化的地步。如什么爱情美学、公关美学、交际美学、环卫美学、居室美学、房室美学、厕所美学、集邮美学、庞物美学、足球美学、武术美学、围棋美学等等，就已经露脸面世的已难以计数，它跟实用美学一样，在繁荣美学的同时也解构着美学。美学从莫测高深的玄学一下子变成了人皆可以为之的了。也许是受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的影响，《走向实用的美学》[6]，“走向革命的美学”[7]，“走向……的美学”已成为时髦，但唯有这“走向大众的美学”却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连邮票贩子也成了集邮美学家，那我们的美学教授、美学博士、美学博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4、美学需要大辩论？
　　50年代的中国大陆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展开了美学上空前未有的大讨论、大辩论，在一派“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相互指责中冒出了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实践派，还有什么无派而派的调和派等。美学专家与工农兵群众之间，知名教授与自己的学生之间，都为了挣得唯物主义的桂冠而唇枪舌剑、反目为仇。因为在当时，人们似乎都感到唯心主义对我们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危害无比，故尔非致其于死地不可。这种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无疑也带来了美学上的一时繁荣。许多初出茅庐之人在这种大气候下往往会因一二篇批判文章而声名显赫、成名成家，成为受到国人广泛注意的人物。然而，随着大气候的变化俱往矣，今天的美学家在自己成了博导，成了着作等身之人时，仍是知之者甚少，回顾50年代的盛况，难免有生不逢时之慨。但也有一些聪明人在研究50年代时得到一个发现，这就是争鸣、商榷、论战，火药味越浓越好、争论越激烈、反响越大越好，于是就有一些急先锋、拚命三郎应运而生。只要你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我就跟你针锋相对，批你个痛快淋漓再说。你越是名人越好。于是美学界名人成了带腥的鱼，只要一钻出水面就招来苍蝇。借批判名人而使自己成为“黑马”大爆冷门，有人戏称为“借场练功”。我有一位朋友，在初尝批判的甜果后，竟在醉洒中也大叫：战斗！战斗！我要战斗了！[8]这种“战斗”激情，一方面显示了勇于探索、敢于批判的大无畏精神，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也往往暴露出急功近利所带来的盲目和冲动。学术论辩本是一件相互激励、取长补短的好事。但由于美学先天的语义不清（与呆痴症不无关系），使讨论者双方往往难以形成真正的对话和共识，争来争去，牛头不对马嘴，难免意气用事，在文雅的辞藻中浸透着人性的缺陷，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另外，把学术问题不再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时代性进步，对于那些热衷于借意识形态之“场”而大显身手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个限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谁想把一个学术问题搞得轰动全国（象50年代那样），这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美学的轰动效应随着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形态间对立的缓和而成了隔日黄花。
　　美学的人皆可以指点江山、创设新观点的任意性，和人皆可以对之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奴隶性，正好说明了美学自身的不成熟和它的虚假性。正如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美学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命题”，或者说是“语言批判”。维氏的说法的确有取消美学之嫌，但也不妨认为他为美学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能性。在一种语义不清的批判中，成就的不是美学的科学化，而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闹剧。真理都是简单明了的，不争而明最为高。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争而不鸣的商榷中呢？
　　　　5、美学需要立家立派？
　　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形成的美学派别，发展到今天，都有较强的师承关系。各派之间虽然不再公开战斗，但冷战也并未由此而消失。虽然新的美学派别也在出现，但在影响上、规模和地位上都不象前者那样根深叶茂。有些人有感于西方美学流派林立的现状，无不想贪图一下独树一帜的风光，于是除了与权威派别、派首展开论辩以外，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与实用美学、大众美学的泛化相比，专业美学或基础美学也在快速繁衍和急剧分化，诸如小说美学、散文美学、诗歌美学、戏剧美学、悲剧美学、喜剧美学、杂文美学、小品美学、报告文学美学、书法美学、篆刻美学、风格美学等等，有多少种艺术种类和文学体裁，有多少种艺术理论范畴，就有多少种新的美学。与此同时，借助于种种不同的方法论而产生新的美学体系更是五花八门。什么系统美学、模糊美学、心理美学、全息(±)美学、反熵美学、耗散美学、协同美学、数学美学、生物美学、进化美学等。与宗教相联系的有宗教美学、佛教美学、道教美学、基督教美学等。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有自由美学、存在美学、个性美学、丑美学，以及眼下最为抢手的“解……美学”、“后……美学”。这些美学新体系在促进美学向精确化、具体化、扩展化发展方面的确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但同时，这种美学体系泛化的结果，又必然会使美学在繁荣的同时，象大众美学一样消解在不断冒出的新名词之中。
　　与这种美学体系的遍地开花相一致的是，美的定义也越来越新、越来越多。什么审美是生命过程，审美是完满交流，审美是知音[9]，等等，往往在一个人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出这许多的不同定义。
　　如同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是高度的分化，另一方面又是高度的综合一样，美学也同样面临着分化和综合的问题。一味地为了立家立派而依附于新的名词建立新体系，必然会导致美学上的“人口过剩”，现在正是美学上该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了。
　　　　6、美学需要赞助？
　　当文化市场开放，出版成了买方市场后，美学家的事业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窘境。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大师的“封笔之作”印数不过千册，一般美学工作者出书之难就可想而知了。自费出书和自己包销，往往使出书者个人把成千上万的积蓄垫了进出，而书出来后却往往卖不出去。由此，近10年来，出书者把眼光投向国家、省市各有关部门的出书补贴和企业的赞助上。学术需要资助，美学更需要赞助。然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不能相交。实际上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很好的经济效益不一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但没有经济效益又何来社会效益？当国家和企业每年拨出数百万元所换来的只是作者住房中的书满为患时，这种资助究竟会有什么价值呢？随着美学的大众化和普泛化，能写美学书的人越来越多，对资助的期望也越来越强。在这种强烈的出版欲望与极低的社会效益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需要，即对于资助需要的需要，这就是发展自我的需要、谋生的需要、晋升的需要。因此，美学成果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处在尴尬的境地。
　　　　7、美学需要为完成崇高使命而具有的忍耐精神？
　　有感于商潮的冲击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许多有抱负的美学家并未由此而认同于这种社会现实，而是更加激起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用自己的口和笔痛斥金钱社会的堕落，呼唤着审美创造者和欣赏者、美学理论工作者的良知。他们要美学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纯化世风的伟大责任。然而，这种壮举换来的却只是空谷回音。商品社会所带来的文化消费浪潮正在势不可挡地冲击着人们旧有的美学观念。人们审美、创造美已不再是为了某种使命，而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享受。感叹也好，谴责也好，统统被淹没在了五光十色的后审美文化的喧嚣之中。遭受冷落是一代严肃的正统美学家们最大的痛苦，即使想决斗，也找不到应斗的敌手。于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有沉默和忍耐。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战斗，于无声处听惊雷。文化大革命的10年灾害，忍过去了不就又是一个新天地吗？这种忍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的目的却在于恢复失落了的人文精神，恢复美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
　　审美现象（包括文学艺术）本来就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商品消费的双重属性。审美作用本身就具有文化消费的意义。只有在文化消费中，在身心两方面的愉悦和享受中，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才能显示出自身的意义。“寓教于乐”，先有乐，然后才有“教”。现在是一个审美信息膨胀的时代，从影视到文学再到生活，到处都是形象的媚态和形象的诱惑。审美主体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已无所适从了。只要你打开电视，多得连你也数不清的节目会象蜂窝里的蜜蜂一样向你扑来，直到你精疲力尽，酣然入睡为止。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提倡沉默和忍耐，其结果只能是；不是在沉默中爆发，而是在沉默中死亡。
　　　　8、美学需要革命？
　　有位青年美学工作者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走向革命的美学和艺术”[10]。认为，科技革命必然引起美学革命。在人类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期间（文艺复兴到18世纪），美学问世了，并作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与牛顿力学理论雄霸人类科学殿堂相比，古典主义美学家正试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精神王国，这个时期是小说、音乐和绘画的时代。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科学技术又开始了第二次革命，原子结构新理论的提出、量子论、相对论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等，不仅超越了牛顿力学，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这种科学革命相适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建立同时以探讨审美经验为主的“科学美学”和“分析美学”也取代了德国古典美学那种对于“绝对美”和“纯粹美”的形而上学追求。在艺术形式上便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诞生。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到现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已悄悄开始，一个信息的时代正在来临。以生物遗传工程、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信息通讯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以新老“三论”为代表的新理论，为哲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新的艺术媒介正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科技的巨大进步带来了大量准艺术、亚艺术的出现和复制，如MTV、镭射卡拉ok、太空舞等。同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审美的倾向越来越淡化，等等。科技和艺术形式、审美方式的变化正在给美学和艺术的观念带来彻底的改造。美学的革命正在到来。
　　随着美学观念的改造，不仅需要对美学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对象和范围进行新的规范和范围和研究，而且更需要对艺术价值、艺术观念和美学自身价值和观念的重新认识，必然要求美学家们在自己的观念上进行一次弃旧图新的革命。然而，仔细观察，这种“走向革命的美学”，并不是自身的主动革命，而是被时代潮所裹协的被动应付。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适应这种由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巨变着的艺术世界和审美世界。它忽视了现代艺术既依赖于科技进步，又反对科技进步的现实。如针对复制、模仿的技术生产而产生的“过程艺术”及其理论。美学需要革命，但这种“走向革命的美学”却并不能带来人们最为需要的东西。
　　综观以上几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又不依赖于单独的某一个方面。任何一种需要在其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潜藏着不合理的一面。如说美学需要科学，这种提法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为美学找到几乎是不可能的阐释学上的最终定位。但这种脱离实用的阐释，必然会导致自身价值的失落。说美学需要实用，这的确体现了当代社会对美学的要求但现在的“实用美学”却只是一般美学原理的推演和各种行业操作技术的拼凑，除了理论上的贫乏外，也缺乏实用价值。究其因在于美学的实用有自身的规律和中介因素、它离不开美学理论的指导，而我们的实用美学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说美学需要大众化，的确表现出一种人皆可为美学的民主精神和反权威思想，但这一建立在现阶段文明基础上的设想，只能是脱离了现实的幻想。大众搞美学，无疑会把美学消解在大众的盲目热情之中。说美学需要大辩论，这的确不失为一种促进学术繁荣的方式，但辩论只能制造一种气氛，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50年代的大辩论尽管振耳欲聋，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未解决。真理都是至简至明的，不一定非要通过辩论才能得到。说美学需要立家立派，这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探索者的学术个性。但利用美学的不成熟和边缘性而把立家立派作为一种奋斗目标，只能产生自我标榜，自卖自夸的摊贩学术，最终会把美学淹没在叫卖声中。说美学需要赞助，的确是孜孜学子的心声。中国的社科工作者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辛勤耕耘，不求名利，一心向学，如果终身为之奋斗的学术成果最终不能付梓面世，又怎能瞑目安息呢？但是，当美学的市场正在消失了的时候，这种赞助岂不成了浪费？说美学面对低谷需要守志，需要沉默和忍耐，这对那些尚未学会游泳就想匆匆下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不失为一种诚挚的劝告，但在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面前，采取这样消极顽抗的态度，不是显得渺小和荒唐吗？说美学需要革命，的确符合美学的现状和自身存在发展的要求，但当这种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对审美观念和审美现象世界的改造，而是相反，它只是技术革命和现象世界的消极后果时，“革命的美学”或“美学的革命”与“变化的美学”或者“美学的变化”又有什么区别呢？“革命”这个曾令一些人胆寒，又曾令一些人振奋的口号，它将为美学带来些什么呢？
　　或许有人说，美学的低潮来自于商潮的冲击，但孰不知，富商豪贾对于美洒、美色、美饰的追求绝不亚于美学家。汹涌的商潮更需要审美的推波助澜，仅居室装饰一项，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现在每年就达到1000多亿元，而且这还只是开头，上涨势头更旺，而服饰、城建、装潢等方面的巨额投资并不是景响了美学的发展，相反，倒是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我们目前的这中不是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而是相形见绌的美学，暴露出来的并不是外界引起的传染病，而是自身发育不良所引起的痴呆症─对现实社会缺乏反应能力。这种痴呆症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学脱离了现实的需要。
　　如果说，美学曾借助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热潮而出现过繁荣的话，那么，随着这种热潮的减退，美学走入低谷亦在情理之中。只是在这种潮起潮落中，美学自身的痼疾─先天呆痴症并未得到克服。美学对于现实反应的迟钝，在美学大师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不管外面刮什么风，下什么雨，大师们依然故我地宣讲自己的体系，完善自己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体系的封闭性和经院性。既不能做终极的阐释和关怀，又不能指导实践，因而只是闭门造车，在思辩的王国中独步六合。而无名晚辈们在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实用美学”时所进行的拼凑和杂糅，又表现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在阐释和指导的双重贫乏中，把美学推向“大众美学”的盲目热潮。因此，当代美学最需要的就是通过自我调节来根治这种呆痴症和浮躁症。
　　注释
　　[1]关于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可参见姚文放《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倾向及其意义》一文，见《文史哲》1994年第1期。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97页。
　　[3]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页。
　　[4][5]洪毅然《大众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10]屈选《走向革命的美学和艺术》，《当文艺思潮》1985年第4期。
　　[8]麦克《我的朋友张宇鸿》，《西北师大校报》1994年6月。
　　[9]叶知秋《审美即“知音”》，《文艺研究》1993年第4期，叶知秋《论“自调节审美论”的虚幻性和危害性》，《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作者　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阳晓儒〕
　　
　　
　　
学术论坛南宁86-91B7美学王建疆19951995 作者：学术论坛南宁86-91B7美学王建疆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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